拾荒者

拾荒老人

一个人在城市生活，生活中就免不了两种东西：快递和外卖。

其实我这个人生活习惯还可以，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点外卖，但我基本顿顿吃食堂，一年吃外卖的次数两只手都数得过来。但工作以后，虽然我自己会做饭，但由于一个人生活，没有了分工优势和规模效应——一个人开伙做饭，下班要买菜，回来要择菜洗菜，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完了之后还得洗锅洗碗——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成本太高，效用太低，实在划不来。

两个人就不一样了。首先，分工提高效率。你负责下班买菜，我做饭，完了我刷锅，你洗碗，成本被分摊了。其次，还有规模效应。做两个人的饭的成本其实跟做一个人的饭差不多，但收获的是两份快乐。神奇的地方在于，即使你一个人把所有的活儿全干了，收获的还是两份快乐。

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学最早的时候叫“家政学”，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开个玩笑）。

但是因为我一个人嘛，所以，除了在单位的时候当然还是吃食堂，在家的时候从理性角度出发，我也不得不选择吃外卖。

除了外卖，还有网购。我网购的频率并不高，且买书居多，所以每次收快递，一般都是大大小小的纸箱子。

我们小区有好几个地方有垃圾桶，我上班路上就会经过两处。有几个阿姨，看起来应该六七十岁了，每天早晨都在垃圾桶旁边翻捡废品。我扔垃圾的时候碰到她们，一般都会跟她们打招呼。如果有纸箱子，我会单独拎出来给她们，没有纸箱子的时候，我就跟她们说，今天全是外卖（垃圾），阿姨，这波您就不用找了。

一来二去，跟这些阿姨就有点熟了，有时候周末下楼扔垃圾，也会跟她们多聊几句。

这一聊，就发现问题了。

捡我们楼下垃圾这阿姨，姓金。这金阿姨呀，是老北京人，正儿八经的国企退休职工，自己在二环还有一套三居室，正在对外出租，每月退休金和租金收入加起来，快小两万。现在住这个小区，是住女儿家，帮忙带带孩子，自己年纪大了，有什么事儿，有女儿在身边，也方便些。

在普通人眼中，拾荒，整日与垃圾为伍，当然不是体面的工作。

我之前也一直以为，在小区拾荒的老人，要么家庭条件比较一般，捡垃圾为了补贴家用；要么年轻的时候是农民（不是歧视，我们家也是农民），一辈子操劳惯了，老了闲不下来，所以才捡垃圾。像金阿姨这种，怎么着也跟拾荒联系不起来啊。

有人认为，金阿姨这样有着较为优越生活条件的老人，参与拾荒是源自于某种叫做“拾荒癖”的心理疾病，要看医生的。金阿姨的女儿其实也想方设法想带金阿姨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金阿姨在小区捡废品，一是不卫生，二是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误会、瞧不起，做女儿的也别扭。再说了，确实也不差这点钱。

但金阿姨却不这么认为。金阿姨觉得，她就是想赚钱，跟病不病的，条件好坏没有关系。金阿姨说，“有钱不赚，不是‘那个’么？”赚钱，这件事情本身，就能给她带来心理满足。再说了，这个小区可不止金阿姨一个拾荒老人，其他老人家的生活条件也不差。别人的儿女都不拦着，你凭什么拦着我？

金阿姨的女儿其实是比较孝顺的，眼见拦不住，索性也就不拦了，老人家开心就随她去。

我们小区比较大，分好几个区，仅我所在的二区，就有22栋楼，约500多户业主。

我问过金阿姨，“您说别人家也有老人拾废品，那您知道咱二区总共有多少老人拾废品吗？”金阿姨的回答很专业：“专职有五六个吧，兼职那就多了，得有十来个。”

所谓专职，就是除了刮风下雨，基本可以做到每天“到岗”。兼职就比较宽泛了。有几个常住的老人经常捡，但不是每天都捡。还有几个老人，并不一直住在这，只有来这住的时候，才参与拾荒。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拾荒老人之间达成了“非正式制度”，颇有点划分“地盘”的意思。

就是你住哪个楼，你就捡你这个楼周边的垃圾箱的垃圾，如果在旁边的楼没有其它拾荒者，那你也可以去捡。这也解答了我一个疑惑——就是我上班路上经过小区两个垃圾点，为什么老是在第一个垃圾点碰到金阿姨，在第二个垃圾点碰到另一个阿姨，从来没有在第二个垃圾点碰到过金阿姨。

据金阿姨说，她在这个小区也住了好几年了，这种划地盘的方式并没有谁明文规定。这个方式也不是那么严格。早晨和晚上的时候，废品多，各位拾荒老人不会越界。但上午或者下午，其实也可以“跨界拾荒”，也没人管。

金阿姨说，全小区所有的垃圾桶她都捡过，只有早、晚的时候废品多，其它时段，并没有多少废品。“费力气，不划算。”

从这个角度来看，“废品量”就相当于市场上的价格，虽然没有监管，如果市场参与者数量有限的话，只要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传导是正常的，市场参与者就会自发的选择对自己来讲最优的行为。

小区里对“地盘”的划分，没有人制定正式制度，也没有人来监督、维护、奖惩。

但小区之外，却是不一样的“江湖”。早年间，偌大的北京城，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拾荒江湖，有地盘、有帮派，甚至还有“飞虎队”，刮起过真刀真枪的“血雨腥风”。

破烂王

普通人弃若敝履的废品，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江湖中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军火、毒品、破烂，谁做谁赚钱。”但真正靠捡破烂发财的，有，但不多。偶尔会有故事说，某某地方的某某，开着奔驰捡破烂，大家当故事听听也就完了，并没有往心里去。

但现实中，尤其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真有靠捡破烂发大财的人。有一个叫“乔保峰”的人，或许是其中一个。

乔保峰，生于1970年，河南固始县人，兄弟三人，父亲早亡，家境贫寒，由母亲拉扯长大。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不顺利的时候，喝水都塞牙。屋漏偏逢连夜雨。乔保峰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生活刚有起色，大哥又因开渡船超载出了事故致多人死亡，被判入狱，让本就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生计，15岁的乔宝峰，跟着二哥，去了北京昌平打工。那时昌平还是县，经济也比较落后。乔氏兄弟二人找到了一份工地筛沙的工作，就是用铁锹一锹锹把沙子扬到筛子上，这活我初中的时候干过，一下午就磨出来一手水泡，晚上回家，沾枕头就睡。干一个周，保准磨出一手老茧。每天无数次重复同一个工作，累得半死，勉强能吃口饱饭。

有一天，乔保峰在路过一个机关办公室的时候，工作人员把他当成了收破烂的，喊住他说：“收破烂的，我们办公楼里有不少废品，你拉走吧。”

乔保峰是一个脑子很活泛的人，他没有辩解他不是收破烂的，而是说：“我没有钱。”机关单位当然不在乎一点废品的钱，而且卖了废品，收了钱还得找会计入账，不入账那属于犯错误。所以工作人员就说，“算了，不用给钱了，你帮我们腾干净地方就行。”

这一笔，乔保峰赚了20块钱，在80年代，这已经是一个工地小工半个多月的工资了。

1980年代，那还是一个当工人最光荣、国企是香饽饽、铁饭碗的时代。但凡有个工作，没有人愿意捡破烂，哪怕捡破烂很赚钱。那个时候，建筑工地的管理也不规范，废钢筋、废铁、空水泥袋，到处随便扔。当时，北京的外地人少，当地人又好体面，没人捡。再者说，工地上废弃的东西，理论上是属于“公家”的东西，也不适合捡。

所以，捡破烂这个行当，被忽略了。尝到甜头的乔保峰，辞了工地上的工作，开始专职捡垃圾。他发现，不同省市之间，同样的一类废品，存在价差。所以，他就把从北京收到的废品，转卖到山东，获取更高的利润。

慢慢的，他的废品生意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做，还从老家招来很多劳动力。他知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只是歌里唱的，同乡之谊是靠不住的，一旦这些人摸清了门路，面对高额利润，肯定也会单干，进而威胁自己。

所以，乔保峰一方面在不断招纳老乡，快速扩张市场，期望形成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行规”，比如新人要按时交份子，一旦违规，将以“叛徒”身份遭到驱逐，被所有拾荒者排斥。

由于当时的法制不健全，社会又处于高速发展期，对钢铁的需求量很大，乔保峰慢慢不再满足于废纸、废塑料，开始盯上了更大件、利润更厚的“废旧钢铁”。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井盖儿、护栏、变压器、电缆，都成了“回收对象”。

慢慢的，名动一县的破烂王，把母亲也接到了自己身边，但与母亲同行的，还有母亲给他物色的未婚妻，同村姑娘李小敏，二人很快结婚。

1992年，乔保峰结识了另一个姑娘张颖，二人很快通过办假证的方式结了婚，至于办的是假身份证还是假结婚证，众说纷纭，但那个时代，没有联网，办假身份证或者假结婚证效果都一样。1995年，乔保峰又与另一个女子梁慧“结婚”。

他给三个女人在同一个小区买了三套房子，三人分别一辆桑塔纳、本田和三菱跑车。为了讨好老婆，四个人经常凑一桌打麻将，乔保峰输多赢少，相当于变相给她们发零花钱。据说，这3个妻子，前后给他生了6个儿女。

到30岁左右，乔保峰已是千万富翁，坐拥十几亩的回收站，手下最多时有上百人，成了昌平一带赫赫有名的“破烂王”。熟悉乔保峰的人说，如果不是后来出事被抓进去，他很可能像古代皇帝一样，来个三宫六院。

乔保峰犯罪行为的败露，始于偷电。他发现收废铁再卖给钢铁厂，不如自己搞一个锻造厂，利润更高。但锻造厂是耗电大户，为了省电，乔保峰就开始偷电，仅仅一年多时间，乔保峰就偷窃了900万度电，当时折合人民币400万元左右。

公安机关介入后，还发现乔保峰同时犯有重婚罪、私刻公章罪等。最终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

30多年宛如浮萍流荡，起落沉浮。昔日昌平“破烂王”乔保锋，成了历史上一朵不起眼的浪花。

而与乔保峰同时期的另一位“京城垃圾王”杜茂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作为正面案例，杜茂洲被邀请到了中央电视台，聚光灯下，他激动难掩，一度哽咽：“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奉旨拾荒

杜茂洲是四川巴中人，跟乔保峰一样，也是苦出身。

28年前，杜茂洲为了摆脱贫困，曾经在老家四川当过小学代课教师，修理过无线电，属于“技术人才”，但收入依旧微薄。随着改革开放，人口流动，他也跟很多人一样，背井离乡，来到北京谋生。与乔保峰一样，杜茂洲也迅速发现了绝大多数人惟恐避之不及的城市垃圾埋藏着的巨大宝藏。

很有意思，乔保峰选择的是“从下到上”的发展路子，从社会的角落开始，自己慢慢野蛮扩张，兼并地盘，然后再向企业转型，有一种“绿林好汉”的感觉。杜茂洲不一样，他选择“从上到下”，一开始就瞄上了国营垃圾场，请管理部门批条子，颇有点“奉旨拾荒”的意思。

1987年冬天，杜茂洲一行人，敲开了市环卫局规划基建处办公室的门，说“想进垃圾场捡垃圾”。当时的垃圾场是国营的，垃圾分类回收的技术和流程都没有发展起来，很多垃圾都没有被利用起来，社会上对环卫工作存在很大的偏见，除了被分配的，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到环卫口工作。

国营垃圾场花的是财政的钱，从收集、运输、处理的整个流程下来，清理一吨垃圾的成本大概要150多元，垃圾的回收利用率非常低。碰到有人自愿上门捡垃圾，主管垃圾场的处长觉得是好事儿，当即批条。“你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很快，盯上城市垃圾的人越来越多，拾荒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北京周边很多人专门到北京捡垃圾。据当时的统计，拾荒者每年为北京市回收处理700多万吨垃圾，可以为财政节省37亿垃圾处理费。

我们经常忽视一些生活中不起眼的角落，比如垃圾的处理回收。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在城市周边大大小小的垃圾场，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同时还藏着数以万计的默默从事垃圾处理的人。正是这些人，让我们免于垃圾围城的窘境。

据统计，到1997年，北京的拾荒队伍大概8.2万人，分为13个帮派，“大杂居小聚居”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有2000多户，这些人，来自四川、河南、河北，还有山东和江苏。

“河南帮”是最早来北京“掘金”的一批人，到1997年的时候大概有1.7万人，“川帮”来的晚一点，但后来者居上，规模最大，有4万多人，“河北帮”有1万人，山东和江苏少得多，只有不到2000人。

人多了，地盘还是那么大，冲突自然就多。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每个“帮派”都抽调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设立“飞虎队”，负责保护自己的地盘，同时抢占别人的地盘。据说，当时为了抢首钢附近的一片垃圾场，几个帮派拉来几卡车人，持械火拼，简直比香港电影还古惑仔。

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所有的刑事案件中，拾荒者参与犯罪的比例甚至高达60%，山东的情况也差不多，拾荒者的犯罪比率也很高，还发生过多起因抢夺垃圾场而群殴致死的案件。

这事儿的解决方案也很有时代感。

这些帮派，在中间人的调停下，一起在“北京饭店”坐下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大家达成了分工，“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在四环外分拣和转运——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只有1700人，他们负责回收地沟油。

所以，跟前一段时间有一篇北大博士论文发现的现象“学校打印店老板都是湖南人”一样，90年代的北京，走街串巷收废品的，大部分都是河南人，开废品回收站的，河北人居多。

也是这次会议以后，杜茂洲创办了废品回收公司，负责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垃圾填埋场的废品回收。后来，又投资办厂，升级垃圾处理。2005年，被誉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登上央视，对着镜头意气风发地说：“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总结

我国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废品收购。1955年供销合作总社专门成立了废品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废品物资回收工作。后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以供销、物资系统公有制为主体的回收行业垄断格局被完全打破，个体户成为回收行业的从业主体。

据统计，中国有三百多万拾荒人。2001～2011年间，拾荒人提供的金属回收再利用为中国节省了1.1亿吨煤炭资源，并减少了90亿矿产资源的开采。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回收了中国30%的铝制品，60%-80%的电子废弃物，90%以上的家庭废品，拾荒者们为循环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年为财政节省几十亿垃圾处理开支。

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直没有完善的废品回收体系，但中国的废品回收率仍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成果的背后，靠的就是贯穿整个发展历史的拾荒者身影。

金庸曾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历史的潮水中，所谓江湖，更像一首小夜曲，有起有落，有始有终，在千回百转之后终将归于平静。

伴随着时代进步、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提质增效，城市拾荒者大军正在不断萎缩。北京拾荒者人数在2014年、2015年到达最高峰，有17万人，现在可能还剩不到10万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好事儿，这意味着我们的垃圾回收体系越来越完善，处理效率越来越高，已经逐步摆脱了以人力为主的粗放方式。

随着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49个试点城市开始试行垃圾分类，小区拾荒者也越来越少。未来，“拾荒者”或许会成为一个名词，逐步成为历史。

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这些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和牺牲的拾荒者，返乡之后，就业情况怎么样？晚年生活是否有保障？

• 作者：贾铭，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商关系、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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