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美内幕！环球时报从国家安全机关独家获悉！

制作：环球时报英文版/李洁祎

《环球时报》从国家安全机关获悉，2018年10月17日，浙江公司下属新疆和田公司（下文简称和田公司）法人代表S先生接到美联社、《纽约时报》电话采访，要求其解释“使用非法劳工代工美国品牌服饰”，因为前一天的国内媒体报道中，正面宣传了新疆教培中心对当地精准扶贫的贡献，其中有关于该公司帮助当地脱贫的例子。

在采访中，S对美国媒体所言予以否认，但美联社仍在2018年12月19日刊登了和田公司“雇用‘新疆再教育营’拘禁者制作运动服”的不实报道，该报道大量援引反华政客和海外“东突”分子有关“新疆拘禁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说法，并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网络政策研究员内森•鲁瑟（Nathan Ruser）“分析了美联社的卫星图像”，发现“在和田公司的案例中，服装厂和‘拘留营’通过围栏连接起来”。该报道还将矛头对准美国某知名运动品牌，称根据美国海关数据，当年4月，该美国品牌开始从和田公司进口100%涤纶的T恤和裤子，“运输记录上的地址与‘拘留营’的地址相同”。

美联社的不实报道被30多家外媒转载，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在报道刊发的几乎同时，自我标榜是“独立的劳工监察组织”的美国“工人权利协会”就在官网上发表其执行董事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的声明，威胁将继续向该美国品牌寻求“有关中国西部拘留营被拘留者生产其产品”的更多信息，以及关注“该公司打算如何应对这种令人深感不安的情况”“仅仅宣布停止向这家特定工厂下订单是不够的”。实际上，该美国品牌和第三方调查员曾经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两次实地参观和评估过和田公司，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工人权利协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停止相关炒作，继续向涉事公司施压，蛮横要求浙江公司提供所有员工姓名、职位、入职日期、性别甚至工资单等信息。2019年6月24日，“工人权利协会”发布一份所谓“工人权益联盟工厂评估报告”，声称“基于与美国运动品牌的沟通，与中国人权研究学者对话以及美国海关的记录和相关文件”能够“很快地证实”相关中美企业在其在新疆工厂内“使用强迫劳动”。调查报告显示，“工人权利协会”的所谓“调查方法”只是包括“查看卫星地图”“翻找原始的以及二手资料”。或许是自己都意识到这种调查方式的专业性和可信性存在巨大漏洞，“工人权利协会”补充辩解称是因为中国新疆采取的“压制性措施”“没有办法访问被拘禁的维吾尔族工人”，因此认定“有效的采访这些工人是不可行的，而且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事实真的如“工人权利协会”所称，无法进行实地调查吗？《环球时报》记者获悉，作为浙江公司合作方，由于受到来自美国“工人权利协会”及美国政府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压力，这家美国运动品牌曾委托美国Ropes&Gray律师事务所开展调查，Ropes&Gray律所则联系美国著名咨询公司安迈公司（Alvarez&Marsal），将业务委托给“安迈企业顾问（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安迈公司）。

上海安迈公司在不具备涉外调查资质的情况下，于2018年12月派员赴新疆、浙江实地调查，核实和田公司新厂址是否位于教培中心以及是否存在“强迫劳动”问题，并将调查结果提供给境外。2021年4月7日，上海市统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上海安迈公司非法调查一事开展行政执法，对该公司参与调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询问。同时，国家安全机关相关干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该案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机关在接到群众举报后也依法介入，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

《环球时报》了解到，安迈公司参与调查人员向国家安全机关办案干警表示，调查并未证实美方所述，未发现“侵犯人权”“强迫劳动”等情况，和田公司员工活动自由，工资水平符合当地标准。部分调查人员对美方未采信调查报告及相关证据并继续打压中企表示愤慨，认为美方是胡编乱造、罔顾事实，“美国的新闻报道非常离谱。美国的协会调查这件事，他们想得到的报告不是这样的，我们拿出的报告很明显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一定是想要负面的东西”“既然不能满足他，他就不会把这当作有用的东西来看待”“我们再实事求是，他们也装作听不见、看不到”。

实际上，针对外媒的炒作进行相关调查的并不只有安迈一家，2018年12月，在外媒发起炒作后，“负责任的全球成衣制造”组织（Worldwide Responsible Accredited Production，简称WRAP）通过调查证否了和田公司涉人权问题。2019年3月，“倡议商界遵守社会责任组织”（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简称BSCI）调查认为，和田公司不存在“雇用童工”或是“强迫劳动”等涉人权问题情况。2019年4月，WRAP第三次稽核亦未发现涉人权问题。

正如安迈公司参与调查人员所言，“工人权利协会”对上述结论视而不见。《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整个2019年，“工人权利协会”对S名下企业持续追踪，还向和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详细罗列该公司涉及“强迫劳动”“侵犯人权”等所谓“证据”，并指责“新疆当地政府参与其中”。同时，“工人权利协会”还不断向涉事美国运动品牌施压，迫其终止与S名下所有服装企业合作项目，威胁继续联合美联社、《纽约时报》等媒体再次炒作。涉事美国公司、浙江公司及和田公司与WRC开展交涉，援引多个国际权威第三方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希望WRC慎重对和田公司“涉人权问题”下定论，WRC均未予接受，与“人权观察”“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等非政府组织（NGO）相互在各自行业领域通报所谓“强迫劳动黑名单企业”，逼迫所有与和田公司有生意往来的美国公司终止合作。

在反复炒作施压后，“工人权利协会”终于向浙江公司和美国运动品牌“摊牌”了，《环球时报》记者独家获悉，“工人权利协会”向涉事美国公司和浙江公司索要60万美元“捐款”，名义是“为了世界人权更好的明天”。而浙江公司及涉事美国公司为了维系生意、减少损失，不得不向其妥协，最终支付30万美元“人权公益费”平息事端，其中浙江公司及涉事美国公司各承担15万美元。

《环球时报》记者看到一份关于这笔“人权公益费”的账目表格，根据浙江公司和美国公司的协议，两家公司共同承担30万美元的费用，账目显示，2019年12月开始，由该美国品牌分三笔，每笔为10万美元钱转账给臭名昭著的“人权观察”组织。当该美国公司开始支付这笔费用时，它将每月从浙江公司发货交易中扣除6250美元，一共24个月共计15万美元。

另据相关渠道掌握，“工人权利协会”还曾使用相同方式迫使孟加拉国某服装企业支付“人权公益费”。

在WRC的官方网站发布的报告中也提到，尽管上述美国品牌坚称没有明确的“强迫劳动”证据，但该公司已同意采取WRC确定的“必要补救措施”，包括“向致力于帮助中国政府在新疆暴行的受害者的人权组织捐款30万美元（这些组织由中国侵犯人权问题独立专家确定）”。WRC网站上发布的2019年10月25日董事会会议纪要显示，该组织战略研究主管佩内洛普•基里西斯（Penelope Kyritsis）和执行董事斯科特•诺瓦让“人权观察”组织负责确定“维吾尔流亡团体”接受这笔钱。

这些钱最后流向了哪里？5月19日，美国独立调查网站“灰色地带”创始人麦克斯•布鲁门塔尔曾在tendenzblick网站发表文章《美国反华游说团体利用“强迫劳动”运动使维吾尔工人失去工作》，文中提到，对于资金流向，WRC战略研究主管佩内洛普•基里西斯支支吾吾地说：“在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团体，但不记得名字了。”

“新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强迫劳动’，WRC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根本没有法律权力去监管企业，它通过编造莫须有的罪名不断骚扰企业，迫使其‘认捐’，性质就是敲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反恐问题专家李伟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WRC以所谓的“无法进入新疆”等荒谬的理由把敲诈来的钱转给意图分裂中国的“世维会”等“东突”组织以及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反华NGO，这种行为就是支恐。

李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之所以说这是支恐行为，是因为“世维会”前身“世青会”被我国认定为恐怖组织，“世维会”头目多力坤当年也是‘世青会’高层，“‘世维会’和中国境内多起恐怖活动都脱不了关系。明确的证据显示‘7·5’事件是‘世维会’在幕后策划组织，我们掌握了当时‘世维会’头目和境内暴徒通话记录等证据。”

李伟说，目前国际反恐形势面临的一大难点就是“越反越恐”，这和一些国家在反恐上的双重标准脱不开关系，更重要的是，国际上还存在很多打着“慈善”和“人权”幌子的NGO扮演不可告人的角色，“NGO在本国政府监管之下，各种账目和财务本应都公开，但是美西方往往利用这些NGO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工具，所以他们不能起到监督和约束NGO的作用，反而帮它们遮遮掩掩。”

“以前也有类似的NGO利用舆论敲诈企业的事，但是大都是私下悄悄地干，像WRC这样明目张胆的敲诈，还是很令人吃惊的。”李伟认为，这样明目张胆的敲诈与美国加紧利用和炒作涉疆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如果不予坚决回击，其他的NGO也都会效仿着去骚扰中国企业，国家安全机关坚决果断的出击，就是在给企业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