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中国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最近的想法，我国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国际均衡发展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平时最为关注的问题，我们生活的世界，贫富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主要是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实在太大，欧美发达国家，不计算那些入门级的两万美元级别发达国家，总体人均已经达到4-5万美元的规模，

而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则人均GDP基本在一万美元左右或者以下。

看下2020年的人均GDP，

首先10亿人口以上的两个经济体非洲和印度，人均GDP都在1万美元以下，

再加上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巴西，俄罗斯四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大国，

以及东南亚十国除了新加坡以外人均GDP都低于一万美元，

伊朗，土耳其，大部分拉美国家，人均GDP也都低于一万美元。

而反观发达国家，除去那些在两三万美元的及格线附近的“门槛型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包括西欧，北美，日本，澳新，北欧等都人均GDP几乎都在四万美元以上。

可以说4万美元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一个标志线，而发展中国家过1万美元都还如此艰难。这意味着全球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水平的四五倍左右甚至更高。

最有指标意义的美国，美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欧盟，占到了整个西方世界（还有加拿大，澳新，以色列，不含日本）的大约一半，其2020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6万美元了。

像发展中国家中目前发展比较有潜力的印度，越南，2020年的人均印度刚刚过两千美元，越南人均3000多美元，连西方国家人均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要知道从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来看，越南和印度已经全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明星了。

发展中国家人均超过一万美元的，主要是海湾石油国家（注意中东国家大部分都不行，只有海湾国家还可以），另外就是中国了。

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才终于在2019年首次冲破了一万美元大关，并且在2020年进一步巩固了人均超过一万美元的水平，但是已经超过除了中国以外9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了

其实对于中国在解决国际均衡发展的问题上，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实际上全体国民也是比较有信心的，我们十年内人均就能冲破两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入门门槛，而且人均两万美元绝对不是我们发展的终点。这里我再贴一下我以前做的图，可以看到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东欧国家的人均GDP在未来十年都会很大概率被我国超过。

下面的2021年人均GDP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

关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显，那就是中国想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富裕，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

我国过去的十年大规模的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2010年来华留学生人数首次突破26万人，而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9.22万人。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我国大规模的招收来华留学生，要在国内形成共识，那就是主要目的是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而不是引进来留在中国。全球几十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他们99%都会一辈子生活在本国，只有我们走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建，建立工厂，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和产能，才能帮助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这些国家发展了，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扩大我国基建和中国制造的出口市场，以及游戏，电影，音乐，互联网应用等各种服务类消费产品的出口，给我国带来极大的收益。

如果来华留学生不是大规模的回国参加建设，相反却是留在我国发展，

这就背离了是走出去，而不是引进来的大方向，对于这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留学生来讲，留在中国发展确实提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对于相对于全球几十亿发展中国家人民而言，这种只占人口万分之一的意义是微小的，发展中国家若是永远得不到发展，那就会一直成为贫困输出地，那我国不论接收多少移民，也看不到尽头。

美国过去几十年就从墨西哥接收了海量的移民，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已经有几千万人，在国内已经逐渐和白人人口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然而墨西哥也好，拉美地区也好，依然贫穷落后。

呼吁我国不断放开移民准入条件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是，我国需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引进人才，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发达，就是不拘一格的大规模引进全球人才的结果，把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大脑为我所用。

我非常认同移民之中必然会有人才，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有顶尖的人才，如果还是拿美国举例子的话，可以举出非常多。

我们就以2021年的中国大陆为例子，在芯片业，显示面板行业都有大量来自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的工程师在中国大陆工作，我之前的文章也写过，设计和制造喷气式民航科技的中国商飞，就有来自乌克兰的航空人才在中国长期工作，还获得过上海市的“白玉兰奖”，这是有利于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的。

但是在引进人才时，我国需要严格的控制比例，例如来华的50万留学生，我们假设其中10万是水平不错或者至少是很有潜力的人才，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10万人全留下吗？

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在考虑人才输入的同时，也要考虑对发展中国家人才“收割”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人才分配的比例”问题。

中国对来华人才移民实现高标准，是双赢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只留下1%甚至千分之一的人才，一方面可以减少移民大量进入带来的各种冲突，而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减少人才被收割的数量。

中国自己就是海外留学人才从发达国家回流的极大受益者，这里面的优秀者不胜枚举，钱学森，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国内互联网行业，半导体行业都有大批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海归回国创办的公司。

同样道理，发展中国家来我国留学的人才，我国只留下极少数精英即可，要积极的鼓励其大规模回流母国，也同样极大的有助于其本国的经济建设。

而全球发展中国家又是我国商品输出增长最有潜力的市场，2020年东盟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更多的人才回国，对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益处很大，同时也能给中国带来正向影响。

中国不会只想着自己富裕，还想着带动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我想这才是中国模式和道路的魅力所在，那些以引进各国人才的名义，一昧的扩大来华移民的比例，不仅不利于我国，事实上也不利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须知移民的影响是非常长期性的，一个人移民，往往要通过通婚和混血的形式，其后代在上百年后才会在种族和文化上逐渐融入，要是那些本来宗教和种族文化封闭性高的移民，更愿意种族内，宗教内通婚，这种几百年上千年都可能同化不了，相反他们却可能会想着影响中国文化，把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国传播。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本土原住民出生率低的惊人，全球倒数，除了同样全球倒数的东亚地区外，中国大陆引进的移民其出生率几乎100%比本土居民高，因此规模化移民长期看会导致人口结构变化，一旦人数到达一个规模就会成为无法处理的问题。

要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总体利益的，而实现这一点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有了人才都留在中国而不是回国参加建设，也是不行的。

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整个国家的蛋糕在逐渐做大之后，面临要解决国内均衡发展的问题。或者用官方的话说，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先说下南北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我记得之前在某个微信群看到过一条发言，说是居住在北京的投资人，很明显的感觉到在南方出差和居住的时间变长了，目前新的明星创业公司和独角兽，北方基本就是在北京，而在南方地区则呈现上海，杭州，南京，合肥，武汉，成都，重庆，深圳，广州遍地开花的态势，那投资人势必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南方各城市出差。

这次第七次人口普查，广东人口增加了两千万，浙江人口增加了一千万，而四川省成都市人口总量则超过了两千万人，都反应了一些正在发生的趋势。

但是其实我觉得南北差距，还真的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北方和南方的地域实在是太广大了，中国的人口自古以来就是在不断流动的，只要本国的国土上还有大把的地方发展不错，可以供自己选择，那还是有出路的。

南方发展好一点，那人口就往南方流动，发达地区人口增加，欠发达地区人口减少，同样也是更多的国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这样也可以减轻转移支付的压力。

其实区域性的发展不平衡，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就存在，过去的几十年就是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大，所以大量中西部地区人口向沿海地区迁移。

另外我觉得南北发展不均衡过于笼统了，南方的范围有几百万平方公里，真正算得上发达的其实还是少数区域，广西，江西，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份都是南方，人均GDP也不高。

就算是经济发达的广东，其实发达地区主要就是集中在珠三角，粤北，粤西，粤东人均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之我觉得南北差距描述不太准确，毕竟南方的地理范围太大了，其实如果更为精准的描述区域发展不均衡，

那就是全国的中高端工作机会高度聚集在十几个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大部分在南方。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面整理过全国顶尖高校毕业生的去向，几乎都是四大一线城市+几个强二线城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毕业生去向，这里姑且称之为“核心城市”，这样的城市全国大约就是10-15个左右，我写了个左右是因为分界线比较模糊，比如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是公认的，接下来的苏州，成都，南京，杭州，武汉，合肥发展都不错，这就10个了，另外还有西安，东莞，重庆等发展态势也很好。

中高端工作机会高度集中在这十几个核心城市，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是世界级的大国，发展带来的财富积累必定是天量的，如果高收入人群高度集中在这些区域的话，那么随着高收入人群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核心城市房价必然上涨。

那么控制这些核心城市的房价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一方面，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并不希望出现人口规模过大的巨型城市，

受制于各种客观的实际治理水平，会导致难以治理的大城市病，一线城市拥挤的地铁，超长的通勤距离我想是每个上班族的梦魇。

我看国内各种城市规划中，单程通勤时间都是要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的，再往上实在就让人太难以忍受了，不只是通勤时间长带来的时间消耗，而且还导致交通工具更拥挤，因为人停留在交通工具里面的时间更长了。

而四个一线城市2020年七普人口全都超过1750万人了，总计8300.1万人了，人口再往上扩容空间很小了，从整个国家宏观的角度讲，经济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城市，对国家战略安全也是不利的，当年我国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就是因为工业和经济高度集中在十几个大城市。

另一方面，不放开人口大规模扩容就意味着供地和基础设施不会大规模放开，像今年深圳公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征求意见，里面就明确说了到2035年，基于资源环境紧约束的现实状况，综合考虑城市宜居水平，按照1900万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较高品质住房以及基础教育设施；按照2300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行政管理、医疗等公共服务和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

而根据七普，深圳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了1756.0万，而规划的是2035年常住人口1900万配置较高品质住房和基础教育，扩容容量已经非常有限。

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核心城市而言，房价上涨的基本要素—供求关系注定是会紧张的。

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要促进中高端产业在全国的均衡分布， 这样不是全国人民都朝一线城市跑，可以选择的城市多了，那么供地面积就大了，也就有更多的房价更低的选择了，产业均衡分布实际上就是扩大供给端。

例如京东方旗下的芯片设计企业奕斯伟，就在浙江海宁市设有基地，该地离杭州和上海也并不远，而竞争压力和房价等要低，这就给人更多的选择了。

同样的中国商飞在南昌设立生产和试飞基地，也是给了人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要做国产民航科技，就只能都往上海工作和生活。

比亚迪除了在深圳，在惠州，西安，长沙，重庆目前都建有规模较大的生产基地，那么在这些城市的比亚迪员工买房，就有了在深圳之外的选择。

华为去年底在长春建了个研究所，这就给社会提供了不少薪资不错同时房价也低的机会。

如果产业分布一直不均衡，年轻人只能在北上广深等少数城市找到不错的工作，那核心的房子供求关系就不会改变，如果供求关系的大趋势不改变，

一切的调控政策（信贷，名额，首付比例等）都只能做到房价在小范围，相对较短时间段内调整，改变不了长期的趋势，长期的趋势一定是基本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当然这种短期调整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礼包，因为政府的调控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窗机会，如果你是打算就在核心城市定居，利用好这种机会上车是王道，尤其是刚需，要充分利用好首套首付的名额，政府的各种政策一定会向无房+结婚有子女的家庭倾斜，不要浪费了。

我不时能收到一些私信，问我打算定居深圳，但目前没有资格买，准备先在其他城市买房，等后面卖掉，再在深圳买房，这样的操作是否合理？

我反正是强烈不建议这样做的，第一套房三成首付的名额一定要在深圳用掉，今天这里不展开，先不说会导致后面在深圳买房五成首付的问题，就说打新尤其是好楼盘打新基本就没机会了，我就有认识的朋友今年在深圳打新成功，买到了比周边二手房便宜不少的新房，单价要低一两万人民币，相当于获得了一个百万人民币级别的“大红包”。

当然最近几年值得高兴的是，成都，武汉，重庆，长沙，杭州，南京，东莞，西安，合肥等城市在不断发展，在一线城市之外有了很多不错的选择，这是好事，从长期看，我希望中国“四大一线城市”显著超过其他城市的态势尽快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四个一线城市+其他城市的模式不足以实现共同富裕。

区域不均衡之外，还有一个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简单的说，互联网企业的规模和从业人员薪资水平已经一骑绝尘，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了，

其实不要小看了这个不同，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互联网企业开始在多个行业逐渐走向平台化，意味着会获得行业极高的利润，

我经常看到一个经济数据，叫做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高到多少，在这里我想说，其实这个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要客观承认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改变，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的效率，但是效率与公平是有个最佳点的，所有行业都高度互联网化，一部分利润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向互联网公司集中，互联网公司会享有极高的市值，其员工也会获取极高的薪资，在2021年的今天，互联网大厂资深程序员年薪百万甚至200万以上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

但互联网的特征就是虚拟世界是没有边界的，不像物理世界存在着重重的阻隔，因此天然的会走向平台化，垄断化，因此如何引导互联网公司出海走向全世界，要敢于走出去，优先搞国外增量市场，赢下全球虚拟空间的巨额财富，而不是都窝在中国市场，

另外就是如何引导其反哺社会，投资到国家，社会和人民急需的重要领域里面去，都是重要的课题，尤其是支持其投资国内先进制造业的股权，实际上这几年也可以看出来，投资半导体，电动汽车等产业发展的公司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可以是多赢的局面。

总之简单的说，中国的未来不再是看北上广深发展的怎样，

而是要看广大的几十个上百个二三线城市的中高端产业发展的怎样，中高端产业在全国分布越是广，则中国的年轻人选择范围越是大，因此我觉得国家应该出台办法奖励和鼓励那些在非核心城市布局中高端产业的公司企业。

既要关注产业的发展，也要关注产业的分布。

在我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些主动积极的在全国布局中高端产业的企业，那些积极的向海外市场进军的企业，都是可以获得更高的得分和估值的，因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往往走的更远，这样的企业也值得政府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现状当我看到先进产业在二三四线落地时，心理上是更加高兴的，正如当年的三线建设，尽管单独看某个工厂搬迁的经济效率上可能更差，但是却大大促进了西安，成都，重庆，贵阳等城市的发展，从更长时间维度看，虽然我没有找到相关的研究，但是总体经济效率应该是更佳的。

就我自己的经验，目前国内的一些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感觉不管是基础设施，吃喝玩乐都并不比一线城市差，各个省会城市的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也不错，和一线城市的差距主要还是工作机会方面，而工作机会其实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会落地的核心因素，这方面补齐了，其实很多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全国各地区土地和住宅供给高度一致的问题，我自己有考虑过在老家买个别墅，这样可以给爸妈住，我自己带孩子回家也相当于度假，如果真的买了，这样相当于资金从深圳向我老家流动，可惜县城房子基本走向高楼化，让人实在没有购买的欲望。

中国的人口分布高度不平衡，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搞密集的高楼化还是可以理解的，像深圳差不多2000平方公里（1997.47平方公里），其中居住用地面积到2035年增加到265平方公里，比2020年增加37.5平方公里，那2020年居住用地面积差不多就是227.5平方公里，这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四万分之一的土地上，居住着一千七百多万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超过1%。

但我长大的县城，面积有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0多万，人口密度很低，和深圳对比下，面积超过深圳的一半，但是人口只有深圳的差不多四十分之一。

而且县城由于低出生率再加上人口外流，现在的人口是减少的，我查了下2019年出生三千九百多人，而死亡人口却有四千七百多人，结果县城的住宅也是高楼林立，搞了不少几十层的高楼，其实一出小小的县城，大把的荒山可以开发，我查了下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几，也不存在占用耕地问题，不说一定要搞别墅，适当的搞点居住密度低的社区，大空间，舒适度高，是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刺激消费的。

下图是美国的社区，绿化好，密度低，让人一看就觉得有住进去的欲望，其实中国地广人稀的地方很多，很多中小城市是具备建设低密度社区的条件的，即使是在人多地少的日本，也是有不少一户建的，良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也有助于吸引在大城市的高学历年轻人回流，如果在土地和住宅供应上一刀切了，地广人稀的小地方和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都走向同一个高密度居住模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2012年开始我国核心的15-59岁的年轻人口首次开始减少，全国人口下降也就是未来几年的事情，全国不少中小城市人口已经在减少了，而且未来势必继续面临人口下降的问题，需要提升本地生育率和吸引年轻人回流，如果在居住条件上还不能做到明显优于大城市的蜗居模式，相反却搞一个模式，那是不利于地方长期发展和年轻人回流的，也不利于我国国民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目前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4月住建部发了征求意见稿要求控制县城建设密度和强度，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有开始修正。

很多事情是应该与时俱进的，当年觉得人口多，增长快制定的政策，如今根据形势变化也应该逐渐变化，因地制宜的进行。目前我国已经非常确定在进入人口集中化的阶段，就是大城市人口占比越来越高，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人口不断萎缩，采取不同的对策是必须的，是可以更好的符合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

最后说一句，前几年随着核心城市房价上涨迅猛，年轻人感受到生存压力增大，本质上还是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结果，其实核心城市房价上涨，是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中高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由于按照发展规律，中高端产业发展的初期肯定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城市，导致年轻人没得选择，其实从全国范围看，这几年房价保持稳定甚至下跌的二三线城市也有不少，这说明从全国的大范围来看，只要做好先进产业的全国扩散和均衡布局工作，是可以有很多出路的，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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