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美国能够搭建起压制中国的美日韩三方联盟吗？

本文转载自：大国策智库（ID:statecraft）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7月 总第二十四期

在拜登政府“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战略中（关于“竞赢”战略，详见《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6月刊“主编点评”），美日与美韩的联盟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因如此，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与日韩互动频繁，除美日“2+2”联合声明和美日领袖联合声明外（关于美日联合声明，详见：黄靖：拜登政府的对日妥协能够确保日本死心塌地追随美国吗？），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也三次往返东京。六月初，拜登的“影子国务卿”参议员康斯（Chris Coons）率参议员达克沃斯(Tammy Duckworth) 和参议员苏利文(Dan Sullivan)访韩达6天之久，接着文在寅总统被邀请参加在英国举行的7国峰会。在以上活动中，拜登政府敦促日韩应该与美团结一致，“发挥联盟的优势”压倒中国。

然而，事实却非美国所愿。日韩不但在对华政策上表现迥异——日本积极追随美国，韩国却明显冷淡，而且相互间关系也因独/竹岛的领土争端和慰安妇、奴役劳工等问题而趋向紧张，一度被媒体热炒的日韩“奥运峰会”，也因日本驻韩公使马弘尚“不雅言论”——说如果文在寅在峰会中对菅义伟提出慰安妇和劳工问题只不过是“自慰”——而告吹。

显然，美日韩联盟在对华政策上的不一致引发了美方的忧虑。近日，对美国政策和舆情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发布了一份政策报告：《合作、竞争和对抗：中国崛起之际美日韩三方合作》（Cooperating, Competing, Confronting: US-Japan-South Kore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s China Rises）。这份报告是由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前日本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2008-12）藤崎一郎和前韩国外交部长、驻美大使（2003-05）韩升洲三人领军、集合了美日韩三国的顶尖专家联合撰写的。报告坦承，“中国挑战”的复杂性、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以及亚太各国对美国领导力的质疑，都使得有必要重新评估美日韩联盟。美国对日韩的政策的正确与否，是美国对印太以至更广泛的地区的政策能否生效的关键。美日韩联盟是“与中国竞争中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这份报告认为，美日韩联盟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首先，日韩两国在（美国的）政治意愿、能力以及经济力量等方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和“领导”地位产生了持续的疑虑(persistant doubt)，这不仅使战略互信减弱，而且导致日韩在安全问题上有了其他考虑。第二，三国在对华关系中有“不同需求和利益”。第三，日韩间因历史积怨、领土争端、经济竞争等问题而关系紧张。 

为此，报告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美日韩应针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互相协调并探讨成立正式的协调机制，制定出反制中国的措施，包括三国暂时减免相互间的税收、购买受中国“经济胁迫”影响的商品以及支持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同时，推动WTO改革，使之成为三国挑战中国经济胁迫行为、提出诉讼的重要场所。为此，拜登政府应尽快提名WTO上诉机构成员。 

第二，美国需要更好地理解日本和韩国的立场。由于日韩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他们对待中国的方式很难与美国一致。因此，除了要“重述并加强联盟的价值和原则”之外，要“创造不针对中国的合作机会”，三国可以在卫生、教育、发展、抗疫等领域广泛合作以全面地夯实联盟的基础。如果联盟被理解为专为反对中国而建立，只能强化美国及盟国的目标是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说法，这将适得其反，使中国立场更加强硬而拒绝一切合作的机会。 

第三，承认韩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韩日之间的互不信任，政治合作也因此发生困难，但民调显示，两国民众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的比例很高，这将为两国构建合作创造空间和机会。

此外，该报告还提出美日韩应该加强在东南亚的协调与合作，与中国“竞争”。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一战略要地并没有匹配相应的外交和财政支持，因此要在确保海上通道的同时，关注和解决有利于东盟地区政权、人民和企业的问题。报告建议美日韩应该在三个自己有优势的领域有所作为：一是要在服务领域（与中国）进行广泛竞争，同时控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互联网、教育、卫生、法律服务和通讯等美日韩具有优势的领域加强投资。二是要以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和亚开行作为支柱，积极开展美国与日韩的相关金融组织的合作，对东盟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可持续性的项目、气候环保以及中小型企业等进行投资。三是要发挥在公共外交方面的优势。日本是东盟基础设施的最大投资方，韩国的文化影响也在增强，三国可以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在东盟建立新的叙事，进而掌握话语权。 

显然，这是一份较为客观并直面现实的报告，其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具有相当的理性。然而，美日韩难以在对华政策上“发挥联盟的优势”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首先，联盟关系上的不平等——美国的“领导”下的联盟——决定了美日韩联盟的首要目的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在冷战和美国一极独霸时期，日韩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但在世界格局趋向一强多极、经济日益互相依赖的今天，仅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美日韩联盟便难以为继。美国要与中国“竞争”，并不等于日韩也一定要亦步亦趋地为了美国的利益同中国“竞争”。日韩对美国“领导”能力和承诺的“持续性疑虑”，其根本原因并非美国力量的式微，而是日韩不再愿意受美国驱使、为了美国利益牺牲自身的利益。 

第二，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结构上的不对称导致日韩两国难以“和睦相处”。美韩同盟是区域性的，其目的仅限于防备本地区的安全威胁。美国建制派之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朝鲜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冷战后的今天，一旦“朝鲜问题”获得解决，必定要撼动美韩同盟的基础。（这也是美国竭力将中国塑造为韩国的“威胁”的根本原因。）然而，美日同盟具有全球意义，是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的。只要世界上还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日本就必须在美国的主导下和美国的“敌人”对抗。这一点，在日本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出兵中东以及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嚣张”等事件中有明确表现。因此，日韩关系紧张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而是依然是“非正常国家”的日本利用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结构上的不对称，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上以“二老板”自居，处处要压韩国一头。

第三，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激化了美日韩在对华政策中难以克服的矛盾：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相悖。美国要“竞赢”中国战略，本质上是“安全”导向的——美国感到自己的霸权受到“中国挑战”。然而，美国的经济却和中国经济难以逆转地缠绕在一起——“脱钩”是政治上的愿景，经济上的伪命题。自美国2017年挑起“竞争”以来，尽管美国政府提高关税甚至不惜发动“贸易战”，中美贸易却稳中有增。2020年，中美两国贸易额在2018-19的跌落后回升，达5867.21 亿美元，同比增长8.3%。如果日韩追随美国与中国“竞争”，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相悖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是日韩两国难以逆转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日贸易总额达3175.38亿美元，同比增长0.8%，而美日贸易却从2019年的2183亿美元下滑至2020年的1836亿美元，仅为中日贸易的57.82%！2020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重新突破3000亿美元；而美韩贸易额却同比减少2.7%，为1316亿美元，仅为中韩贸易额的43.87%！无怪乎动辄对他人“经济制裁”的美国却要与日韩一起抵制莫须有的中国“经济胁迫”，除此，美国无以强求日韩损害关乎自身国本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竞争”。

形势比人强！在世界格局趋向一强多极、经济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的今天，除非中国放弃改革开放，不再遵行多边主义与和平发展的方针，不再推动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否则，要求日韩两国牺牲自身根本利益、与美国结成“一体联盟”与中国搞对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