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女王杨扬：体育不应该只有输赢

作者：邱慧

本文转载自：中国慈善家杂志（ID:cnscsj）

作为冠军，她对体育的感悟不仅在竞技场之内，更多的体会来自于赛场外的人生。

即便退役了十五年，杨扬依然和“冠军”头衔有着紧密关联。她是中国冬奥会首枚金牌的获得者，也是中国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23年的短道速滑生涯里她拿下了59个世界冠军，这一纪录至今无人超越。2011年，她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成立“冠军基金”，为运动员提供退役转型和职业发展服务。

她有了更多的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副主席、冠军基金发起人、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创始人……她变得愈发忙碌，也被视为退役运动员转型的典范。

7月的一个清晨，《中国慈善家》在上海见到杨扬时，她正在冰上为拍摄一部奥运加油短片做准备。从早上5点半到中午1点半，工作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躬身、右手上扬、左手弯曲至胸前，还是她熟悉的动作。她尽量控制着滑行的节奏，好照顾到不同的拍摄机位。笑容不够，重来；吐词不清晰，重来。跟比赛时不同，现在她可以重来无数次。她的眼神也不再那般犀利，整个人也不用带着对金牌的渴望，柔性、热情就够了。

场上不只有冠军

短道速滑的一圈跑道长度是111.12米，赛道较短，多名选手同时滑行，竞争激烈，结果也是难以预测。

1998年，日本长野，23岁的杨扬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她信心满满。在此之前，杨扬成绩斐然，夺金是大家预想之内的事情。

短道速滑的竞争，核心在于不算长的赛道里同时考验着运动员的爆发力、速度和应变能力。弯道是落后者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步。在最快时速超过60公里的比拼下，碰撞难以避免。拉拽、阻挡这些都有可能被判红牌或者黄牌。

杨扬能明显感觉到位居其后的韩国队员想“弯道超车”。进入弯道时，后来者用手推向自己的胯部，她就用身体顶住。最终裁判判定杨扬出现横切犯规，她的1000米金牌被取消。

在上诉机制尚未完善的当时，上诉也不能对结局有所改变。除了新一轮比赛时自己做战术调整，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时间到了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这是中国参加的第6次冬奥会。此前，中国冬季运动体育代表团获得了6枚银牌2枚铜牌。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成为了这次参赛代表团的重要使命。

而在杨扬的记忆里，这是一次汇集“失利”“成长”“成名”三种体悟的比赛经历。从1997年开始，杨扬世锦赛1000米、全能六连霸，1500米项目四夺世界第一的战绩让她在这次冬奥会上被寄予厚望。

焦点赛场上，杨扬在拿手的1500米比赛中失利，仅获得第四名。没时间在失利的阴霾里蔫下来，很快她就得再次上场。44秒187，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杨扬获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冬奥会上首枚金牌。随后，1000米比赛中她又以1分36秒391的成绩再夺一金。

为中国代表团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乃至独得两枚金牌，杨扬由此被媒体封上“冰雪女王”的称号。

站在领奖台的照片被她留存下来，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那是杨扬成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里程碑的重要时刻。

那也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此后，只要是在比赛里取得银牌、铜牌，外界都可以轻易地把她视为“失败者”。但体育怎么能只有输赢？杨扬始终质疑。

用杨扬的话来说，她拿过金牌，也承受过失落。

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杨扬以一枚铜牌告别自己的运动员生涯。赛程结束，杨扬随代表团回国，下飞机时，赛事方安排获得金牌的队员走在最前面，然后是银牌，最后是铜牌……早在机场等候的欢迎人群和记者簇拥着冠军去召开新闻发布会。获得铜牌的杨扬和其余几名老将走在最后，出机场时，人群早已经散去。

“当时行李是统一走的特殊通道，我们就坐在马路边上等着。”那个场景至今让杨扬印象深刻。夺金的高光时刻和被冷落的时刻形成的反差，让她心中五味杂陈，“难道第二、第三不值得庆祝吗？”

2002年2月16日，美国，2002盐湖城冬奥会，杨扬获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金牌。图/ 视觉中国

她总会分享一个故事：都灵奥运会的女子越野滑雪20公里接力比赛中，呼声较高的一名加拿大队队员的雪杖折了，对于一个要求四肢配合的比赛来说，队员要在断了一根雪杖的情况下完成比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根雪杖，队伍从领先掉落至第四名。这时，另一支队伍的教练区向他们递来雪杖，最终加拿大队拿到了银牌。而递雪杖的是竞争对手挪威队的教练。这位教练说，“我不能看到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运动队，因为器材的原因而不能发挥出水平。”

这个故事让杨扬非常触动，“体育不应该只有残酷的一面。”从巅峰到冷落，这段宝贵的经历奠定了她日后转型的基础。

她反复提及比赛给她带来的成长，“体育不应该只有输赢，重要的是在其中我们得到成长，我们要为体育精神欢呼。”

问道公益

2006年8月，31岁的杨扬在北京举行了退役仪式，正式告别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她把那枚“最后的铜牌”所获奖金1万美元捐赠给了国际公益体育组织“儿童乐益会” 。

之后，她和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代表受邀前往非洲埃塞俄比亚参加志愿者活动。他们在当地的社区带着孩子一起运动、玩耍。社区里的房子是塑料薄膜包裹的铁皮箱，脏乱的环境更是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

2006年5月24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杨扬和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前门将高红一起参加了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在埃塞俄比亚组织的慈善活动，为推动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儿童体育事业筹款。图/新华

杨扬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没想到的是，即便是生存环境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这些孩子依然在享受着体育带给他们的快乐。

在这之前，她正经历着退役后的迷茫期。那是一种夹杂着疲惫、情绪低落、无所事事的失落感。长期在封闭式的训练中，她和社会阻断太久，除了短道速滑，她想不到自己还能有什么生存的技能。杨扬回忆起那时的自己：累了，对运动没有任何热情和激情。

而志愿服务让她看到了光。在埃塞俄比亚开展志愿服务后，她把体育志愿活动列入职业方向里，开始参与不同的体育志愿者活动。她还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奥组委，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

2008年，汶川地震的第8天。杨扬和邓亚萍、高敏、谢军组成的体育冠军心理援助团跟随红十字会一同前往灾区。他们的任务就是陪着灾区的孩子“玩”，以此来疏解地震给孩子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原来只在电视里才看到的体育明星走到跟前，让不少孩子喜出望外。

如果说非洲的志愿服务经历让杨扬决意加入体育志愿服务行列，那么，汶川的经历则是让她锁定了公益路径的一个焦点：青少年体育教育。

2009年，结束了在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工作的杨扬，与时任联合清科集团总裁的倪正东、时任凯旋创投副总裁的陶冶一起，在香港注册了启动资金100万元的北极星慈善基金。

这是她第一次让自己的公益规划有了载体，也是她思考体育精神转化为公益力量的始发点。

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年，就在地震灾区四川省什邡市启动了“快乐运动”的培训工作，参与的师生超过了400名。

从黑龙江的小县城走出来，一路走到国际赛场，杨扬说是体育让自己能够有机会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她想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杨扬告诉《中国慈善家》，做事情是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需要和并不太理解你的人打交道。杨扬见得多了，也有出资人不在乎项目的内容，全盘否定她的想法，她只能接受。“这条路不行，只能换一条再走。”她苦笑说。

2009年6月1日，杨扬和杨威等奥运冠军在四川省什邡市南泉中心学校开展“快乐运动”项目。图/受访者提供

更深的关怀

杨扬总说自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信奉者。她把《奥林匹克宪章》里的一段话分享给倾听者：“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她说，对于这个精神的理解来自于退役后的生活，而非那个站在领奖台的巅峰时刻。

2010年，退役后的第四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提名杨扬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她以89票赞成5票反对的优势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首位运动员出身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2016年6月，第56届国际滑联代表大会，杨扬再次当选为速滑第一理事，成为国际滑联125年的历史中，首位当选的女性速滑理事。2019年11月7日，在由38名成员组成的WADA理事会投票中，杨扬以高票当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进入该机构的最高领导层。

杨扬用“跑步成长”形容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没有薪水，更多的时候“像是一群为体育服务的志愿者”。

对运动员职业发展的关注，就是从参加国际奥委会的工作开始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通过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邀请，杨扬和李娜、王雁、董震、钟倪五人开始针对中国运动员开展调研。为了确保样本数量和数据真实，他们跑到食堂找运动员们并将问卷发放下去，最终收回了500多份问卷。

把问卷内容提取出来后，他们梳理形成了长达70多页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职业生涯过渡调研报告》。报告显示，79.8%的运动员认为退役后求学、就业的主要困难在于文化课基础低，而97.2%的运动员有意愿参加职业培训。

“大多数运动员退役之后，想过上普通的生活都不容易。”杨扬说，运动员由于长期专注于训练一项技能，即便退役后想尝试新的东西，也没勇气和把握。更为现实的问题是，长期训练积攒的伤病以及空白的社会经验等不足会在退役后集中暴露出来。

杨扬发现在国际奥委会里有专门的“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项目的内容辐射了运动员从现役到退役的教育、生活技能和职业发展服务。

当时，在国际奥委会的总部办公室里有张地图，大部分国家都有着红色标记，而这些密密麻麻的红点里却没有中国。工作人员告诉杨扬，红色标记代表着已经开展过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的国家。

回国后，杨扬向中国奥委会秘书处申请把这一项目引入中国。为了能让项目有更好的承载，2011年5月，北极星慈善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成立了冠军基金，正式设立对退役运动员的职业培训项目。

“虽然叫冠军基金，但我们并不是只为冠军服务，而是倡导运动员做最好的自己。”杨扬说，“冠军基金”这个名字来源于和罗格主席的聊天，当时对方的一席话让她现在仍记忆犹新：“罗格主席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更多的金牌获得者，而是培养真正的冠军，金牌和冠军是两个概念。我们有太多金牌运动员，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冠军运动员’。”

到国际体育组织工作后，杨扬看到了更多“金字塔底”的普通运动员，和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相比，他们得到的关注度更小，资源也更少。

项目在中国推行时，时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事业规划项目负责人帕特里克·格兰能反复询问中国退役运动员的情况。“我们都希望这个培训项目面对的是所有运动员，尤其是那了些没有名气、成绩不算出众的运动员。”杨扬说，基金最初的融资大多是来自赞助商和朋友的支持，只要是运动员都能来参加培训，所有的培训都不收费，包吃包住。

把赛场上的能力带到职场

冠军基金成立之初，朋友问杨扬，为什么不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杨扬告诉《中国慈善家》：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

杨扬坦言，冠军是源源不断产生的，自己冠军的影响力总会下降直至消失。但她希望，能有更多的运动员参与，“体育事业本来就是要有更多人的参与。”

成立7个月，冠军基金已做了4次规模不等的中国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一些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也加入了这个项目，给其他退役的运动员做分享。

眼看着培训规模日益壮大，无论是从内部的管理还是项目的发展，摆在杨扬眼前的任务是，她必须要找到一位更为专业的公益帮手。

冠军基金的现任秘书长孙小峰就是这个时候加入的。孙小峰直言，项目进行的初期，包括杨扬在内的工作人员都花了很大的力气为培训班里的运动员争取就业机会。杨扬一直认为，运动员即便退役了，要强的性子也不会改变。身为运动员，她太熟悉那种面对需要帮助也羞于开口的窘境。她也清楚，运动员退役的过渡期里，“觉得自己退了役就像一个包袱”的感受。

孙小峰和杨扬讨论将着力点渐渐调整到帮运动员认识自我和社会，做好定位。冠军基金要做的就是通过培训告诉他们，缺失的职场技能可以后天弥补，运动场上培养的执行力、抗压能力是他们优于常人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认可自己，同时了解自己擅长与不擅长的事情。”他们鼓励运动员多去尝试，通过实习和实战摸索到合适的发展方向。“当然不是从零开始，他们可以把运动场上积攒的能力转化为职场的能力。

杨扬说，无论是现役还是退役的运动员，都是中国体育最大的财富，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冠军基金要做的就是挖掘这些财富，唤醒他们内心的潜力。

中国的专业运动员在役期间，医疗方面的保障是较为完善的，但是在他们正式成为专业运动员之前（包括试训期）和从运动队退役之后，面临着很大的保障机制欠缺的风险。

2018年12月，中国女足前队员张鸥影因病离世，年仅43岁。张鸥影患病期间，不堪医疗费重负的消息传出后，冠军基金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她募集了80多万元的善款。她不幸离世后，冠军基金利用剩余的60余万元善款成立了一个运动员医疗救助基金——运动员大病救助计划，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因大病而陷入困境的运动员。

救助基金成立两年以来，一共救助了8位运动员。秘书长孙小峰认为这个数量远远不够，究其原因，他觉得是项目的宣传力度不够，运动员们不了解这个项目甚至不知道有它的存在。孙小峰希望，他们的项目能有更多的展现。

2007年7月17日，中国北京，在清华大学结束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后，杨扬顺利从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图/视觉中国

冠军基金似乎也还有更大的潜能。成立十年，冠军基金服务过近5000名运动员，但和每年一万名专业运动员退役的规模相比，这个数字并不多。

但杨扬觉得，“目前这个规模正合适”。在她看来，规模的扩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项目支撑，也需要更好的管理团队，以及更多的展示平台。此外，这个度如何把握，也是她非常在意的事情 ——她不想利用一些运动员的遭遇来博取社会对运动员群体的同情，她更希望能保护这个群体。

“过度地消费运动员群体，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杨扬说。

她发现，近几年退役运动员的职业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开始的想谋个稳定职位，到现在的想自主创业，还有的是想做一些公益项目。为此，冠军基金也与时俱进地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在培训里增加了“如何用运动员属性去做公益推广”的内容。

创业者

在上海，杨扬经营着一家占地1800平方米的双层冰场。2013年，杨扬在上海创办了飞扬冰上运动中心，有人说她“终究还是下海了”，但她更愿意把冰场称为滑冰学校。

在她看来，体育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本身就是一种公益。滑冰学校不过是采用了商业的方式，来做人才培养、冰上运动的推广工作。

在温润的南方，推行一项冰上运动的难度无异于让一个南方人接受北方绵密浓稠的芝麻酱。她也因此被外界称为“北冰南移”的先行者之一。

那时，摆在初创业的杨扬面前的难题是：没有管理经验如何带团队、如何在南方可持续地推广一项新的运动。杨扬曾经找到周边的19个学校负责人，向他们推荐冰上运动，但最终只有一个学校接受了冰上项目进学校的提议。

冰场建立初期，因为学员太少，每日高成本运营难以为继，冰场一度险些被转手。

其后，鼓励体育产业大发展的国务院46号文发布，中国北京获得了2022年申办冬奥会的资格，冰雪运动也在利好之下在市场上快速升温。

2015年4月13日，上海，2015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典礼前瞻，杨扬领衔众滑手与孩子冰上欢乐。图/视觉中国

杨扬告诉《中国慈善家》，在政策的扶持下，冰场也享受到了市场红利，实现了营收平衡，同时还跑通了市场化训练培养与专业人才输送的通道。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冰场的8名学员随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分赴匈牙利、英国、德国参加集训。

2019年1月杨扬又做了更大胆的尝试，在上海开展为期50天的户外冰上嘉年华。起初团队都觉得她“疯了”——且不说执行难度巨大，就连南方游客能否接受，他们都毫无把握。但杨扬还是坚持把这一项目做成了，成为了“北冰南展战略”中的重要篇章。

公益和商业哪个更让她操心？杨扬说，十分的压力大概可以三七分，经营冰场的压力是“七”，因为商业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市场化运作。杨扬直言，尽管两者的出发点一致，但公益和商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公益能够互通资源，而商场上只有竞争、扩张和市场。

她反复把青少年冰雪人才培养挂在嘴边。在她看来，无论是商业还是公益的方式，最终都应该能实现这一目标，都算是她在体育事业里的不同的尝试。

北京取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后，杨扬当选了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委员会主席。她还当选了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的场合，她的话题也大多与推广冰雪运动相关。

杨扬说，自己始终相信体育是有力量的，这份力量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在她看来，在中国，体育公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

摄影：MORE × JOLI Studio（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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