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 美国德特里克堡与日本731部队的渊源

在讲述二战的各种历史资料里，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大范围疫病的流行，危及无数人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如今公开资料显示，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确保美国能够独自占有某种“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

华盛顿从未如此不加掩饰地执行双重标准。作为敌人手中一种具有潜在威力的武器，生物武器在进入美国的武器库之后能够成为一种可被接受的、有价值的军事工具。我们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对生物武器进行描述时甚至变得情绪激昂起来。在他们口中，生物武器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因为这种武器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捷径，它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此外，与那些传统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成本低廉，而且还不会对物质财产造成破坏。

如今我们回首往事，就不难明白为何这段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尘封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偶尔会有一些零散的碎片浮出水面，不过每一次都会遭到美国官方的否认，而且通常都伴随着看起来颇为权威的驳斥。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曾指责美国使用了日本早期生物武器的升级版本。美国不仅否认了中国人的指控，而且还声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曾使用过生物武器。1952年11月的美国《空军》（Air Force）杂志上刊登了约翰·J·德里斯科尔（John J. Driscoll）上校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美国立场：事情最初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1949年12月对12名前日本军人的指控，那些日本人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期间“制备和使用过生物武器”。其实，早在1946年8月，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就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而苏联人当时也是那个法庭的成员。可是即便如此，在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6个月的入侵之后，那些赤色分子如今又旧事重提了。

石井四郎/资料图

事情的真相与上述文字所讲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并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它只是被“压了下来”。在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不过，对俄国人进行攻击时取得怎样的效果，目前尚缺乏资料证实。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拥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日本所拥有的细菌、细菌载体和投射载具的数量达到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匹敌的程度。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物武器方面获得毫无争议的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日本科学家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了致命的病菌实验。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大多是中国人，也有部分俄国人，如一个日本参与者所说，另外还有一些“混血人种”。据估计，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死亡，其中一些是被病菌感染而死，另一些在身体条件恶化后由于不适宜继续参与实验而被杀害。此类传闻多年来从未消失，不过均遭到了东京和华盛顿的否认。

此外，直到最近才获得披露的一些信息显示，在那些人体实验对象中，还有数量不明的被俘美国士兵，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初期被日本俘虏的，一直被关在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细菌武器实验室不远的战俘营里。不久前，我们刚刚获得证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知道日本人所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华盛顿之所以掩盖证据，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能够独占日本的生物武器技术。那些美军士兵在日本实验室里受尽折磨最后死亡，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并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

在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被解密的包含“顶级机密”的政府文件中，我发现了许多细节，我对当时大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道德水平产生了质疑。甚至美国的一些医疗专家也参与了证据的掩盖工作，这种对不人道罪行进行掩盖的行为是对他们从医誓言的极大讽刺。

这一切要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一名叫石井四郎（Ishii Shiro）的日本军医向上级长官提议，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对敌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位石井四郎后来官至陆军中将，正是这个人，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可独立运转的、先进复杂的大型细菌和昆虫培养设施，建立起了可供进行人体实验的监狱、实验室和制造细菌炸弹的生物武器库，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机场、特种飞机和一个可供处理人体实验对象尸体的焚尸房。

石井四郎中将主导的细菌战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可能因为那些生物武器攻击行动本身未获得预期效果，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或苏联受害者把疫病的爆发归于自然原因。不过，还是有一些此类攻击行为被中国人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显示，受到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中国城市有11个，在1940-1944年期间受到日本人为传播疫病而死亡的中国受害者有700人。苏联方面并未提供任何细节，他们只是说自己是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受害者。

当时有两起事件被报道了出来。中国国民党当局声称，1940年10月27日，日本人向华东地区上海附近的宁波市投掷了生物武器。虽然这起事件并未经科学手段证实，但人们当时观察到的情况是高度可疑的。有人看到盘旋在宁波上空的日本飞机上掉落了一个物体。随后不久，大量跳蚤出现在该地区，有99人感染了病菌，除了一人其他全部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宁波的老鼠并未感染疫病。在当地，人类瘟疫爆发往往是由鼠疫流行所导致的。

1941年11月4日清晨，人们发现一架日本飞机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盘旋。那架飞机并未投掷炸弹，而是向下抛洒了小麦和水稻颗粒以及纸张和棉絮，那些东西大多散落在常德市东门区的两条街道上。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住在两条街上的6人相继死亡，死者的症状非常像感染了瘟疫。在第六个人死亡后不久，曾受到国联邀请赴印度担任瘟疫专家的陈文贵医生领导一支公共卫生专家组到达了常德。经过尸检后，他发现那些感染人体的病菌是经过人工培养和动物实验后才能产生的。这一次，人们还是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

1945年8月8日午夜，苏军坦克正在跨越中苏边境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就在那一段宽限期里，日军毁掉了他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生物武器研发生产设施，杀害了剩余的还未使用过的人体实验对象（据说仅处理尸体就花费了30个小时），并把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宝贵的实验设备运往了南朝鲜。据报告，其中一些设备最终被偷偷运回了日本。

1949年12月，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日军大量恶行被揭发出来，法庭收到的证据显示，中国国民党当局对日本提出的细菌战指控是成立的。军令和铁路运输单据都证实日军曾运输过生物武器物资；此外，其他大量能够证明日军罪行的日本文件也出现在了法庭上。

石井四郎所领导的负责生物武器生产的主要工厂名为“731部队”，关于这家工厂，一些资料是这样描述的：据专家计算……该工厂在一个为期数天的生产周期内可以培养3万万亿个病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从培养基表面刮下来的那层粘稠的、奶油一样的病菌的数量是用公斤来计算的。

据计算，仅仅这个工厂每月的病菌产量就有8吨之多。

此外，石井四郎所领导的机构还从事其他一些与生物武器无关的医疗项目，其中一个被委婉地称为“净水部队”（他的确是研发过有效的净水设备的）。在被日军入侵的亚洲国家，日军强征当地女性“款待”日本军人。在“慰安所”门外往往会排起长队，这就导致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军事医疗人员让那些被关在“慰安所”附属监狱里的女性“感染上梅毒，以便研究预防梅毒的有效办法”。

近期出版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等3部5册档案文献集。来源：新华社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图。来源：新华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另一项被揭发的日军罪行是“冷冻实验”：那些中国人被带到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的户外，他们手臂裸露在外，然后用鼓风机吹向他们的手臂，直到他们的手臂被完全冻住。冻住的标准是，用铁棒敲击手臂发出的声音与铁棒敲击木板发出的声音相似即可。

然后那些中国人便会被带回室内，各种各样的解冻实验便开始了。据“731部队”监狱人员的描述，那些中国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冷冻实验的受害者，他们的骨头会从腐烂的皮肤里穿出来。一些纪录片对此类实验的描述更加触目惊心。

行文至此，能够证明日军上述罪行的证据大多来自中国国民党当局、北京和莫斯科，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可能是在压力之下开口的。不过，一些后来逃回日本的细菌战参与者还是打破了保守秘密的承诺。在数百本由日本退伍老兵撰写的回忆录中，仅有几本出自前“731部队”成员之手。秋山浩（Hiroshi Akiyama）在两篇杂志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曾做过陆军上尉的木村文平（Bumpei Kimura）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前少校榊亮平（Ryohei Sakak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空投老鼠和田鼠（一种与老鼠相似的啮齿类动物）将病菌扩散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石井四郎研发的能够快速繁殖跳蚤的“育婴房”，在那里可以快速生产出数百万只跳蚤。

不过，关于石井四郎的部队所扮演的角色最具戏剧性的证言还是来自吉永晴子（Yoshinaga Haruko）拍摄的曾在东京广播公司播出过的一部一小时长的纪录片。1976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这部影响力并不大的关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纪录片中，吉永晴子导演揭开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严格保守了多年的秘密。她走遍日本各地，面见了20名曾在“731部队”服役过的老兵……其中有4名老兵同意接受她的采访。吉永晴子发现，那些老兵的证言与苏联军事法庭上对日军提出的战争罪行控告是完全吻合的。

吉永晴子采访过的一些老兵表示，他们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了驻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一名叫江口的老兵说自己是“第二个被叫去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人”，他们为他的证言“做了记录”；高桥曾是一名军医和陆军少校，他说：“我1947年去过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两次，调查员让我写一份报告，他们说只要我写下来，他们就会保护我免遭苏联人的报复”；曾当过飞行工程师的熊本说，战争结束后，石井四郎去了美国，他是“带着他的研究数据去的，他为我们大家求了情，希望能得到美国的赦免”。

《华盛顿邮报》曾尝试就上述日本老兵的证言进行求证，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媒体事务官员们说，他们不掌握相关信息，不过他们会进行调查”。两年后，我给这两个部门写了信，询问他们的调查是否已经结束。司法部回复说，这件事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国防部最初回复说他们找不到《华盛顿邮报》曾有这样一篇报道。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他们让我去国防部下属的影音资料馆查询那部纪录片的情况，而影音资料馆的人对我说他们的馆藏里没有这样一部纪录片。

根据《信息自由法》查询重要资料需要人们具备很大的耐心，而且经常需要运气的配合才能有所收获。我曾就吉永晴子拍摄的日本细菌战纪录片向国防部进行过多次查询，结果一无所获。不过，最后有一位颇有责任感的陆军中尉对我说，他自己也找不到关于那部纪录片的任何资料，不过他发现一份档案与日本细菌战有关。那份档案里有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记录，其中还有一些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报告（本文稍后会加以引用）。

在这些查询工作中，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很多尚未正式解密的文件曾在50年代美国法律乱局中在由诸多美国政府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提及过，因此那些文件本身或对文件所包含内容的描述可根据《隐私法》（Privacy Act）通过对那些私人档案的调取来获得。

一旦石井四郎把中国人用作生物武器实验对象的情况获得证实，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他同样也用过美国战俘，也许还用过英国战俘，他甚至还可能用日本犯人也做过实验。也许由于不同种族对某一特定病菌的接触史不同，在某种情况下，不同种族对同一种病原体所产生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直到最近，我才在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中发现了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指出：“早在1943年，作为‘731部队’研究人员的皆田就被派往战俘营，以测定美国士兵血液的一些数据以及那些美国士兵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由于某些无法说明的原因，那些苏联检察官忽略了这条以及其他几条非常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线索。不过，美国检察官在参加东京审判时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也曾频繁遗漏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检察官们不但看起来不愿意追查有关美国战俘的报告，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对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

当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首都南京时，他们发现南京还有另一支被称为“多摩部队”（TAMA Detachment）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这支“多摩部队”成立于1939年，最初是作为“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而存在，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12个部门、1500名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与“731部队”一样，“多摩部队”也使用在押犯人进行人体实验。南京派出的中国检察官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多摩部队”的报告，中国检察官要求必须将“多摩部队”纳入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起诉范围。由于中国人的一再坚持，法庭最终答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1946年8月29日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法官和美国诉讼律师戴维·萨顿（David N. Sutton）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戴维·萨顿：敌人的“多摩部队”使用平民进行医学实验，他们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支“多摩部队”是日军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被他们屠杀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无法确定。

庭长：关于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件事，你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吗？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从未听说过。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戴维·萨顿：目前我们还无法提供更多证据。

日方的一位辩护律师提出反对，他说“戴维·萨顿并没有为自己的指控拿出足够证据，那也许只是一个从事疫苗接种的机构，是为中国平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法庭采信了辩护律师的说法，判定南京方面提出的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不能被法庭接受，随后法官说中国国民党当局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此牵动人们神经的事情法庭竟然没有追究下去，法庭竟然没有亲自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而且当时法官本人也是非常吃惊的，他说过“这是一个新情况”这样的话，他还问戴维·萨顿“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当时的戴维·萨顿完全可以点燃导火索把事情引爆，虽然法官催促他多说一些，可他很显然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那样做。

如果说美国政府下辖的某些机构不能或不愿对日本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话，其他一些机构却一直在对日军的生物武器项目进行暗中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是1944年1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写给联合情报参谋部（Joint Intelligence Staff ）的一份备忘录：“据1943年12月21日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报告，日军在日本京都有一个细菌战实验室……”，这份备忘录还提到中国此前在这方面发表过的一些报告，而且提到一份未经证实的文件也曾指出“1941年初，日本北海道西南部港口城市小樽附近的捕鱼活动曾一度暂停，因为在小樽大学实验室被洪水冲毁后，一些人工培养的鼠疫病菌已经随着洪水流入大海”。

在最近解密的美国情报部门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份在华美军G-2部门撰写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一名日本战俘交待的情况：1942年浙江战役期间，日军占领了一片曾遭到生物武器攻击的地区，日军的伤亡人数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内急剧增加，疾病以霍乱、痢疾和鼠疫为主。被感染的士兵大量涌入医院……那些被霍乱感染的日本士兵往往由于接受治疗太晚，大多死掉了。这名日本战俘看到，南京水供应与净化部门（也就是“多摩部队”总部——原注）的数据显示，死亡数字在1700人以上……日本战俘认为，实际的死亡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压低那些令人不快的数字是日军很通常的做法”。

这份在华美军G-2部门的报告在结尾处对那名日本战俘做了一些描述，说他曾在南京和九江日本细菌部队服役，是个“非常聪明、诚实的人……他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

美国陆军防化兵部队的威廉·克雷西（William Creasy）少校在二战结束10年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陆军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细菌战动向了。克雷西少校认为，日军对美国使用的纸气球炸弹（二战中日军在日本本土释放携带炸弹的气球，利用高空气流飘到美国本土后落地爆炸）很可能就是一种生物武器。“据美军掌握的情况，日本早在1932年就开始对生物武器表现出兴趣了。1937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生物武器研究和实验机构”，他写道。

我在杜鲁门图书馆查阅到的档案显示，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对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派遣了一个科学调查组前往日本，担任组长的是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博士，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校长。1945年10月3日，日本投降后还不到两个月，康普顿博士回到华盛顿，当面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调查的初步结果。第二天，康普顿博士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篇长达6页的调查报告。整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对日本生物武器情况的分析很吸引人：如果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日本在细菌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技术进步有所助益的话……我们的医学专家和细菌学专家们通过与军方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正在持续不断地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工作。看起来，日本对细菌战已经做了很积极的准备。截至目前，他们一直否认自己有任何发动细菌战或为发动细菌战进行准备的意图，不过我们对他们的否认态度是存疑的，我们正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持续了数月之久。他们最终确定了日本细菌部队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名字。石井四郎一直声称，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防御性的，他从事的是水源净化工作，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共方面的人，一直在污染日军的饮用水水源，而且他也相信苏联人打算对日本发动细菌战。

在面对美国调查人员时，石井四郎最初给人留下了一种很狡猾的印象。他利用了美国调查人员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他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说他们十分残忍、对人命毫不在意，这些描述其实正适合他自己。在他的细菌战行为无法掩饰时，他又开始为自己寻找借口，希望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合理化。石井四郎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反击，“他们”那样做，所以日本不得不做些事情防止自己在战场上处于弱势。

在最初的几次谈话里，日本人一直想掩盖真相。北野政次（Masaji Kitano）是石井四郎离开“731部队”期间该细菌部队的代理领导者，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另一个从事细菌战的“100部队”的领导者若松雄二郎（Wakamatsu Yujiro）也是如此，“100部队”主要从事动物疾病的研究（其实他们也用人体进行实验，以便研究家畜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这些接受询问的日本军官都说，所有记录都已被销毁，所有人员也都已被遣散。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美国的调查工作也许真地会无果而终。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都拿出了足以给日本人定罪的证据。苏联发表了对两名被俘的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描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是如何培养病菌宿主的，两名日本俘虏承认自己做过人体实验，他们还描述了石井四郎是如何通过制造特殊炸弹解决生物武器载具的问题的。关于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的，目前仍无法确定。美国方面的档案显示，上述信息先是被送往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不久后其下辖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才获悉。不过，苏联人对事实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拒绝接受中国在“多摩部队”问题上提供的证据之后，苏联诉讼团队把川岛和唐泽提供的书面证据交给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凯南（Joseph B. Keenan）。

如果苏联方面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很难理解为何约瑟夫·凯南和他的诉讼团队没有立即就日本的生物武器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无论哪种情况是真的，很显然上述信息很快就通过高级别情报管道送达了美国高层，而且美国很快就决定对所有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上面有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字样。来源：新华社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实验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来源：新华社

在掌握了苏联提供的对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之后，麦克阿瑟手下的调查人员重新对石井四郎以及其他几个有名的细菌战参与者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否认态度很快就瓦解了。于是，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开始出现多封紧急密电。1947年2月10日，美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CINCFE）对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说，苏联人正在为获得审问石井四郎等人的许可施加压力。这位总司令说，他不认为苏联人能问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觉得如果对苏联人的审问过程加以分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线索。

华盛顿回复说，苏联提出提审石井四郎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日本是对中国使用的生物武器，而不是对苏联，整件事情跟苏联毫无关系。不过，如果能够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的话，美国也许可以借给予苏联提审许可展现出一种“善意姿态”。需要做的是：首先，让最有能力的美国审讯专家对日本人进行重新审问，如果这一过程中美国能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应要求日本人绝不能将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最后，一定要告诉日本人，绝不能向苏联人提起自己曾被美国调查人员审问一事。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美国生物武器专家从华盛顿前往日本对重新审问进行指导之后），美国的调查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1947年5月6日，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写道：东京这边日本人的表态内容能够证实苏联监狱里日本人的话是真实的……三个日本人都知道人体实验的事，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描述，石井四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日本人曾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试验……报告显示试验项目的规模……1945年8月，他们的“731部队”销毁了400公斤（880磅）干燥处理过的炭疽病菌……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也许是将军级别的人），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个领导是知晓的，而且是那个领导授权石井四郎这样做的。石井四郎说，如果美国方面能提供书面保证，让自己、自己的领导和下属免遭“战争罪”起诉，那么他愿意对整个项目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石井四郎说，关于如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使用生物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他掌握大量重要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远东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实地使用最先进的生物武器之后获得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来源：新华社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及部分内容。

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的紧张局面。苏联方面要求，要么在战争罪法庭上把细菌战正式确立为一个问题，让石井四郎等人坐到被告席上去；要么把那些日本人送往苏联受审。麦克阿瑟手下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与苏联代表周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要求石井四郎把一切都说出来。而石井四郎要求为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先获得豁免，他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非核心的东西，他很聪明地暗示，自己知道该如何在寒冷气候中使用生物武器（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从那时开始，没有人再提起过中国国民党当局，中国人要求对石井四郎进行严惩的诉求也无人再关心。如果华盛顿认为整件事与苏联无关，那么显然它认为整件事也与中国无关，而是只与美国有关。

华盛顿对麦克阿瑟上面那封报告重要进展的电报进行了回复，这封回电采用了最高保密级别。华盛顿在密电中问石井四郎或其他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被确定为战犯或已经被纳入即将被确定为战犯的范围。在东京方面，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律事务部的阿尔瓦·卡朋特（Alva C. Carpenter）上校对华盛顿进行了回复，他在回复前与负责战犯起诉工作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进行了“协调”。鉴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都对日本的细菌战行为有了掌握，卡朋特上校于1947年6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读起来颇为有趣：

法律事务部关于石井四郎等人的报告和文件都是以匿名信为基础写成的，据说里面包含许多流言和口头证言。截至目前，法律事务部通过对大量与日本在华细菌战有关人员的审问，并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对他们提起战争罪指控。那些所谓的受害者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服刑者、农民、女性和儿童都被日本人用来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日本共产党声称，“石井细菌战部队”在奉天（即中国沈阳）用被俘美军人员做人体实验，而且还说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京和京都也在从事此类研究。石井四郎的部下无一人受到指控或被认为是犯下战争罪的嫌疑人，也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指控。

三周以后的6月27日，卡朋特上校再次向华盛顿发去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已有“强有力的详细证据”证明日本使用过生物武器。然后，他又写道：“从国际起诉科的上述观点的确可以得出日军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违反陆战规则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卡朋特上校解释说还需要更多证据，通过彻底调查让事情水落石出。他用律师的口吻最后写道，提起诉讼是困难的，这是国际法庭在提供证据方面的规则所导致的一个难题。

华盛顿很显然从卡朋特上校那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东西。“匿名信”、“据说”、“流言”、“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无法证实”、“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所有这些用词后来都出现在了给予石井四郎豁免待遇的正式文件中。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本文展示更多文件和电报的内容，读者可能会在那些文件和电报中发现更多的细节。有证据显示，日本生物武器项目比当时美国调查人员想象的要庞大得多。美国太平洋战区医疗情报官员发现，日军在频繁使用一种非常先进的“净水设施”，其中包括很小的便携式实验装置。当时美军医生们不理解隔离服等日本装备的用途。40年代中国华中战场上爆发的不同寻常的疫病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像当时那么难以理解了。

1947年7月1日，爱德华·怀特尔（Edward Wetter）和H.I.斯塔布菲尔德（H.I. Stubblefield）在为少数军方和国务院高级官员撰写的一篇备忘录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坦诚态度。

他们报告说，石井四郎等人非常配合，他们正在撰写大量报告，而且他们已经同意提供“8000多张经过生物武器实验后人类和动物尸体组织的照片”。他们指出，人体实验的效果要比动物实验好得多。他们指出，据判断苏联仅仅掌握“一小部分技术方面的信息”，由于“那些日本人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会导致数据被所有国家获取，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还强调，日本人所掌握的实验数据“对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日本实验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价值极大，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战争罪行诉讼本身”。

1947年7月15日，“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对爱德华·怀特尔和H.I.斯塔布菲尔德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复，他同意二人的观点，但也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接着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胡伯特还警告称，如果苏联方面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交叉审查的话，整件事可能会被暴露，届时局面将无法收拾：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苏联人在奉天地区进行独立调查可能会发现美国战俘曾被用来充当以生物武器研究为目的的人体实验对象，而且那些美国实验对象已经因此死亡……

虽然存在上述风险，不过胡伯特还是同意怀特尔和斯塔布菲尔德的观点，他主张采取保密措施并给予那些日本细菌战参与者战争罪行的豁免权。他写道：“目前手中的数据……并不足以证明石井四郎等人犯下了战争罪”。

美国安排了大量医疗人员对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华盛顿派往日本进行实地评估的第一批专家之一就是诺伯特·费尔（Norbert H. Fell），他于1947年4月初启程前往日本。6月底，诺伯特·费尔医生回到华盛顿。来自东京方面的说法是，应该向费尔医生开放所有的相关电报记录，因为“他是掌握最新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专家”。

埃德温·希尔（Edwin V. Hill）医生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医学博士、基础科学带头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保留的一部分技术数据。他写道，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资料，以便对日本人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证实，“我们对他们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那些病理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获取了对理解病理数据有价值的记录等说明性材料”。

埃德温·希尔等人与19名日本生物武器专家进行了谈话，证实了许多以人类和动物为实验对象的独立实验结果，此外还涉及一些与植物疾病有关的工作。他们还对石井四郎的净化流程以及通过飞机喷洒病菌气溶胶的系统进行了调查。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专家们描述了炭疽杆菌、肉毒杆菌、布鲁氏菌的人体实验细节，包括被感染的人数和最终死亡的人数。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的结尾指出，日本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极为珍贵的，是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他甚至代表石井四郎等人求情：此次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极大地弥补和扩充了我们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日本科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数据需要我们自己耗费无数美元和多年时间才能取得。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体对病菌易感性方面的数据。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是无法取得那些数据的，因为这需要进行人体实验，而进行人体实验会在良心上对我们造成不安。获取那些数据仅需25万美元，与其研究成本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所获得的病理数据是那些实验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对自愿提供这些数据的人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数据落入他国之手。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菌战的希尔博士在调查报告中，对花25万日元的记载。来源：新华社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中提出“应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的那些日本生物武器研究人员不仅让人体实验对象感染上病菌以研究死亡的比例，而且有时候为了获得更详细的科学数据，他们还有意杀害实验对象。在一群人体实验对象被感染之后，随着感染情况的发展，日本人会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挑选出一些直接杀死然后进行解剖，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不同感染阶段的情况进行研究。

很显然，我们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专家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提供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相关研究项目的进展，美国专家们只是说那些数据是“无价的”。据说美国后来使用的生物武器与此前日本人研发的生物武器至少是非常相似的。让羽毛沾染病菌是石井四郎的发明，而此后羽毛炸弹就成了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标准配备。已故的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医生指出，“如果要了解生物武器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从人体上直接获得数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偶然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研究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些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俄国人、“混血人种”以及美国人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因大剂量的病菌感染、长时间的X光照射或活体解剖而过早地结束了。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石井四郎以及许多其他“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都完整地活过了自己的一生，只是在老年时期患了一些自然产生的疾病。其中有一些，比如一位叫北野的将军甚至在写作本文时仍然非常健康，他目前正在日本的家里安享自己的退休生活。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他说：生物武器可以产生大规模的、无法预测的、潜在的、无法控制的恶劣影响。它能够造成疫病流行，且危及未来世代的人类健康。因此，我决定美国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武器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战手段。

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的官员们就开始对总统声明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就在当天，时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就对参议员小查尔斯·马迪亚斯（Charles Mathias, Jr.）说：“这不会对国防部的基础研究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方想要继续进行的一些国防研究项目涉及“研发和制造致命的生物制剂以及反制这种制剂的手段。‘这听起来与我们曾做的那些事情已经非常相似了’，一位官员私下说道……”。

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迹象显示五角大楼对生物武器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萨缪尔·古尔德哈勃（Samuel Goldhaber）指出，美国打算保留一定规模的“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虽然白宫已经声明此类项目将完全公开透明，但军方随后却说该项目属于军事机密。为完成该项目，需要把240名平民和190名军方人员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陆军位于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s），在那里可以对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活动进行集中保密管理。

美国陆军最初宣布，德特里克堡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改建为普通医疗研究机构。虽然人们提出许多建议，如改建为癌症研究中心，但美国陆军方面显然找不到愿意承担维持该机构运转庞大资金的机构。

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美国陆军方面改变了想法，他们决定继续在德特里克堡维持一个小规模的“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把其他设施租给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已同意在德特里克堡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植物疾病的部门。不过当时有人指出，美国农业部并未设立什么“新”的部门，他们只是接手了原来美国陆军早已在进行中的植物病原体研究项目。

1972年8月初，苏联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Boris V. Petrovsky）访问德特里克堡，并被允许参观原来被用于进行最机密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区域。工作人员对随行记者说“入口处的警卫如今已经撤掉了”。1977年11月，我本人亲自造访了德特里克堡，发现警卫仍在。

在阅读了两天与该机构早期历史有关的解密档案之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与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见面，那位负责人很详细地询问了我为何会对生物武器感兴趣。对德特里克堡的参观的确是允许的，不过他们对我本人以及两位同行研究者开放范围进行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一间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使用该设施的机构名单，大多数都是军事医疗研究单位，其中一些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这家研究机构是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后该设施的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官员是丹·克罗齐耶（Dan Crozier）。

1978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由于坚持保留一种天花病毒培养体而卷入了一场争端。由于预计天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根除，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仍保留天花病毒的实验室都应彻底销毁该病毒或把该病毒转移至联合国指定的四个地点进行保存：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位于莫斯科的天花病毒预防实验室、位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以及位于东京的日本国家医学研究所。

美国军方的医学研究人员表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希望能继续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的理由十分充分。由于疫苗非常有效，如今很难再使用天花病毒制造生物武器。不过，一旦天花根除，疫苗将不复存在，未来人类将对这种病毒失去免疫力。到那时，天花病毒将有可能重新成为生物武器的制造原料，恐怖分子或外国势力将可能用它对美国进行攻击。

因此，美国陆军方面因诊断需要不得不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据一位军方知情人士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不愿意依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因为把病毒培养体送到那里保存后，随着时间流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许会无意间损毁那些培养体。陆军方面其实是过虑了，因为天花病毒培养体对于血清学检测或疫苗生产来说都不是必须的。

除了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还有一家机构拒绝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那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罗克韦尔的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该机构称，希望自己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而且仅出于存档目的，以防样本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丢失。

奇怪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和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都认为，在其他国家自愿放弃天花病毒样本的时候，美国却需要三份天花病毒样本。我们有一天会看到，也许在美国某处还秘密保存着一份天花病毒样本。

如今已曝光的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多年来一直保存着有毒物质、细菌和病毒，不过大多都是少量的处于即时可用的状态。70年代初，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之后，中央情报局为自己所有的“可供支持行动”的库存编制了目录。可是在1975年8月23日的一篇备忘录中，我们看到在接到销毁令6年之后那些库存仍然存在，就在中央情报局设于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小组那里。

在天花病毒样品的问题上，很显然情况是不正常的。军方人士认为，天花病毒目前不是生物武器的原料，但未来也许会成为生物武器的原料。他们错误地主张，为了避免美国未来受到该病毒的攻击，美国有必要保留天花病毒的培养体。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似乎已经把天花病毒视为生物武器的一个选项，而且显然正因为他们认为天花病毒具有这一价值，他们才非法地保存该病毒达6年之久。值得指出的是，在德特里克堡扮演攻击性武器研究机构的角色终结之后，中央情报局在1975年仍然在德特里克堡存储天花病毒以及其他可用于攻击目的的生物样本。如果中央情报局关于天花病毒知道一些我们普通人（包括非军方医疗人员）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上述奇怪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存在如下可能性，即我们的生物武器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或制造出了天花病毒的一种变体；他们认为，即便当今人类已经对天花病毒存在广泛的免疫力，但这种天花病毒变体仍然具备成为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的潜在价值。

在德特里克堡表面看起来即将关闭时，其非军方工作人员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名记者对进入新的民间机构或联邦政府机构的昔日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进行了追踪，这名记者问他们在做什么。一些人在接到他的电话时非常不悦，拒绝回答。其中一个人竟然发起火来，声称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即便自己桌子上的铅笔是什么颜色也不会告诉他，甚至桌子上有没有铅笔也不会让他知道。从那些人的表现来看，这名记者猜测，他们仍然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工作。

对于反对生物武器的人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生物武器研究是很容易打着普通医学研究活动的幌子获得合法身份的。石井四郎用“净水部队”和“疫苗生产机构”来遮掩自己的行动。即便生物武器攻击已经完成，有时也会被认为是瘟疫的自然爆发而被忽略过去（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一些人否认日本的细菌战暴行，为其进行遮掩已经50年了。30多年来，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一直掩盖日本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而且还掩盖自己也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知晓美国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部真相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此文2019年7月5日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发表于互联网】

作者简介

约翰·威廉·鲍威尔，美国进步人士，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之子。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从20世纪20年代起长期担任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发行人。主张“中国为独立之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裁判权”等，1923年将《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改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8年斯诺由美国初到中国，被鲍威尔聘为《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继而又聘斯诺为代理主编。1935年鲍威尔访问苏联，次年经日本到菲律宾，西安事变后返回中国。1936年11月14日，他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发表斯诺在延安与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及毛泽东的照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被日军逮捕，关押在“大桥监狱”，《密勒氏评论报》也被查封。在拘禁期间，备受折磨，双腿致残。1942年6月，美日两国交换被俘外交官与新闻记者时获释返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支持其子约翰·威廉·鲍威尔复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47年在华盛顿逝世。著有《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1947年约翰·威廉·鲍威尔在上海。来源：美联社

约翰·威廉·鲍威尔继承了其父亲的事业，接办了《密勒氏评论报》。朝鲜战争时期，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报道，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鲍威尔回国后，被美国官方迫害，1956年被美国政府以叛国罪和煽动暴乱罪起诉，这一起诉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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