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是否还是当年的塔利班？

本文转载自：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ID:knowfar2014）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王涛/编译

自：西点军校反恐中心《CTC守望》月刊2021年3月

阿富汗塔利班是否改变了他们在2001年倒台前的压制性立场？特别是在权利和自由乃至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改变的程度以及这种改变是否持之以恒，将成为可能达成的和平解决方案能否在阿富汗创造一种民众以及美国和北约盟国都能接受的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关键要素。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上任后不久即表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需要维护过去20年间在人权、公民自由和妇女在阿富汗社会中的作用方面取得的进展。此前，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都曾发出过类似的呼吁，阿富汗政府也保证，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对他们来说是一条“底线”。

在对塔利班运动进行历史概述并探究其决策结构之后，本文将探讨塔利班在5个关键领域的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媒体与通讯，妇女权利，教育，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以及对于阿富汗应该建立何种政体的构想（编注：推送部分只节选了前3个领域）。

如上所述，塔利班决策结构有个特点，即最高领导层的政策变化可能不会转化为实际行动方法的变化。因此，当地的塔利班指挥官可能会仅仅将领导人的决定挂在嘴边。塔利班领导人在表态上的转变也可能只是在口头上迎合阿富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态度，只不过是缓和其政策表述，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其做法。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塔利班在喀布尔掌权时才会暴露他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任何言辞缓和都应该被视为仅仅是为了改善形象，便于重新掌权。但应该指出的是，当地社区和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在此期间试图维持阿富汗基本服务运转的非政府组织，都能够促使塔利班做出让步。此外，塔利班领导人还表明，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有能力控制不守规矩的指挥官。

虽然塔利班有能力变得务实，并且因此改变他们的言论和政策，但作为一种运动的宗教性质限制了他们对于可能认为在宗教上不合法的思想和概念（包括在治理中）表示赞同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塔利班表态的转变揭示了他们在和平解决后的阿富汗政治秩序中可能愿意接受的事项。在这个秩序中，他们必须与阿富汗其它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达成某种妥协。据推测，一些塔利班成员已经吸取了教训：阿富汗人评判任何由他们领导或参与的政府，主要不是看它的宗教信仰，而是看它是否有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阿富汗大多数民众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2001年以前，阿富汗人的经济状况未能得到改善，因此，塔利班虽然拥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但却得不到支持。

此外，虽然塔利班的新政策方案还没有经过他们回归国家层面的考验，但塔利班对阿富汗大部分地区（以及在这些地区执行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塔利班的做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生了变化进行有益的研究。例如，如下文所述，虽然对塔利班目前在其控制地区采取的做法进行的研究表明，媒体与通讯、教育体系以及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但并未表现出对妇女权利、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

媒体与通讯

塔利班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他们对媒体与通讯的处理。在2001年秋季之前的执政期间，他们禁止看电视，而是通过印刷媒体和广播与民众沟通，并且经常与当地社区进行面对面交流。电话的使用——主要是当时罕见的卫星电话——被塔利班垄断。

如今，塔利班充分利用技术上可用的传统和社交媒体，从广播（仍然没有音乐）到以印刷、音频和视频材料为特色的多语言网站。坊间报道表明，塔利班对在他们控制地区看电视的民众已经不再那么压制，但他们仍然拒绝接受智能手机，通常完全禁止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对于他们的普通武装人员也是如此，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被追踪。只有非常有限的指挥官和武装人员能够获得授权，可以使用智能手机作为军事通信手段。

总体而言，塔利班对待通讯手段的方式更加务实，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冲突和宣传的需求，这意味着塔利班控制地区的民众不再那么受限制。可以说，促使塔利班改变做法的并非他们信仰体系的转变，而是他们接受了一个事实，即自己无法控制大众媒体和互联网在阿富汗的快速传播，并且意识到这些技术可用于他们自己的消息传递。

妇女权利

2001 年秋季之前塔利班统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阿富汗妇女普遍被排除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之外。如今，塔利班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表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除了改善了女童教育之外，并没有在帮助他们控制地区的妇女融入社会和政治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人权观察组织在2020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阿富汗大部分农村地区，包括保守的政府控制地区，严格的社会着装规范（尤其是女性着装）和妇女运动都很普遍。”在这方面，塔利班的行动往往不是有悖于大多数公众舆论，而是与之相顺应。

在2019年7月在多哈举行的阿富汗内部和平会议（最初称为阿富汗对话会议）的决议中，塔利班同意未来在伊斯兰价值观的伊斯兰框架内确保妇女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事务中的权利。这一点最近得到了重申——2021 年 2 月，作为塔利班领袖副手之一的毛拉·巴拉达尔在“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公开信”中再次强调，塔利班“致力于维护和保障伊斯兰法律赋予妇女的所有权利。”

塔利班在许多关于权利和自由的声明中都附加了这样的套话，从而与他们眼中的西方概念划清界限。2019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毛拉·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纳柴对媒体表示，伊斯兰教赋予妇女所有基本权利，如商业和所有权、继承权以及教育、工作、选择丈夫、享受安全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权利。他还宣称，妇女可以竞选担任高级政治职位，除了国家元首和首席大法官之外。不过，他补充道：“如果世界认为我们赋予了美国或者西方国家赋予妇女同样的权利，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不相一致。”塔利班领袖副手毛拉·巴拉达尔在2020年底发表的一次演讲中重申了这个立场。

在2019年7月的多哈会议上，一些来自阿富汗的女性与会者与塔利班代表团接触，讨论妇女的伊斯兰服装问题。他们回答说，不需要穿罩袍，戴头巾就足够了。一些妇女认为，这是塔利班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更愿意讨论妇女权利问题。早在 2015 年年中，阿富汗妇女与塔利班在奥斯陆首次直接会面后，就折射出更加开放的印象。

总的来说，塔利班在妇女社会和政治作用方面仍然持保守立场，而且往往自相矛盾。2019年2月莫斯科会议的另一份声明也反映了这一点。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斯坦纳柴在会议上表示：“妇女权利被强加于阿富汗社会，并且以妇女权利为名义，进行不道德、下流和传播非伊斯兰文化的活动。”

教育

限制女孩和妇女权利一直是塔利班在 2001 年秋季之前执政期间教育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在 1994-1996 年期间以及后来的执政过程中，塔利班指挥官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常常几乎自动关闭学校，尤其是女子学校。在一些地区，女校被改造成为男校。在塔利班执政期间，女孩的教育仅限于青春期之前。女教师被遣送回家，男教师不允许教女孩。对女教师的禁令也影响了男孩的教育，因为阿富汗所有公立学校教师中常常大约有 70% 是女性。塔利班仍将学校视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可能的切入点。

塔利班政权对女孩教育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禁止，而是严格限制和强行控制。1998年，塔利班宣布学校（包括那些仅仅招收女孩的学习）不得教8岁以上的女孩，学校教女孩需要得到许可，此类学校的课程应仅限于《古兰经》。为了让他们的措施更加有力，在1998 年 6 月约有 100 所学校被关闭。不过，当眼前的压力减轻时，许多关闭的学校恢复了运营。

即使在塔利班统治期间，喀布尔和其它地方也有许多女子学校和男女混合学校。有些学校是秘密进行教学，通常由曾经的女教师或者女性活动家经营，并且得到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支持。1997年的一项调查统计了至少10个省的422所男校、125所女校和87所男女混合的小学和家庭学校。

由于与塔利班当局达成协议，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开办的男女混合学校获准开办。德国非政府组织COFAA与塔利班宗教事务部达成协议，在以喀布尔为中心的13所伊斯兰学校开展了一项学校教育计划，共有1万多名学生，并附有一个教师培训项目。其中女生占了一半。这些学校一直升到六年级，超过了早先规定的最高年龄8岁的上限。瑞典阿富汗委员会区域主任乌拉·阿斯伯格在2000年向媒体透露，该委员会开办的学校约有20万名学生，根据与塔利班教育部达成的协议，其中有3.7万名女生。一年前，该委员会报告称，它为 567 所学校提供服务，其中大部分是正规学校（还有 39 所家庭学校），有许多在农村地区。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声称，“在新近被塔利班占领的地区，一些社区向塔利班代表申请重新开放学校，并获得成功。”

1999年，约有30-35万名儿童在各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办或者资助的学校接受教育。到了2001年12月，估计有50万名阿富汗男童和女童在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学校就读，性别比例不详。美国政府在2000年有关阿富汗人权状况的报告中援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据估计，大约25%-30%的男童和高达10%的女童在上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报告的数据较低，称只有约3%的阿富汗女童接受初等教育，而男童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高达39%。

尽管总的来说，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有关学校的安排机制相当不稳定，但塔利班颁布的限制从未被完全执行，塔利班偶尔也会屈从于当地居民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要求，即使有限制，也要保持教育体系的运行，包括女童教育体系。

了解塔利班执政时期教育方式的细微差别非常重要。塔利班领导人坚称，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教育，即使是女童教育。他们将女童接受教育的障碍归咎于糟糕的安全状况以及资金短缺；他们承诺，在国家恢复安全后，学校将重新开放。但在塔利班执政末期，塔利班的论调越来越空洞，因为战斗只是在阿富汗少数地区进行。需要强调的是，塔利班限制教育的做法反映了该运动的起源——农村保守阶层的普遍类似信念。在2001—2009年的重组和扩张阶段，塔利班重演了2001年以前的模式，即关闭他们收复地区的所有学校，特别是关闭女子学校，但偶尔也会对当地居民要求开放学校的压力做出些许回应。

在 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巩固的领土基地开展活动，逐渐由攻击转变为控制政府运营的教育体系。他们改变做法部分是因为遭到村民的强烈反对，这些村民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在 2010 年发布的新版《行为准则》中取消了所有针对教育体系的条款。

早在2007 年，阿富汗教育部就与塔利班建立了联系，以保持学校开放，并且至少在塔利班控制或者争夺的地区站稳脚跟。在某些地区，他们通过当地长老或者宗教人士与当地塔利班达成不成文的协议。正如纽约大学国际和平中心高级研究员巴奈特·鲁宾和克兰西·鲁德福斯指出，塔利班和政府于 2011 年在教育方面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尽管官方否认），所谓的基于社区的教育成为阿富汗教育状况的一个特点，并且促成了更高的入学率。

到了2012 年，塔利班内部起草了一项更温和的教育政策。这反映在塔利班 2013 年 8 月的开斋节致辞中。致辞称，“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用宗教和现代教育武装自己，因为现代教育是当代所有社会的基本需求。”该文件没有区分男童和女童教育，而是使用中性术语“儿童”。因此，这可以解读为普遍适用于男女童。

在与政府就教育问题达成的协议中，塔利班就其影响范围内的学校如何运转设定了条件。他们对课程设置进行限制，通常不允许向女孩讲授社会科学、文化或英语等“西方”科目，或者减少她们的课时，同时增加宗教科目的时间。他们强迫政府雇用亲塔利班的工作人员或前塔利班武装人员担任教师，或者试图争取让每所学校至少有一名教师可以就他们的教师同事和塔利班措施的执行情况提供反馈。他们对教师的工资征税（就像他们对控制地区内所有居民的收入征税一样），没收“幽灵”教师的工资，并对缺勤教师处以罚款。这一举措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民众中有许多人将学校的运转归功于塔利班，而不是政府。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塔利班更频繁地响应控制地区内当地社区的要求，保持学校（包括女子学校）的开放。例如，德国某非政府组织的一名成员告诉作者，在法里亚布省安德霍伊以外地区，当地土库曼人向塔利班施压，要求他们重新开放女子学校，直到12年级。此前，塔利班在2010年占领了这些地区后，首先关闭了这些学校。2018年，阿富汗分析家网络发现，在赫拉特省奥贝地区，女子学校在雇佣了更多的女教师后获准重新开放。在2019年初塔利班占领昆都士大部分地区后，他们允许女学生参加12年级的期末考试。相比之下，在塔利班统治的瓦尔达克省萨伊达巴德地区，当年的女子学校仅仅开放到5年级（含），而教师均为男性。

许多人回顾了1996-2001年期间塔利班在喀布尔统治的历史记录，以了解他们的总体世界观和政治观，但这还不够。如果认为未来的塔利班及其政策必然与2001年秋之前塔利班统治时期的政策如出一辙，那将大错特错。

即使在2001年政权被推翻之前，塔利班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始终存在多种意见，而派系主义受到强烈压制。甚至有塔利班高级官员本人不同意官方政策的某些方面（例如有女儿的父亲不同意女孩教育政策），或者甚至有意不执行决定（例如取缔女子学校和/或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在统治阿富汗时，塔利班还出现了联合国当时所说的“执行疲劳”问题，根本无法始终如一地执行所有禁令和规定，因此民众可以对其中一些禁令和规定视而不见，拥有相对较大但仍然有限的自由。

事实证明，2001年后的塔利班是善于学习的更具政治属性的组织，更能接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他们正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即使用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重新掌权，建立所谓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作为一种选择，这包括寻求谈判解决，可能会形成与其它派别的权力分享安排。毋庸置疑，塔利班的政治力量和外交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军事实力，他们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联盟的20年战争中坚持了下来。塔利班从一个收容恐怖分子的“国际流民”转变为外交上被接受的冲突方和谈判伙伴，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场持续战争的胜利者。但目前对塔利班来说，通过谈判可能更容易、更迅速地重新掌权，与针对一个拥有大量军队且继续由美国及其盟国提供资金的政府进行长期战争相比，损失也更少。

过去的20年对塔利班还有另一个影响。他们对阿富汗大片领土和人口的控制，使他们与当初普什图人基础之外的团体保持永久联系，并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发展某种治理形式。这反映在他们发展的越来越多的准政府结构上。这些结构需要在民众的心目中发挥作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机构作为切入点，试图影响塔利班的行为和日常政治。在作者看来，塔利班似乎从2001年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他们认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取缔和禁令来统治民众，还必须提供服务，并履行一系列治理职能。

事实上，塔利班迄今尚未提出他们对和平解决后阿富汗政治秩序的确切构想，这可能反映出他们的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取得共识，或者不愿意公开讨论他们对未来的构想。塔利班肯定意识到，根据现有的民意调查和国际社会反映，大多数阿富汗人普遍怀疑他们的诚信，并且明确抵制其2001年秋季之前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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