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暴露，印度政府的阴暗手段

“飞马事件”搅乱印度政局

从7月19日至今，国大党等反对党议员不断在季风会议上指责印度政府：其监控、窥探政治对手信息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宪，强烈要求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辞职，并就莫迪总理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司法调查。由于反对党在该话题上的强硬要求，这段时间的会议进程被多次中断，不得不推迟进行。

事件发生后，印人党内不少高层人士称，反对党在关键时期打断会议进程，是有组织的叛国活动。如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维杰·鲁帕尼称，国大党等反对党炒作飞马事件，已经成为了国外反印势力手中的工具。又如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称，反对党在发挥负面作用，有意无意间抹黑印度政府的形象。这不仅没有为问题降级，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

在印度国内很多人士看来，印人党政府高层从未正面回应该问题。为此，印度国内知名律师马诺哈尔·拉尔·夏尔马（Manohar Lal Sharma）已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调查莫迪及相关政府部门。

就当前印度国内的政治局势来看，飞马事件最重大的影响是加剧了印度国内的政治极化现象，使得未来印度政府的改革阻力进一步增加。

今年是印度经济改革30周年，但印度国内经济社会形势不容乐观。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出口乏力，经济增长疲软，政府方面除了面临巨大的疫情危机外，还要面临税收下降，财政赤字飙升，债务危机严重等难题。

7月23日，曾经领导1991年经济改革的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公开发文称，如今的印度面临着比1991年还要严重的危机。

但是当前的印人党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非印人党执政的地方政府在诸多政策落实上总是不配合，给执政党的改革与施政带来极大阻力。

双方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权力分配，印人党政府不断收拢权力，引起非印人党执政的地方政府不满；二是改革议程设置，印人党在议会中一家独大，孤立、打压反对党已成政治习惯，反对党为此强烈反弹。

同时，印人党在意识形态上打宗教牌，使得信仰不同的群体之间严重对立，撕裂了印度社会；而经济改革中，印人党尤为青睐大资本，加剧了印度国内贫富分化；在疫情控制方面，印人党政府极力揽权却无力遏制疫情蔓延。如此种种，都为反对党攻击印人党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政治弹药。

目前，反对党以抗议、抵制、污名化改革措施等手段，来表达不满。各方政要直接撕破脸互骂，脏话和舆论攻击已经成为政治日常。

飞马事件，恰巧发生在各党派领导人齐聚的季风会议期间，不经意间让印度国内的改革面临着更大的政治阻力。

比如，印人党政府近期推行的《电力改革法案》将会进一步解决本国工业发展的用电短缺问题，但改革也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而西孟领导人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认为，该法案中的私有化条款会增加底层民众的生活成本，反而会让更多的人用不上电，因此强烈反对这项改革，隔空喊话总理莫迪，不要进入立法程序。

纷乱至此。难怪印度对华强硬派布拉马·切拉尼发文感慨，印度政局日趋极化是比中国和巴基斯坦还要危险的存在。

舆论战场的反弹

飞马事件曝出后，引起印度国内部分精英群体警惕，开始向执政党施压，印人党此前强势打压社交媒体的态度出现缓和。

印度国内社交媒体平台的主要用户是中产阶层。这个群体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相对殷实，社会影响力大，习惯通过社交平台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说白了，就是有足够的话语权。

而他们刚好又是印人党最主要的支持者。因此，社交媒体平台就成为印人党和反对党斗争最激烈的舆论战场。

今年的旁遮普地区农民抗议和二次疫情中，印度国内许多记者、律师，以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出的相关信息，让印人党政府承受了空前的政治压力。以信息技术部长普拉萨德为代表的印人党政府高层，强烈要求这些社交平台严格处理相关“不实”信息，意图限制有关反印人党舆论的传播。

不过，这些社交平台并不怎么听话，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利用各种方法，规避、抵制相关管制政策。从去年开始，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今年年初，信息技术部出台强硬政策，要求社交平台限期设置类似于信息审核员的职位，遭到了社媒公司的抗拒，甚至一度封禁了普拉萨德的账号。

随即，印人党从立法、行政、司法上入手，开始全面反击。立法方面，扬言要废除《信息技术法》第79条款，要追溯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不实”信息的责任，以此要挟社交平台。行政方面，信息技术部援引《信息技术法》条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敲打社交媒体平台，甚至威胁全面封禁。司法层面，联合一些司法高官，在司法界构筑有利于印人党信息安全政策的舆论，使其上诉无门。Facebook、Twitter拗不过印人党，最终还是接受了相关规定。

之后，印人党政府准备着手对社交平台施加更严格、更实质性的管控措施。然而飞马事件的曝光，让印人党政府失去了进一步管控社交平台的正当性。

飞马监控名单中，包括数十名记者、学者、律师和维权人士，这些人都是印人党政府某些政策的反对者。比如，印度知名主播苏珊特·辛格（Sushant Singh），他年初在社交平台报道旁遮普农民抗议时被封禁。据悉，此举是电子信息部长亲自授意。

反对派借此抨击印人党政府，指责其制定的保护公民隐私权法律的同时，又通过外国公司制造的监视软件来侵犯隐私权。立法是幌子，实则打压反对意见。

向来支持印人党的司法部门，此时日子也不好过。一些知名记者、律师，以及一些反对党议员已经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了至少三份类似申请，要求调查司法部门执法中的司法程序问题。过去曾公开与信息部联手制定相关法律的高官，在飞马事件后纷纷收声，明哲保身。

另外，因为某些最高司法官员涉嫌深度卷入飞马事件，让公众对最高司法部门的公正性产生了强烈质疑。

总的来说，印人党政府为控制社交平台而树立的信息安全大旗，已经因飞马事件而形成极大阻力，未来几年继续强推有点难了。同时，联合司法部门堵死社交平台公司寻求法律途径的套路，也玩不下去了。

这样，印人党打击社交平台的势头一放缓，又给反对党在社交平台上巩固舆论阵地提供了机会。一旦掌握了舆论优势，就能获取更多选民支持。

反对党走向联合

飞马事件成为了各反对党走向联合的契机，很有可能会影响明后几年的选举。事件发生在季风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此时各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德里。他们借此机会频繁的串联，如一起吃早餐，一起喝下午茶，讨论印度政局，而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原因在于：上台后的印人党除了在议会中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外，还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古吉拉特邦、卡纳塔克邦、东北各邦等地区执政或联合执政。而其他反对党不仅缺乏制衡印人党的有效手段，还由于不同执政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难以协调，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印人党。

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欠缺考虑，推行时又十分机械，经常不顾其他党派的利益，遭到多方反对。比如，去年在制定农业法改革草案时，已经引起了相关机构和各级邦政府的抵制，但印人党政府依旧在几个月后强行推行，最终引爆了农民抗议事件。印人党的政治盟友阿卡利党也愤而退出其联合政府。同阿卡利党的政治联盟破裂，意味着印人党将失去锡克势力的支持。

当前印度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引发了印人党在一些地区的支持率暴跌，让反对党看到了扳倒印人党的希望。由于二次疫情治理的失败，莫迪的支持率曾一度下降到63%左右，相比去年同期跌落了10%。

今年西孟加拉邦选举中，印人党投入巨量资源，总理莫迪甚至不顾疫情扩散，频繁出席西孟的竞选活动，但最终仅获294席中的77席位，可以说是惨败。

在北方邦，虽然印人党赢得了基层自治组织选举75席中的67席，但其更多依靠的是选举暴力，真实的投票支持率在24%~30%左右，明年的邦选举，很有可能不敌传统政治对手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简称SP）。

正是这种背景下，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聚集了15个主要反对党的100多名议员进行早餐会议，并称这不单是历史性的一天，还是2024年大选的预演。印度国内的主要反对党把印人党当做最主要的政治敌人，开始走向了联合。

当前，印人党正面临极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挑战。一方面由于疫情危机极大的激化了印度国内的各种矛盾，迅速侵蚀印人党的执政根基，使其在应对种种危机时颇显疲态。

另一方面由于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反对党的强烈不满，各反对党逐渐形成扳倒印人党的共识。

可以说，飞马事件犹如一剂催化剂，加速了形势的变化。前不久，莫迪政府对其内阁进行改组，增加了低种姓代表。这也变相说明，印人党已经认识到局势开始变得不利。

*特此感谢南亚研究通讯、南亚研究小组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