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的晋绥军为何被称为“七路半”？跟“八路军”相差有多远？

那么，傅作义究竟是怎么带兵的？他的部队与八路军又差在哪里呢？

布衣将军，攻守兼备

从个人简历看，傅作义是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的安昌村人，家族世代务农。直到父亲傅庆泰一辈，才凭借贩运煤炭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即便如此，耕读传世的傅家却依旧以简朴治家。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之下，养成了傅作义日后清廉简朴的作风。

傅作义。来源/网络

1911年，年仅15岁的傅作义以学生排长的身份跟随太原陆军小学的师生响应武昌起义，奔赴娘子关抵御清军。辛亥革命后，傅作义更以优异成绩，在1915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三年之后完成学习，正式加入阎锡山指挥的晋军。

此时的傅作义满怀着革命军人的豪情，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升任营长时，傅作义便经常将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

1927年，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临颍大战中击溃奉军主力，胜利北上时，阎锡山放弃了与奉系张作霖的联合，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担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晋军也随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并于1927年9月29日誓师“北伐”奉张，一路沿京汉铁路北进，一路沿京绥铁路东进，其中傅作义率晋军的第4师炮兵团奔袭涿州。

涿州相对位置。来源/纪录片《档案》截图

10月初，傅作义一举占取涿州，对奉军产生了致命威胁。当时，其他战线晋军各主力遭遇失败，纷纷撤离主战场，傅作义据守的涿州成为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面对奉军的疯狂反扑，傅作义采取固守待援之策，与所部官兵同甘共苦。此后，奉军主力在张学良的统帅之下，凭借优势兵力对涿州发动九次总攻。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坚守孤城百日之久。最终，在阎锡山的授意之下与奉军停战议和，也成就了傅作义善于“守城”的威名。

中原大战时，傅作义又被任为晋军第3集团军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战后，傅作义率部移防绥远，开始成为一路诸侯。绥远省是中华民国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自古以来便是蒙汉交界的蛮荒之地。清末以来更是连年动乱，土匪遍地，民不聊生。

傅作义当上绥远省主席。来源/纪录片《档案》截图

傅作义当上绥远省主席之后，向国民政府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的治绥方案，并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在短短几年之内，绥远面貌大为改观。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 210万两，部队的装备和给养均有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1936年，日本积极扶植蒙奸“德王”和汉奸李守信，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还收买土匪王英，组织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妄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傅作义亲率第三十五军骑兵、汽车纵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侧后，在“百灵庙”一举击溃伪蒙联军。从此，傅作义又被称为“突袭”高手。

绥远抗战，频出妙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作义出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绥远省政府主席，所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第一二○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次拜会过毛泽东，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傅作义移驻河曲时，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

程子华。来源/网络

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中共党员）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作义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

有趣的是，傅作义还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老上司阎锡山看了很慌，说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

看到晋绥军内部的异动，蒋介石加以利用。193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的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再次回到绥远，并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军，改组省政府，设立“动员委员会”还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三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这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求傅作义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1940年，傅作义在绥远推行“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的改革，严禁烟土走私，提高烟土税率，扩大军饷来源。他还成立战地复原委员会，负责处理汉奸逆产和整理土地，甚至制定了《土地法》，对王公大户的地产进行清理，将许多土地收归省政府所有，转租给农民耕种，政府按“三五成租”收租。这样，农民能够“耕有其田”，政府也可以得到大量粮食，保证军需供应。又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口号，开展屯田活动。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绝不兼营商业”等。1943年，又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还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使绥远一时获得了“塞上江南”的美名。

这些举措，表面上和八路军有一定相似性，让绥远人民得了实惠，让外界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实际上，傅作义已经视绥远为自己的根基地盘，踏上一条新军阀之路。随着抗战的胜利，傅作义更以绥远为根据地，将整个华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客观地说，傅作义所领导的晋绥军在地方军队中可谓出类拔萃，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得益于傅作义本人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更得益于傅作义在晋绥军中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军队管理制度。

如傅作义的部队把财务公开作为加强军队政训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部队向上级领取粮饷、服装等，必须由部队长和政工人员共同签名盖章才可付给，收支账目更要定期向上级报告，向下级公布。为了搞好士兵的伙食，傅作义还在各部队组建了官兵选举代表组成的“伙食管理委员会”，协助负责经办伙食人员搞好伙食，保证士兵吃好。对克扣军饷的军官，军法严处。

为了免除士兵们的后顾之忧，傅作义还十分重视部队子女的教育工作。1931年，傅作义创立了6所中小学。“七七”事变后，傅作义率部阵亡、伤残将士越来越多。到1940年5月，傅作义特意创立了专门收养军人子女奋斗小学，后又筹办了奋斗中学。

同时，傅作义把军事训练放到首位。在实践中他还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办法。对各级干部规定了明确的训练要求，要求能背、能做、能熟练运用，不搞纸上谈兵。干部应掌握的科目每年进行两次考核，按成绩给予升降奖惩。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级。取得甲级成绩的，优先补缺；取得乙、丙级成绩的，奖给实物；丁级者，不准带兵、调离现职，改任次要工作。奖罚分明的考核办法有力推动了晋绥军的军事训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对军事训练更为重视。1939年4月至9月，傅作义在河套地区举办了“抗战建国讨论会”，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整个抗战时期，傅作义不住在条件优厚的司令长官部，他一直在绥远干部训练所，以便观察干部训练或者直接下部队督训。他在干训所时，第35军各师轮流派一个营在那里驻防一个月或两个月，方便考察驻防部队。

1945年，美国将军魏德迈以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的身份，到中国战区视察。他先到陕西、后到绥远。当时胡宗南拥兵40万，武器和粮饷后勤都是优先供应，堪称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但魏德迈回到重庆后，报告中对胡宗南部并无好评，却称赞傅作义部队技战术水平出众，并拥有高昂的战斗意志。

蒋介石（左）与魏德迈（右）合影。来源/网络

不过，以上种种举措，只是建立在傅作义壮大其麾下武装力量、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动机之上，换而言之，晋绥军犹如一家福利待遇好、发展空间大的私人企业，即便是不断标榜其社会责任，归根结底不过是赚钱工具。这正是号称“七路半”的傅作义所部晋绥军与八路军相差的那一点，更是最终导致其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面前土崩瓦解的关键所在。

大树枯枝、困守孤城

1948年11月2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的消息传来，已是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恶劣的战略局面：国民党当局勉力维持的关内各条战线，将在入关的东北野战军面前土崩瓦解。内战初期，傅作义出手不凡，先是声东击西，解了包头和归绥之围，又从背后偷袭了重镇张家口，打通平绥路。是以，国民政府上下都把华北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

蒋介石则将华北的中央军李文、石觉、侯镜如等兵团及青年军、交警总队归到了傅作义麾下，背地里却交代这些人“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更自恃根子硬，指示中央军各部，凡人事调动、兵员补充、后勤补给等皆须先经过他，由他承转。傅作义将陈继承赶走，但在复杂的政治角力下，华北国军各部实际上面临着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双重领导，更有着固守平津、南下江南和西去绥远三条路线的争论，举棋不定。

最终，华北方面的国民党军在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在500公里铁路沿线摆开一字长蛇阵。傅作义的晋绥军布防在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中央军则部署于北平、天津、唐山、塘沽一线。这样的部署下，傅作义希望先击溃华北的聂荣臻部，再回头决战林彪的计划已然无从实施，只能是平津能守则守，不能守就由中央军从海路南下，晋绥军退守绥远。尚未决战便已准备各奔东西，焉能不败。

决战之前，国民党华北“剿总”放弃承德、秦皇岛、山海关一线的孤立据点，导致傅作义对东北野战军的动向茫然不知，错误判断了战局，派出主力第35军（少1个师）及第104军第258师驰援张家口，试图确保北平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以便抢运察哈尔等地的兵员和物资。

这支傅作义的起家精锐，受到了特别优待，配属400余辆卡车，堪称华北“剿总”的看家机动力量。北平到张家口之间，35军可以做到朝发夕至。结果，这支傅作义手中的王牌被围在桑干河畔的小城——新保安。

目前的资料显示，35军在奉命撤离张家口时，承担一部分物资转运的任务。为了装运各类物资和一个枪械修理所的机械而耽误了时间。据奉命驰援第35军的国民党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事后回忆，郭景云为了抢运自己和张家口商人的一批私人货物，将原定12月5日拂晓的出发时间推迟至下午1点，白白耽误了7个小时。

最终，35军被解放军包围在新保安，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以6个纵队向北平前进，先后占领海淀、香山、丰台、石景山、门头沟、通县及南苑机场。同时，以6个纵队向天津、塘沽急进，对天津进行大包围。

此时，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已是兵无战心，以蒋介石嫡系军官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为首的上级军官依旧纸醉金迷，每次参与军事会议后，即到北平城内有名的饭馆聚餐。基层官兵则缺衣少食，开始抢劫百姓。

这时，“七路半”晋绥军军纪尚好，基本没有侵扰百姓的举动。挡不住严寒，官兵就把办公桌椅劈成木柴，烧了取暖。被包围的情况下，晋绥军官兵能够做到如此，已属难能可贵。

此时，傅作义深知北平根本守不住，试图与人民军队展开接洽。但他心中还存有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天津的陈长捷可以依托天津的城防坚守一段时间，以便在谈判中抬高自身的价码。可惜，东北野战军各攻坚部队快速夷平了陈长捷的碉堡工事。天津解放的第二天，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联合组成的“平津前线司令部”便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

傅作义这个七路半，终于看清了大势，发现自己和八路还真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下了决心，别七路半了，直接去当“八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