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阿富汗，距离塔利班有多远？

复杂的民族构成

与多山的地形一起

让阿富汗很难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

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大佛遗址。图/视觉中国

那年我在阿富汗，距离塔利班有多远？

文/刘拓

发于2021.8.23总第1009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和2017年，我曾两次去阿富汗旅行，目的主要是探访当地古迹，包括巴米扬大佛、贾姆宣礼塔两项世界文化遗产，喀布尔、赫拉特等丝路名城，以及遍布阿富汗城市和乡村的古老民居和村落。在我去阿富汗的两次旅程中，到过诸多城市，接触的人群也多种多样，因而所见所闻中，自然对阿富汗的社会、政治有直观的感受。 

塔利班在阿富汗是个怎样的存在？普通民众对它有怎样的看法？在阿富汗接触得人群越多，问题的答案反而让我觉得越复杂。

很多人不够了解的是，在阿富汗，城市和乡村、中产和平民、男性和女性，以及不同民族之间，都存在着深深的壁垒，每一个外来游客能够得到的信息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尤其当一个外来者只能和会说英语的人交流时，不管了解得再怎么深入，其实信息已经经过了一轮“筛选”——因为说英语的人已经代表了较高文化水平、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群体。种种条件所限，外来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总像是盲人摸象。我对阿富汗所得到的见闻和感受，恐怕也不例外。

复杂的民族构成

阿富汗共分为34个省，我到访了其中的10个。我所到之处包括阿富汗的前四大城市——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我还到访了4个省的省会，分别是巴达赫尚省的法扎巴德、加兹尼省的加兹尼、古尔省的恰赫恰兰、巴米扬省的巴米扬。

阿富汗所谓的“省”，范围比中国的省小得多，因为阿富汗全部领土仅相当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四五个省的大小。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大部分省会城市连中国的县城规模也不如。例如，恰赫恰兰和巴米扬就是这样，城内只有一两条主要街道，几乎都是平房，楼房不过两三层。加兹尼和法扎巴德略有规模，和国内较为破败的县城类似，远看能看出有一片高层房子，那就是城市中心。

阿富汗的民族较为复杂，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也是塔利班的主要依靠，他们在全国都有分布。在坎大哈等南部城市，几乎全都是普什图人。然而，这一主体民族在全国又没有压倒性多数，因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和艾马克人的总数，超过了普什图人。这种复杂的民族构成，与多山的地形一起，让阿富汗很难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

2017年6月14日，阿富汗古尔省贾姆宣礼塔，本文作者与阿富汗政府军陪同人员合影。供图/刘拓

阿富汗虽然不是正常的旅游目的地，但其驻华使馆一直签发旅游签证，因而去阿富汗旅游的中国游客也有一定的规模。在阿富汗不同的民族之间，对塔利班的支持程度也很不同。因而，外来游客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流来了解对塔利班的支持情况，很容易形成偏见。 

由于阿富汗几大城市之间都有便捷的飞机航线，而陆路出行主要在喀布尔到巴米扬的公路上。这一路，搭载游客的司机、陪同游客的翻译都非常害怕塔利班。游客通常需要早上四五点就出发，在天亮之前通过有塔利班出没的帕尔旺省，此时司机和翻译通常会非常紧张，在通过相关村落时，让游客及时躲避。如果仅从这一点来看，容易得出阿富汗人普遍对塔利班恐惧的印象。

而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是，巴米扬省的主体居民是哈扎拉人，那里的客运和包车生意也由他们完成。哈扎拉人是阿富汗长相和信仰最为特殊的主流人种，他们有着类似中国人的黄种人面庞，同时信仰什叶派，和高鼻深目、逊尼派信仰的普什图人完全不同。长相尤其是信仰的差异，让哈扎拉人成为了阿富汗最容易被恐怖袭击和种族仇杀伤害的平民，他们对于塔利班的恐惧与生俱来。同时，也由于长相相似等原因，哈扎拉人和中国人天然地比较亲近，中国人在当地容易与哈扎拉人建立关系。哈扎拉人在阿富汗占比不到10％，但是在中国游客的视野中，他们的存在感很强。他们对塔利班的恐惧心态，也会传递给实地探访过阿富汗的中国人。

我在阿富汗的陆路旅行并不限于巴米扬，司机也有哈扎拉以外的人，其中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对塔利班并没有那么排斥。搭载我去巴米扬的哈扎拉司机，觉得其他的线路都非常危险，绝对不能运营；而塔吉克族的司机则不同，他们没那么紧张，觉得什么地方都能去，只是不能确定塔利班对外国人的态度如何。

加兹尼是阿富汗中等规模的省会，但在900年前却是阿富汗的行政中心，伽色尼王朝建都于此。如今城墙和城东的两座宣礼塔还完整留存。由于这一城市的图片资料极少，这成了我在2017年探访的重点。去往加兹尼的路上，有长达几十公里的塔利班控制区，远非帕尔旺省零星的据点可比，但载我去的司机哈桑对这一行程胸有成竹，一路上，他和塔利班检查点的人员谈笑风生，只是让我在通过关卡时遮住脸部装睡而已。

普什图人虽然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但他们相对不爱与外国人搭讪，在喀布尔这样的混居型城市，游客和普什图人成为好朋友的概率，绝对到不了40％，因而作为中国人，难以判断普什图人对塔利班的态度。

我在喀布尔曾遇到一位英语很好的普什图小伙尤素福，他愿意驾车带我去外省旅行，甚至表示可以直接穿越中央山地开到赫拉特，他让我对塔利班不要害怕，并且愿意用实际行动证实这一点。可惜，我很快就丢失了手机，没有实现和他的约定。

坎大哈与塔利班

对阿富汗民族认知的不同，在我坎大哈的行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也是我实际探访和之前的预想差别最大的城市。

坎大哈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即建立起来，那座城市仅在西郊的山下留下遗址，目前的城圈由波斯的阿夫沙尔王朝建立。1747年，普什图人的杜兰尼王朝以这座城市为首都，第一次建立起阿富汗人自己的王朝，大体形成了现在的国土范围，虽然首都很快就迁到喀布尔，但坎大哈一直是普什图人的精神家园，开国国父艾哈迈迪沙阿的陵墓，仍然矗立在老城的西北角。

在我前往坎大哈之前，几乎查不到外国人探访这座城市的资料。原老未是一位在阿富汗旅行过很长时间的传奇人物，我知道她刚刚去过坎大哈，在询问后得知那里形势尚好，所以才敢将坎大哈纳入我的旅行计划。

坎大哈的居民几乎都是普什图人，虽然由政府控制，但这里有大量居民对塔利班持同情态度，不过城市气氛并没有因此而非常紧张，我在这里的状态甚至比在喀布尔还轻松。一位会说英语的当地朋友阿卜杜拉带我游览了半座老城。我曾经问他对塔利班的态度，他把我的问题翻译给大街上遇到的人，虽然那些人说话我都听不懂，但提到塔利班时，他们的神情和竖起的大拇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坎大哈城里不用小心翼翼地分辨对方是普什图还是塔吉克，因为外族人在这里数量极少。这里的每个人和阿卜杜拉都像熟人一样打招呼，那种亲密感，是在阿富汗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

坎大哈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其在宗教上的保守和虔诚。在喀布尔，虽然大量女性出门仍然穿着蒙住眼睛的波卡，但她们中很多人起码是能出门的，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只需要挽着头巾即可。而在坎大哈，街头大概只有5％是女性，并且没有任何人穿着波卡以外哪怕是露出眼睛的服装，而几乎所有男性都身着传统的袍装，很少看见西式衣服，在这里仿佛穿越到一百年前一般。

那里的很多男性出门时都会随身携带礼拜毯，这是在其他城市都未见到过的情形。日落之前的一小时，在城内最大的清真寺中，满满当当都是补做礼拜的人群。

我是在斋月前往的，所以坎大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落时分的喝水仪式，当时数十辆糖水车进入大街，每辆车都挤着几十个男子，用自带的塑料杯接水。所有人在接水后就开始等待昏礼开始，那也是日落的信号，直到清真寺的邦克声响起，才喝下全天的第一口水，那种仪式感在别处从未见过。

类似的经历，我也在2015年于伊拉克的监狱中感受过，那是一个以逊尼派政治犯为主的监狱，大部分人在宗教上都比较保守，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日子除了生活，就只有宗教，而自己的日常原本就符合原教旨主义的教法，而搞一些花里胡哨东西的政府，反而会打乱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

在坎大哈这样的城市以及阿富汗的广大农村，塔利班对于男子蓄须、女子蒙面等保守要求，大多数人都能做到。阿富汗尤其是普什图人，原本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教门最为保守的地区，波卡这种连眼睛都不露的女性服装，并非是塔利班发明的，它是普什图人的传统服饰，在一百年前的照片中就已经出现，而在同一时段，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朗的农村，反而有大量色彩鲜艳、装饰外露的女性服饰。反观阿富汗，即使在开放的上世纪60年代，在不戴头巾、身着裙装的白领女性背后，也不难看到身着波卡的女性，这些保守人群是一以贯之的，而区别更多是在于当局推崇什么，谁在掌握话语权。

中国人对塔利班的态度往往是差异很大的，有些人坚决反对与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政权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而另外也有些人将塔利班势如破竹的攻势，视作民心所向。而从我的实际感受而言，这并非因为塔利班多么得民心，除了普什图人之外，其他族群更多的是对塔利班不反感、不排斥，对于他们的到来也可以接受。而加尼领导的阿富汗政府无论在政治、宗教还是民族层面，也没有更多的合法性。与塔利班相比，他们为什么战斗，为谁而战斗，恐怕自己也说不清。

2021年的塔利班，相比于1996年，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很多，作出了温和化、现代化的承诺。但归根结底，塔利班毕竟是以原教旨主义起家的，从以往的行为上看，塔利班并非是利用宗教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反而是其在广大乡村合法性的来源。不管怎样，塔利班当年的残酷统治和对文化遗产的摧毁，是其无法磨灭的污点，但在当下，也许是阿富汗回归稳定和统一，相对不坏的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著有《阿富汗访古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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