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为何美国扶植傀儡政权一再失败

执笔/田文林

《俄罗斯报》网站日前刊登文章称，美国在21世纪初曾兴奋于所谓“国家建构”理论。

该理论认为，依靠在阿富汗或者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建立权力机构、培养忠诚的精英，霸权国家能够改变并远程遥控主导关键地区的国家，然而中东地区的现实证明，“国家建构”理论已经破产。

美国在阿富汗鏖战20年，耗资2.4万亿美元，伤亡2万多人，最终结果却遭遇类似当年英国和苏联那样的全面溃败。联想到美国还将在年底前从伊拉克撤军，美国花费更大代价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终战果很可能落入地区反美力量之手。

美国在中东失败给世人的最大启示就是：推行霸权主义没有好下场，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首先，从战略层面看，美国的霸权扩张超出自身实力范围，由此导致美国国力透支。

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实力与意图相匹配，有多大饭量吃多少饭。如果战略目标超出国家能力范围，反而容易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爱德华•吉本曾说过，帝国要想长期生存下去，其统治者必须注意不要过度扩张其边界。罗伯特•吉尔平接着指出，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国的衰落。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帝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过度扩张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最终使帝国因力不胜任而陷入衰落乃至灭亡。古罗马帝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前苏联，几乎都是因同样的原因走向毁灭。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正面临与上述帝国同样的遭遇。

恩格斯曾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美国就是当代的典型例证。这些年来，美国自恃超级大国地位，在世界上横行霸道，谋求建立“轴心—辐条”式的全球性帝国体制，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政治上由美国领导，经济上服从美国利益和需要的“全球化”国际体系。

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借助“9·11”事件营造悲情氛围，以“反恐”之名接连发动战争，并扬言进行“中东民主改造”，将中东当成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不料最终结果却是一败涂地。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失败带有很强的必然性。

美国虽然是当世唯一超级大国，但它在不同层面的力量分布却是不均衡的。按照约瑟夫·奈的分析，在军事层面，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经济层面，权力分配已经多元化了。在跨国问题上，实力分配更为纷繁复杂。而且，全球性力量与全球性主宰地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拥有控制世界的实力不等于真能控制世界，而小布什政府“过分高估了与军事优势地位相伴的自主权”。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历表明，“美国人无力重建世界上的每一个失败国家，或者安抚和平息每一种反美的仇恨。他们越是试图这样做，就越是使自己处于过度扩张的境地。”

其次，从策略层面看，与复杂性现实不相称的简单化做法，导致美国的政策效果事与愿违。

一是试图通过“民主改造”实现反恐目标。

当年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政策深受“民主和平论”、特别是夏兰斯基《论民主》一书的影响。在小布什眼里，民主衍生和平，专制滋生恐怖。“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朋友安全的个人和活动。”据此，小布什政府提出了用“民主改造”根除恐怖的药方。

然而，“民主化可以根除恐怖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假命题。事实上，即便在那些实行了民主的国家中，仍避免不了恐怖主义（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鉴，在2000-2003年间，全球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中，有269起发生在“自由之家”所界定的“自由国家”中，119起发生在“半自由国家”，138起发生在“不自由国家”。中东地区之所以滋生恐怖主义，除了中东国家“治理无方”的原因外，主要与美国长期奉行双重标准、缺乏“国际民主”密切相关。但美国拒不对自身中东政策进行反思，一味通过“民主改造”的办法实现反恐大计，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是无视当地政治秩序和传统，盲目进行“国家建构”，最终导致相关国家政治运行陷入“功能性紊乱”。

按照美国当时的思维逻辑，所有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普遍性的发展阶段，而美国正好处在这个进化过程的终点位置上。因此，其他国家所能做的就是效仿美国模式，而美国也负有某种“天定命运”去救助和推动落后国家向这一方向前进，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干涉和高压的方式“输出民主理想”。这种线性思维的逻辑结果之一，就是无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政治传统和原有秩序的合理性。

上述国家原有政治秩序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就是因为它们是当地生存和发展的经验积累，在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方面“管用”。而美国提供的激进民主化药方彻底打乱了原有政治秩序。由于伊拉克等国没有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和法治传统，因此原有政治秩序的崩塌使经济和社会秩序随之崩溃。

美国原本指望通过“民主改造”，帮助阿富汗和伊拉克完成“国家建构”，并将其打造成“中东民主样板”，最终却事与愿违。从学理上讲，“国家建构”有两层含义：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权建构，也就是英文中的“state building”；另一层含义是自下而上的“国族建构”，也就是“nation building”。而美国将“民主化”作为实现“国家建构”的手段，无论在哪个层次上都与上述目标背道而驰。

政权建构原本是不断增强中央政府的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最终形成强政府。但美国推行的民主化政策，恰恰导致政治版图碎片化，以及权力内耗加剧，由此极大弱化而非增强国家能力。

而国族建构原本要求国民不断增强共同体意识，使所有国民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在美国入侵之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族建构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完成，许多民众的教派、部族意识远强于国族意识。在此背景下，美国推动的竞争性民主，反而使这些国家原本处在潜伏状态的教派、部族矛盾重新激化，离心倾向和分离主义日趋抬头，乃至变成失败国家。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想见，未来美国的智库和战略精英层会像当年反思为何“失去中国”“失去朝鲜”“失去越南”那样，重新总结“失去阿富汗”“失去伊拉克”的经验教训。问题在于，美国的战略反思从来只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而从不顾忌这种霸权扩张政策给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损害，以及深陷人道主义灾难的第三世界民众的苦难和感受。这种偏狭与自私本性，决定了美国未来仍会继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由此也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想真正独立和发展，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