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科工力量（ID:guanchacaijing）
前言
“双汇改制前后，万隆获得一笔价值2亿美元的奖励，至今未申报，也没有纳税。”
“万州国际强行从美国进口猪肉，给中国双汇造成损失多达8亿人民币。”
挖出一系列猛料的，正是建立起双汇帝国的万隆儿子万洪建。他在“新肉业”公众号上实名撰写长文，揭开了双汇帝国背后的一面。这出混合着情感大戏的企业内斗背后，可能是中国企业一个时代的结束。
1940年，万隆在战火中出生。20岁的他，高中没毕业，就去当了铁道兵。8年兵役之后，他转业至漯河肉联厂，担任办公室办事员。在那个年代，猪肉统购统销，算是宝贵的生活资源。理论上说，万隆的地位放到现在，就是大厂白领。
然而就在1984年底，随着中央文件的一纸令下，猪肉的统购统销被取消。全国近两千家肉联厂没有政策撑腰，失去了原有统销体系下的主导权，业务经营遭遇冲击。肉联厂从菜场的屠夫，变成了市场的肉猪。在当时，一众位于河南的肉联厂，面临严重的营收压力。1958年成立的漯河肉联厂，一年里有半年“烟囱不冒烟”，亏损居然长达20多年，规模达到了惊人的580万元。
作为双汇和万州国际的一把手，当初就是在800多名工人的民主选举中，高票当选的厂长。
作为管理者，万隆继承了肉联厂员工的优秀特质：敢于下刀。他上台后，顶着被人拿刀威胁的风险，一下开掉所有副厂长。后来肉联厂开展新业务，他更是开除了好几个跟随创业的副总。
万隆对此非常坦然：“说实话，我是把这个企业搞上去了，如果我没有把它弄好，我的下场比谁都惨。”
在他的带领下，肉联厂开启业务转型。杀猪、宰牛、宰兔、杀鸡，只要不停产，业务就要做。1985年，国内屠宰业放开。为了规避国内市场竞争，肉联厂对车间进行技术改造，争取到50吨对外出口分割肉资格，打通了东南亚和前苏联等市场。企业销售额达到了1个多亿，年利润500多万元。从当地的财政包袱，一下变成了纳税大户。
双汇转型成功，离不开苏联老大哥的支持。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了，没有“老大哥”作为市场的双汇，需要另找出路。于是万隆跟风当时的“火腿肠大王”春都，重金购买火腿肠生产线，仅用一年，又把销量做到了全国前三。
双汇和春都都做火腿肠，春都又是行业老大，两家企业的竞争因此变得相当激烈：春都在央视打广告，双汇就请葛优打广告；春都宣称卖断货饥饿营销，双汇就买气球去天安门打广告。春都降低肉量卖“面棍”，双汇标榜肉量卖“王中王”。
两组人马耗了快十年，春都最终因原材料问题一蹶不振，双汇趁势而上，变成了行业老大。
进入新世纪，普通人更想吃鲜肉，双汇火腿肠逐渐退居幕后，冷鲜肉变成业务核心。而冷鲜肉业务，是双汇在1999年引入的，双汇在一开始，就掌握了行业领导权。
90年代，双汇的业务来源，80%要靠火腿肠。然而2012年，双汇屠宰业务规模已经达到154亿元，毛利率达到10.54%。冷鲜肉业务和火腿肠业务平起平坐，万隆的布局能力可见一斑。
左手鲜肉，右手肉肠。双汇依靠着产业链，用1127万头生猪（2019年双汇前三季度数据）拿下了中国人的餐桌。2013年，双汇以71亿美元收购美国猪肉制品企业史密斯菲尔德。2014年，双汇国际变为万州国际，赴港上市，一时风头无两。
从万隆的视角看，他是一位奠基人。然而从他儿子的视角看，他却是一位阴谋家。
跟父亲相比，万洪建过的顺风顺水：1990年，他大学毕业，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一毕业，就去漯河肉联厂上班。接着是北京办事处主任，集团外贸处副处长，最终在2016年成为公司副总裁。
第一个问题，就是进口猪肉业务。万洪建表示，万隆顶着管理人员的反对，把进口猪肉六分体的价格从21000元/吨提到25800元/吨。一下多花了快8亿人民币。
这8亿元，仅仅是业务问题的冰山一角。自2013年到2018年，不论猪肉价格如何变动，双汇的存货都坚如磐石，卡在30亿到40亿元。然而这个数字在2019年，突然变成了90亿元。
这多出来的好几倍存货，来源就是被收购的史密斯菲尔德。而这家企业，之前就问题不断。
双汇收购这家公司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猪肉成本低，可以反向打开猪肉市场。但是就在刚收购时，公司高层却直接表示，因为旗下猪肉有瘦肉精，对华业务大幅下跌。让双汇的“在中国卖美国猪肉”策略遇到了大麻烦。
去年疫情期间，史密斯菲尔德南达科塔州工厂又变成了疫情爆发地，至少238名员工感染新冠，一度宣称无限期关闭工厂。
按照当前事实推断，是双汇赚钱，史密斯菲尔德和万州亏钱。可在双汇买完美国猪肉后，财报显示，双汇存货跌价准备为3.8亿元，增长了122%。然而万州国际在中国的猪肉业务，却有了6800万的利润。
冷鲜肉行业，是要求更加苛刻的物流。货物必须落地，公司才能获取利润。而万州和双汇的报表则说明，为了让国外的猪肉业务盈利，万隆宁愿让国内业务亏损，也要把美国猪肉落地中国。
感到诡异的万洪建，2018年就已经开始组织中式产品业务，就在去年，他更是在业务会议上公开指出：
“美式产品已被市场证实不是正确的方向，可以抛开不理；应该将中式产品当作新生婴儿培养”。
可是他的业务，却反复被万隆派出的内部质检、审计团队截胡，万隆更是亲自警告自己的儿子，不要干扰美式产品业务。业务的冲突，变成了管理层面的质疑。万洪建后来提到领导人接班话题，万隆更是勃然大怒。这才有了后来的流血冲突和举报信。
可是万隆和万州国际的诡异操作，还不止存在于业务上。双汇管理层曾以信托方式设立兴泰集团，兴泰再通过各种方式，间接持有双汇国际的股权。
双汇做大做强，兴泰吃肉喝汤。然而兴泰的股权，却要按照折扣价卖给万隆。自2016年起，兴泰股权的折扣疯狂跳水，从1.1倍跌至0.7倍，折扣后的股价更是不到万洲国际股价三折。
双汇国际问题不断，当初的双汇改制也是疑惑重重：2006年双汇国资股份在北京上市，挂牌却只有10亿元人民币。然而当初的双汇集团持有的双汇发展，以停牌前的价格除权计算，市值高达21亿元。这个挂牌价不仅价格低，还加上了一系列额外条件，明显是给特定买家留好了位置。
万洪建则在长文中表示，“参与国企改制的鼎晖公司不知何故，私下无偿授予万隆先生5%的双汇股份。”
当然，能把万隆亲儿子叫保安轰出去，却时刻陪在万隆身边的秘书沈瑞芳。以及万州国际CFO郭丽军，在万洪建的长文中，也有多次提及。
但是跟这些“男女问题”“任人唯亲”的所谓热点相比，万州和双汇说不清的业务才是大问题。
提到被架空的二代才俊，来自山东的鲁南药业有话要说。
鲁南制药的前身，是创立于1968年的郯南制药厂。同样是产能落后，同样是产品单一，同样是资产有限，让双汇和鲁南具有很多共同点。更有意思的是，奠定鲁南制药基业的赵志全，是在公开招标试点里中标的厂长。
如果说万隆长于布局，赵志全就更擅长亲自上阵：1990年就带着两名业务员在南京表示“跨过长江去，占领全中国”。1996年顶着资金链压力，靠着一辆普桑9天跑遍东三省。
虽然因为带量采购，鲁南以前的主力仿制药市场收到了严重打击，规模接近40亿。然而鲁南对外生成品牌价值过百亿。依旧拥有庞大的产业。
跟长寿的万隆相比，赵志全的身体状况不好，2002年就得了胸腺癌。而他在创业期间，认识了后来长期合作的律师王建平。为了维持“中外合资”，保住税收优惠。赵志全委托王建平在美国操作公司，对鲁南进行股权代持。
王建平作为“悬浮控股人”，借助BVI和信托，掌控了鲁南制药、厚普、贝特、新时代等“鲁南系”公司股权。并且还把一份“可撤销信托”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再后来，又通过其他公司把信托转移。而王建平作为信托代理人，可以把赵忠全的妻子和女儿赵龙踢出局。
赵志全的海外股份，本来是自家托孤的一份保险。被王建平一路转移，变成了律师自家的产业。明秀栈道，暗度陈仓。
2014年，赵志龙因病去世。鲁南制药也开始境外股权重组开始境外上市。王建平和赵龙的争斗，彻底摆到了明面上。
2017年3月，赵龙向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起诉将王建平夫妇，针对上述争议进行起诉，更是放出狠话：
“请在一个月内将安德森股权转给赵龙。否则你和金杜（律所）将名震海内外。”
2021年7月，东加勒比最高法院做出判决：鲁南制药25.7%股权的所有权人是赵龙。
不过在去年4月，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之前的股权代持协议解除。两拨人打了四年官司，股权回到了鲁南制药。赵龙可能还要继续打官司。
一样的起家手法，一样的蛮荒创业，一样的儿孙受苦，一样的近臣谋反。
双汇和鲁南的跌宕起伏，恰恰是中国企业蛮荒年代故事的缩影。
在那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年代里，众多地方国资企业经营不善，债台高筑。为了给生产经营破局，大量的企业通过内部改革和外部中标的方式，进入了具有优秀能力的个人手中。而这些时代弄潮儿，也凭借下海的勇气，造就了一个个产业帝国。
不论是双汇鲁南，还是华为联想，大家拿到的年代剧本开头都差不多。虽然像《大江大河》这样的改制时代剧，结局只有一个。但是现实中的改制故事，发展却有着不同的走向。
坚守初心走下去的，终归是少数。更多的人在利益面前，做出了现实的选择，双汇挂出国有股权，最终让当初的肉联厂变成了万隆的产业。鲁南制药绞尽脑汁“中外合资”，最后让国产药企变成了股权悬浮的怪胎。
企业现有的问题，并不能抹消当初的成就：如今终于叱咤风云的产业帝国，在当时也曾是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落后产能。面对时代浪潮的考验，这些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做出选择，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活下来。双汇和鲁南能够拥有百亿级别的产业，也说明他们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这些企业创始人的独有成就应该被承认，然而他们的资本答卷，却总是让人看不明白。为什么落后于时代的企业，一路改革，开的却是倒车。企业改制，应该是适应市场的运营操作。
然而这些企业的改制，不论从企业管理还是从产权归属，都有着浓郁的家族气息。这样的企业结构，很难继承“肉联厂”“制药厂”时代的集体属性。更是让人从内心产生疑惑：为了企业好的改制，怎么把企业改成了家天下？
“集体共管”变成“一家私产”的产业帝国，大都选择了走出去，没有了家乡资本市场的庇护。这些呼风唤雨的帝国奠基者，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游戏规则并不一样。在这里，复杂的制度会给你挖坑；在这里，亲近的战友会随时叛变；也是在这里，亲生的儿女也会变成陌路人。
不过比起这些复杂的感慨，这些帝国老人可能更需要回答的，是这些问题：出海上市的企业，为何冒着亏损的风险补贴国外？当初的集体选择，又是否代表着做出正确选择的先锋队，可以加冕为王，千秋万代呢？
他们本来想回避这些问题，但是一出出的狗血闹剧，已经把问题摆到了台面上。这些蛮荒年代发家的企业，也必须要给出一个答案。如果他们给不出答案，或者给出的答案不合理，监管机构也会适当的督促一下，要求他们给出更好的答卷。
企业发展壮大，背后代表的是市场主导的生产力变革。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可以接受企业在管理层面上的改革。然而改革之后，这些庞大的产业帝国在家族企业架构和现代企业管理间来回横跳，最终爆发了一系列冲突。
鲁南的仿制药业务被带量采购政策降维打击，双汇年中报营收同比下降4.14%，净利润同比下降16.57%。这些起死回生的产业帝国，还能代表这个年代的先进生产力吗？
说到底，蛮荒年代总是会结束。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是时候交给后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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