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霸道行为，反而促进了中国经济？

长期以来，人们对国际货物贸易的关注主要是从进出口额、增速、顺差或逆差等几个指标，对于贸易结构区分初级产品或制成品，测算产品层面的各国的显性比较优势（RCA），相对属于比较静态的场景描画。

近期，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的哈佛增长实验室发布了最新一期根据2019年数据的经济复杂性地图集（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数据库（以下简称“地图集”），以求通过可视化的数据和图表挖掘与展示国际贸易的原因，以及国家间竞争优势的演变规律。

按照地图集中2019年的经济复杂度指数（ECI），中国在全球排名第16位，比上年上升了3位。

在经历中美贸易冲突导致两国间贸易整体关税水平的大幅上升后，中国的ECI排名不降反升，似乎美国的霸道行为反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促进。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ECI指数有科学依据么？

对国际贸易有什么用？

文 | 周密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顾名思义，经济复杂性指数是对各国经济复杂程度衡量的核心指标。

地图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造、哈佛增长实验室提供支持的一个可视化工具，用以支持探索全球贸易流动的规律，跟踪国际贸易的变化。地图集的主要理念是将一国的产业能力和知识置于其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寻找各国贸易随时间演变的规律，探究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判定不同区域产业的发展与演化，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

上海洋山深水港。图｜视觉中国

事实上，地图集最初问世于2013年，是哈佛大学理查德·豪斯曼教授所著《经济复杂性地图集：通往繁荣之路》一书的配套工具。此后，哈佛团队根据国际贸易数据对数据集进行持续更新，形成了目前覆盖贸易额超过10亿美元、人口多于100万的133个国家，跨越1995-2019年的ECI指数数据库。

按照豪斯曼教授的理念，经济活动可以用其产出品来加以度量，而所有的产品实际上都是知识的载体。例如，电脑是信息理论、电子产品、塑料和制图的知识融合；而苹果则体现了几千年对植物的驯化、物流、冷藏、病虫害控制、食品安全和保鲜等知识。

他认为，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分工是国家富庶的秘密这句话在当代应该有新的解读——即劳动分工使得我们可以获得各自所拥有不同知识的交换。因此，经济复杂性将微观的经济行为进行整合，是一国生产产品的集合，反映了该国拥有综合知识的结构，而ECI指数就是衡量和比较国家间经济复杂性的指标。

具体来说，ECI指数是基于国别和产品两项贸易数据的综合。通过国际贸易数据的比对反映各国经济的复杂水平和竞争力。

以新加坡和巴基斯坦为例，两国GDP总量相近，但巴基斯坦的人口规模是新加坡的34倍，从而导致人均GDP的巨大差异。

从国际贸易结构来看，新巴两国出口产品种类数量相当，均为约133种，但与两国出口相同产品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很不一样。巴基斯坦出口的产品平均有另外28个国家生产，新加坡出口的产品则平均只有另外17个国家生产。不仅如此，与新加坡出口同类产品的国家很分散，而与巴基斯坦出口同类产品的国家则较为集中，说明与巴基斯坦处于类似经济产业阶段的国家数量更多。

上述事实显示说明新加坡的经济复杂度应高于巴基斯坦。ECI指数通过对上述贸易结构进行数理分析，构建出各国产品承载知识水平的指标。2019年的ECI地图集数据排名中，新加坡排在第5位，巴基斯坦则排在第93位。

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反映出中国产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情况是否与ECI指数显示的结果一致呢？

按照豪斯曼教授的判断，同一收入水平下，经济复杂度越高，经济增长就会越快。通过统计分析，豪斯曼教授发现，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明显。泰国在1970-1985年间的经济复杂度对其经济产生年均1.6个百分点的加速，甚至高于矿产资源出口对资源出口国的贡献。

根据豪斯曼教授在2011年时的判断，2009-202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的预期增速在128个国家中名列第一，达到4.32%，而排名其后的分别是印度（4.26%）、泰国（4.05%）、白俄罗斯（3.99%）和摩尔多瓦（3.95%）。

不过，在各国总体GDP的增速上，通过统计分析豪斯曼判断中国只位列第20位，年均增速为4.66%，比排名第一的乌干达（6.41%）要低很多。

各国经济复杂度指数排名变化图。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

ECI指数的排名显示出2000-2019年间各国在经济复杂度上相对关系的变化。上图将各国的经济复杂度分为五级。中间的黄色区域为中间水平，代表国是印度尼西亚，基本排名在60位。越向上的国家经济复杂度越高，反之越低。

乌干达自上世纪初以来不断提升位次，但在2019年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位于上部的中美两国则出现相反的变化态势。

美国的经济复杂度排名呈现下降，从2000年的第6位一度降至2009年的第15位，此后基本保持稳定。中国的经济复杂度则从2000年的第39位持续上升至2019年的第16位，创造了历史最好名次。

20年间，中美之间的位次差也呈现收窄的态势，从2000年的33位减少到2011、2018和2019年的5位。在中美贸易冲突的2018和2019年，两国的位次之差保持不变，似乎中美两国都在激烈冲突中实现经济复杂度的增进，进而都获得了经济效益的改进。

2019年的全球经济复杂度的国别分布显示，东亚、西欧和北美是经济复杂水平最高的3个区域。相比而言，非洲、南美、中亚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复杂水平较低。这一国别分布的现象与一般对各国工业化水平的认知判断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豪斯曼教授的判断。

事实上，如果动态比对各国ECI的变化，就会发现各国经济复杂度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态势。

2000年时，无论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还是南非，经济复杂度都要更高。而那时的印度与中国经济复杂度相似。20年过去了，上述重要经济体的经济似乎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产业复杂度下降，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复杂度的提升十分引人注目。

既然ECI代表了各国经济的复杂程度，而这一程度又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提高一国的ECI显然有利于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强的推动作用。

按照ECI的设定，一国如果能够出口新产品，说明已经获得了新的生产知识，进而得以创造更多机会。

然而，要出口新产品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好的种子的发明会引发农业革命，基础设施改进为轻工业提供机会，明确产权有利于制造业发展。但是，要提高一国的ECI指数却并不容易，也不大可能仅通过几个决定而明显改善。

要想提高ECI指数值，一国需要增加活动的复杂度，主要举措应该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多样化和有产出的活动（特别是更为复杂的经济活动）创造发展空间。当一国聚焦于与当前生产能力最接近的产品生产时，又或是能够明确和强化一国缺失能力的生产活动时，都有助于增加一国的ECI值。

虽然ECI地图并未明确告知人们应去往何方，但能够帮助人们决定发展方向并推动其向目标前进。

按照豪斯曼的判断，如果发展的秘密是积累生产性知识，那么增强经济的复杂度不是少数几个规划制定者就能够实现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ECI指数显示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改善，并乐观地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稳定的产业可能进一步推高中国的经济复杂度。

但是，该指数也明确反映出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差距。2019年数据显示，不仅日本、瑞士、德国、韩国、新加坡、美国和英国领先中国，捷克、奥地利、瑞典、斯洛文尼亚、匈牙利、芬兰、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也都排在中国前面，看起来要成为贸易强国的路还不短。

当然也应该看到，ECI指数还存在设计上的不足，可能无法完整和准确刻画现实的国际贸易竞争关系。比如尽管乌干达2019年出口保持增长，但ECI排名却从上年的88名大幅下降至106名。

从直观的数据来看，ECI所选择的1242种海关HS4位编码的产品因口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贸易关系。例如，“1003大麦”的ECI值在1995-2019年间的平均值是0.1129，但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是0.4686和-0.336，年度波动巨大。

即便不考虑农产品、能矿产品、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本质差异对其所蕴含知识的重要影响，同是4位编码的各类产品细节差异巨大，通过贸易额的加权决定了国际贸易版图。

例如，“8402锅炉”项下包含HS6位编码的5种锅炉，而“8413液体泵”项下包含HS6位编码的12种泵。在实际贸易中，很可能一国只出口一种液体泵，而另一国生产所有类别的液体泵，虽然实际上代表两国具备完全不同的知识量，但在ECI指数中却无法做出区分。

各国在HS6位代码的规范认定中可能有所差异，但如果能够以此为据测算ECI的数据，可能相对会更为接近实际。

同时，与被广泛认可的全球价值链（GVC）理念不同，ECI并不考虑各类产品之间的价值链关系，没有投入产出表。一般而言，原材料和零部件等投入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加工、组装和集成环节的增值更高。产品从原材料到最终投入消费市场，贸易的增值差异明显。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此类国际协同更为常见。在产业垂直分工体系较为成熟的北美地区，汽车制造可能涉及数十次国际贸易。

ECI对所有的国际贸易赋予相同的权重，可能造成对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情况描画的明显失真。

不过，ECI确实为国际贸易的观察者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其核心在于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知识蕴含于产品之中，是产品得以变成商品的内在原因。

出口商通过贸易将不易被复制的知识优势转化为财富，形成国与国之间的有效联系。中国外贸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产品本身上多做文章，通过向各方学习，推动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以持续创新不断增强产品的知识含量，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

二是贸易的优势来源于卓尔不群，单纯的复制和走量将难以为继。

规模经济在当前和未来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弱化，边际效应递减则更加突出。面临资源、环境与气候的多重约束，出口商不能一头扎进激烈竞争的“红海”，而应找寻自身的特别方向。出口产品的种类越能够与众不同，提供其他出口商难以提供的产品，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越强。

三是贸易的可持续需要多元的市场支撑，越是环境不确定越是如此。

出口贸易伙伴范围越广，受环境约束和冲击的限制就越小。中美贸易冲突并未锁死中国的外贸发展之路，虽然展示出中国外贸企业的韧性，也不能因此得意洋洋。有实力，不从众，深挖或者创造细分市场需求，增加经济的复杂度，中国经济和外贸的韧性才能更强，路才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