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美国会失败"，而是…

本文转载自：底线思维（ID:dixiansiwei）

文章来源于观察者网 ，作者殷之光

这是卢特在2015年接受美国阿富汗重建事务特别调查办公室（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SIGAR）质询时回忆的一幅场景。2007至2013年间，卢特担任美国伊拉克与阿富汗事务国家安全事务总统顾问（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and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for Iraq and Afghanistan）。在白宫和军队里，这个绕口的职位有个简明扼要的绰号——“战争沙皇”。

“战争沙皇”——道格拉斯·卢特（图自推特）

在担任“沙皇”之前，卢特的工作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很少有交集。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说服时任总统小布什，让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哈德利手握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是一名标准精英。在辅佐小布什成功当选总统之前，他担任华盛顿一家律所的合伙人，并且还担任斯考克罗夫特集团（The Scowcroft Group）的高级主管。后者的业务为“国际商业顾问咨询”，换个通俗的说法，即是为全球各类资本担任可以直通美国政府决策层的说客。

作为一名从未有过军旅经历的说客律师，哈德利急需在他的战争团队中增添一名军人。在这个背景下，卢特被从负责中亚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直接调任至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为了新设的“战争沙皇”。

卡斯勒下士的几次阿富汗经历里当然没有剪刀与彩带。2003年，卡斯勒下士所属的第六海军陆战团F连从科威特被派往伊拉克战场。一年之后，又被抽调至阿富汗，担任美国喀布尔使馆的驻防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在他所属的部队里，白人男军官不但数量上远远多于有色人种，在晋升速度上也大大超过少数族裔。卡斯勒下士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太多战斗场景。每天早上，卡斯勒下士会向碰到连队长官说“早上好，士官长”！士官长则会回答：“杀！小家伙，杀！”

据说，这是为了激励士兵们的斗志。这群年轻的美国士兵们从入伍第一天起，便被不断灌输一种敌人不是人的信念。而在这个以白人年轻男性为绝对主体的圈子里，没有什么能比种族主义更能激起他们的杀气了。很快，许多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变得自认高人一等，并热衷于从凌虐他人的事情中获得乐趣。

阿富汗与伊拉克残破的城市街道，令卡斯勒下士记忆犹新。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坐在悍马车里，随部队从科威特穿越边境，前往伊拉克的场景。他的战友们会坐在悍马车里，把装满自己排泄物的矿泉水瓶和军粮口袋，扔向沿途围观车队的伊拉克民众，并随后发出肆意的大笑。

他还目睹过自己的同袍，把军粮口袋里标着“不可食用”图样的自热包递给伊拉克小孩，并饶有兴致地“欣赏”着那些孩子们的反应。这群甚至还没有驾照的美国小年轻，却可以驾驶着军车，在人头攒动的喀布尔街头高速横冲直撞。

3年之后，卡斯勒退伍回到他在纽约的家乡。战争给他留下的创伤不是那些炮弹、炸药横飞的场景。令他始终难以释怀的，是自己那些盛气凌人的同袍，早晨军营里说着“杀！小家伙，杀！”的军官，以及喀布尔、巴格达、费卢杰街头被美国军车虐杀的平民。

2020年2月22日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贾拉拉巴德拍摄的一群残疾儿童。新华社发（赛义夫拉赫曼·萨菲摄）

不久之后，他就加入了一个叫做“伊拉克退伍老兵反战”（Iraq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的团体。这类反战团体在美国还有许多，他们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从越南、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场上带着痛苦记忆回来的老兵，以及许多牺牲士兵的家属。

几乎没人知道这场由律师、资本家及其说客们发起并主导的战争到底终点在哪里。177平方公里的华盛顿特区里，似乎每一个出入国会、白宫与五角大楼的“精英”们都与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这些来来往往的帝国“精英”们中，却又很难找到一群真正引导这场漫长的战争的人。即便在经历了四任总统与数万亿美金的投入，仓促撤军之后的美国，仍旧无法回答“我们为什么失败”，与“谁为这场失败负责”这样的问题。

2019年末，《华盛顿邮报》以“阿富汗文件”（The Afghanistan Papers）为主题，公布了多达611份有关阿富汗战争的解密文档。内容除了先前维基解密已经公布的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系列“雪花”电文（Rumsfeld Snowflake）之外，其余均为对阿富汗、美国以及其他北约盟国前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外交官，美国国际开发署、禁毒署事务官的质询笔录。

在这些文件基础上，《华盛顿邮报》刊发了数篇长报道，希望追问这场漫长的阿富汗战争“到底失败在哪里”。最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美国方面，最高层领导人始终无法明确这场战争的真正目标。这不但导致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相互猜忌、质疑，也使得上层官僚无意关心基层情况，胡乱指挥。而基层人员由于任务重点不明，且经常遭遇朝令夕改的情况，在长期繁杂且无目标的工作压力下，更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倦怠和迷茫的情绪。

而对阿富汗方面，美国媒体与政府部门的基本态度则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为阿富汗政府的腐败、无能，塔利班的破坏，以及地方割据军阀的阻挠。此外，报告还点出美国当局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系统性地误导信息，试图影响民众对战争的看法。

阅读“阿富汗文件”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穿越感。面对这场漫长的失败，美国政治与知识精英们几乎做出了跟越南战争时期一样的诊断。1971年当“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被披露时，参与报道的《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根据公布的文件，也向公众描绘了一个美国政客狡诈，南越政府腐败无能，最终导致战争失败的故事。

从越南到阿富汗，每一次失败都会伴随着美国媒体与政府中铺天盖地的“反思”和“追问”。这些事后的分析遵循一个基本的“脚本”，其形式是这样的：失败是一种政策的结果。制定政策的精英一方面低估了野蛮与半文明民族的腐朽与堕落，另一方面，精英受到了私欲的侵染，忘却了自己所肩负的公共使命。

这个剧本还向公众传达了一系列明显的“潜台词”——可以通过改良政策来扭转失败。“精英”群体需要为失败负责，但是这个精英群体面目不清。所有在媒体或是质询中公开发声批评这种政策的人，似乎都像是获得了一张赎罪券，可以暂时与“那些”需要为失败负责的“精英”群体脱离关系。

今天的美国，仿佛从英帝国手中，继承了这套霸权的说辞。每当帝国的战争取得了短暂的胜利时，霸权的说辞便会沉浸在一片胜利主义的狂热中，或是像英国人在占领印度后盛赞帝国的荣光万世永存，在进入耶路撒冷城时标榜“新十字军的胜利”；或是像美国西进屠杀印第安人后幻想自己的“天定命运”，在催促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描绘出的“美国世纪”，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标榜“全球的美利坚和平”的形成。

而当帝国战争面临挫折时，这种胜利主义的幻觉又会很快被一种失败主义的恐慌替代。在这种恐慌中，帝国的精英们轻易便会萌生一种孤立主义的情绪。世界“边缘”的那些“东方国家”，在这种情绪中又重新变成了野蛮、腐朽、落后、愚昧、不可拯救，甚至不值得拯救的非人。

霸权的提问只能引出霸权的说辞。面对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全面失败时，我们许多讨论也像是英语世界精英的反思一样，重复尝试回答一个霸权的问题。

美军士兵隔着铁丝网运送婴儿，网民@拜登：看到这，你还睡得着吗？

为什么美国会在阿富汗失败？政治学者们会强调，是阿富汗的特殊性导致了美国“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计划的失败。

具体而言，是阿富汗宗族部落社会、阿富汗的多山地形、阿富汗精英对“社区振兴”工作的投入不彻底、是腐朽落后的伊斯兰文化、是毒品、是贪腐的官僚等等，毁坏了美国精英“国族建构”的善意，浪费了巨额的美金援助。

而历史学者们则会搬出19世纪英国、20世纪苏联的“教训”，联系今天美国的落败，用宿命论的口吻，将阿富汗描述成“帝国坟场”。仿佛在告诫下一个试图填补该地区“权力真空”的世界强权，要躲开这片被诅咒的山地，避免成为被“坟场”埋葬的另一个“帝国”。《纽约时报》甚至还急不可耐地提醒中国，要“谨慎应对阿富汗局势”，不要“为时过早”地“自鸣得意”，而要对“重塑世界两大国之间的竞争做出判断”。

没有人会问，在面对美国阿富汗战争的惨败时，在面对美国在朝鲜、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时，在面对所有帝国霸权的衰败时，我们反思时的问题是否出了毛病。我们不应该问美国为什么会在阿富汗失败？这个问题不但强调了美国的特殊性，也将阿富汗视为人类“普遍”历史的例外。真正的问题在于——霸权为什么必然会失败？

今天，建立在西方现代历史经历基础上的世界观，习惯性地将“强权”（greatpower）设为审视历史的中心与终点。这种世界观相信，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大国竞争。强权争霸的理想终点是形成一个能够统摄全球霸权，建立一个共主的“世界帝国”。

大国“强权”的兴起与衰落遵循特定客观规律，或是战争塑造了强大的国家，或是市场塑造了成功的社会，或是宗教信仰推动了工业化的转型。这些抽象规律无一不指向一个以欧美现代工业国家为模板的历史发展路径。在这个信念基础上，“强权”的精英们更设想了一套“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准则。坚信只要遵循这套标准，人类发展便能像一台机器一样，被精确掌控。

作为这种控制论的坚定信仰者，美国约翰逊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经济学教授、政治理论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相信，可以通过精确的军事行动，辅以经济援助、社区振兴等项目，将越南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在此之后的肯尼迪政府，以及美国各届政府，几乎都是这种自由主义“国族建构”理想的信仰者。许多拥有美好梦想的美国年轻人，在“和平队”的名义下，来到亚非拉国家，试图传播自由市场经济、基督教信仰、议会民主选举制度、以及个人英雄主义建立起的“国族建构”经验。这种信念，即便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也仍旧被用来为这场漫长的战争提供道德合法性。

除了阿富汗之外，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海地、索马里，都是近三十年来美国“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努力的“受益”者。这些“国族建构”故事的剧本几乎完全一样：武力推翻“腐朽”政府，扶持亲美的知识分子或是买办阶层执政，强制引入多党议会选举形式，大量输入美国援助，开放市场，鼓励私有资本自由进入。

然而，我们发现，这种从天而降，以理论来统领实践，但却从不尝试用实践来反思理论的“国族建构”，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一次成功案例。

虽然，小布什不止一次表示，美国介入阿富汗根本无意进行“国族建构”，美国的唯一任务是进行剿灭基地组织的反恐。而之后的“国族建构”工作，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承担。然而，“阿富汗文件”中包含的大量电报、文件显示，美国从战争机器开动之初，便从未放弃过“国族建构”的目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草拟的一份“美国的阿富汗战略”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扫除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是为了之后建立阿富汗亲美政权，以及巩固政权统治的许多“人道扶助”计划做准备，而建立稳固的亲美政权，又能反过来帮助美国在阿反恐战争的胜利。

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无意在阿富汗进行国族建构工作”的美国，连续四任总统都未能从阿富汗撤军。在2011年奥巴马竞选连任时，国内反战团体要求停止阿富汗战争的呼声不绝于耳。根据维基解密上流出的文件，美国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政策说客集团当时清楚地认识到，“本拉登死了，没人再关心阿富汗了……我们特么的还留在那里干什么？”这已经成为美国民众的普遍态度。然而，美国仍旧未能从中抽身。

是时候应当认识到，根本不是不发达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出了问题，是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出了问题，是霸权本身的制度结构出了问题，是对霸权的信仰出了问题。

1895年，在惨烈的第二次英阿战争结束之后约15年，吉普林创作了一首题为《年轻的英国士兵》的短诗。这首充满哀叹帝国命运的诗写道：

如果你的军官已死……

……切记一定要逃离战斗

……像一名士兵那样，躺倒等待援军

……当你在阿富汗的平原上受伤，被你的部队遗忘，

当阿富汗的女人们出来清扫战场时，

只要滚向你的步枪，开枪打出你的脑浆，

像一个士兵那样去见上帝，

去、去、去、像一个士兵，

去、去、去、像一个士兵，

去、去、去、像一个士兵，

女王的士-兵！

100多年之后，一个名叫泰德·韦斯特萨欣的美国陆军上校在从伊拉克战场上返回之后不到一年，便饮弹自尽。像吉普林诗中那个士兵一样，他开枪打出了自己的脑浆。

在他尸体旁边，调查员发现了一封写给当时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的信，信中写：

“你只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兴趣。你完全不在乎你的下属……你对任务漠不关心。我无法支持一个腐败的事业，无法支持人权侵犯者与撒谎成性的人。我拒绝再次被玷污。我不再志愿支持腐败的、贪婪的私人承包商，不愿再为自私成性的指挥官卖命。”

毁灭霸权的只有霸权自己。霸权必将在霸权中消散。亘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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