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回顾近代以来阿富汗国家建构的历史，外来强权的介入最终都归于失败，阿富汗因有“帝国坟场”之称。这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
何明：首先我想谈一下所谓“帝国坟场”这个说法。的确，进入近代以来，外来强权对阿富汗的干预鲜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干预阿富汗失败和这些帝国的崩溃，二者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大英帝国在英阿战争失败之后，帝国的鼎盛依然延续了很久；苏联解体崩溃的原因很多，阿富汗战争很难称得上是决定性因素；美国的情况就在眼前。因此，“帝国坟场”是一个容易令人记忆深刻的词，但并不是一个客观描述阿富汗近代以来复杂纷争的词。恐怕用“阿富汗困境”来描述更为贴切。
阿富汗困境是两重性的：无论是外部强权干预者，还是阿富汗自身，都因干预而陷入困境。后者因此深陷战乱循环，难以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任务；前者则使自己的战略目标遭到挫败。当然，双方的困境又是相互塑造的。
阿富汗的社会历史非常复杂，有这样两个特点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是近代国家形成中的二元性特点。这个特点是美籍阿富汗裔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在其著作《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中总结的，即在阿富汗近代国家的形成中，始终存在着两条历史发展路径：一条是以首都喀布尔为基地的精英阶层所选择的，试图让国家进入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另一条是以部落和乡村组成的地方性网络，他们只顾及部族和村落的利益，引导的是一条寻求自治、分散的道路。这两条路径有各自的发展逻辑和竞争方式，同时彼此之间又时常发生碰撞。
第二个特点，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又有数量更为庞大的部族。这其实和第一个又是紧密联系的，然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各民族更注重自己民族的利益而非整个国家的利益，但是阿富汗的各民族，比如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等，却极少有建立以自己民族为基础的独立国家的意愿，也极少有脱离阿富汗与自己同民族的国家合并的意愿。但与此同时，由于民族、部族利益争端不止，阿富汗的内战也一直没有间断。然而一旦阿富汗遭到外部强权的介入，他们又都会转而将外部强权力量列为共同的攻击目标，以外部强权为奥援、引狼入室的国内政治力量也同样成为共同的敌人。这个特点在英阿战争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介入阿富汗事务的外部强权而言，上述两个特点是陌生的，因此他们最终都以干预失败而告终；而当外部强权的干预结束后，阿富汗往往又会回到最初的两条历史发展路径并行、交织、对抗的局面。周而复始，困境就此产生。
那么，这种循环的困境有没有变化呢？其实，塔利班的出现，以及美国以反恐战争和民主重建的方式干预阿富汗，都是尝试打破这种循环困境的新变化。塔利班用伊斯兰达到了统摄阿富汗国家的目标，从而整合了这个国家碎片化的政治格局；美国的反恐战争则不仅让塔利班丢失了第一次执政地位，更为致命的打击在于，它用“恐怖主义”标签打掉了塔利班赖以生存的伊斯兰之魂，民主重建则试图嫁接西方民主制度和伊斯兰传统，以破解阿富汗困境。
至于为什么美国的民主重建失效，塔利班又重新崛起，是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2021年8月25日，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阿塔代表团已于8月24日会见中国驻阿富汗的外交使团)
《文化纵横》：如何客观评价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的民主重建？塔利班如今再度成立“伊斯兰酋长国”，是否意味着阿富汗将“一夜回到民主前”？
何明：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和民主重建之间的关系。二者有联系、有依存，但也有区别。
阿富汗民主重建的启动，并不意味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终结。因为民主重建开启之时，拉登并没有被抓获或击毙，阿富汗依然存在作为恐怖主义保护地的风险。所以，阿富汗反恐战争和民主重建其实是并行的，启动后者也是希望巩固前者的成果。
在反恐问题上，美国的解释还说得过去，反恐战争的两大目标都以某种形式达成：一是拉登被击毙，对于抓捕拉登这一目标有所交代；二是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塔利班做出了反恐承诺，那么阿富汗不再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庇护所这一目标也就达成了。当然，塔利班的承诺能否兑现，尚需时间来检验。至于民主重建，美国表示是加尼政府的失败，这种说辞很牵强，加尼政权以如此迅速而狼狈的方式谢幕，不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说和民主重建的失效无关。
显然，美国有意识地将反恐战争和民主重建两件事切割开，为自己撤离阿富汗找了一个体面的理由。
今天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反恐战争，还是民主重建，美国都有失误。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和民主重建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时候，美国又同时进行了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民主重建，事实上放缓了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节奏，给了塔利班恢复元气的时机。当奥巴马总统试图以“新阿巴战略”迅速解决塔利班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黄金时机。
此外还应看到，试图嫁接西方民主制度和伊斯兰传统以破解近代以来阿富汗国家形成困境，实际上也失败了。如果它是成功的，阿富汗加尼政府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崩溃。
那么，近20年的民主重建果真一无是处吗？这样的结论同样过于武断。民主重建留给阿富汗的遗产，恰好可以从塔利班的变化中去找寻。
第一，阿富汗的现代政治架构已经留下了痕迹。不可否认，从选举到议会，从宪法再到司法实践，民主重建留给阿富汗的更多是形式。但这些形式并非无足轻重。塔利班刚刚获得喀布尔和大多数阿富汗领土的控制权，我们还很难判断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全部和实际控制阿富汗，也很难判断出他们对阿富汗的重建方案。但是，从塔利班参加阿富汗国内和平会议以及他们与美国谈判中的表现，从塔利班的官方声明、发言人发言以及进入喀布尔后的言行来看，他们在改变，其中很多改变和民主重建留下的政治架构密切相关。塔利班当然不可能按照民主重建遗留的政治架构重建国家，但是他们也不会完全回到第一执政期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可见的各种信息显示，他们很可能会在1990年代中期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和民主重建产生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去寻找平衡，尽管这种妥协是不自觉和不情愿的，尽管这个平衡点肯定更向原来那个“酋长国”更偏移一些。但是，这依然是进步，这个进步显然与民主重建的遗产相关。
第二，社会经济恢复以及阿富汗政治生态转向良性发展不容忽视。在社会经济恢复方面，当然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民主重建时期阿富汗GDP增长完全是输血式的，依赖于美国的重建资金汇入和国际社会援助。但民主重建带来的社会经济恢复，却令塔利班意识到，自己的建国理想必须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来支撑。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两点：1、塔利班这一次的崛起，背后的经费支持来源更加多元，虽然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来源占主流，但塔利班已经出现了重视其控制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倾向。2、在控制喀布尔后，塔利班发布的第一个具有“安民告示”性质的声明中，明确有一条：“我们向商人、实业家和投资者传达的信息是，正常开展业务，为国家服务。伊斯兰酋长国将为企业提供一个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伊斯兰酋长国将竭尽所能帮助你。”
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有很多迹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从塔利班的表态来看，他们对这两方面的重视远远超过第一执政期，尤其是对于现代教育的态度，有了很明显的转变。当然，这是不是权宜之计，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是，反过来思考，即便是权宜之计，说明什么？说明民主重建的这一遗产给了塔利班压力，让他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阿富汗民众的政治参与途径在拓宽，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热情在增加。有两个反面和消极的案例可能对这个结论构成否定。一个是，阿富汗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在降低，选举的舞弊现象始终难以禁绝；另一个是，在塔利班向大城市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居民大量逃亡。前者似乎告诉我们，民众对政治生活愈发失望，后者则可能说明，对塔利班的恐惧会让阿富汗民众逃避政治生活。这些是事实。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却告诉我们，这些重建遗产依旧宝贵。塔利班的很多改变，是对阿富汗民众反对意见的反应。比如妇女受教育权利、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比如塔利班控制区的司法系统甚至比原阿富汗政府要更高效，等等。这些积极性的改变，很难说不是源自民主重建遗产的压力。
总体而言，民主重建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但是它的诸多遗产，能够提醒此后的问鼎者，阿富汗顺应历史、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完全逆转几乎是不可能的，妥协、平衡，对于自己的统治是最明智的。
《文化纵横》：20年间，塔利班自己做出了哪些改变，终于再度崛起？
何明：我必须承认，作为国内较早研究塔利班的研究者之一，我在18年前所下的结论，即塔利班已经进入历史，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误判。那么，塔利班丧失政权后，用了将近20年重回巅峰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美国反恐战争和阿富汗民主重建战略的失误。这个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赘言。
第二，阿富汗民主重建的失效，乃至失败。这不仅使阿富汗摆脱社会历史性困境的梦想化作泡影，也让老百姓对当年描绘的重建理想大失所望，进而使得民主重建的成果——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在塔利班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
第三，塔利班的坚忍、坚持和变化促成了他们的再度崛起。
坚忍在于，尽管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进入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塔利班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前后两任最高精神领袖丧生，一大批高级官员或身陷囹圄，或战死沙场，塔利班却并没有溃散。这份坚忍的确不容易；
坚持在于，塔利班的两面旗帜始终没有改变。追求阿富汗国家的独立、统一与和平，这面旗帜依旧抓住了阿富汗人心底最深层的渴望；建立“真正伊斯兰国家”，则凝聚了所有阿富汗人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两面旗帜其实简单而直接，但确实又最有效。
变化在于，塔利班变得更加会学习，也更加灵活。会学习体现在他们面对强大的美军，在军事技战术上的不断提高，还表现在他们学习使用各种媒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借此重塑自己的形象。灵活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所谓“真正伊斯兰原则”的同时，对民主重建后阿富汗形成的现代政治生态有所妥协；二是面对不同对手，有针对性的策略。比如对美国，始终将其归为侵略者，只将其列为谈判对象，对阿富汗政府,则斥为“伪政权”，回避与之谈判，对阿富汗在野政治力量，则积极与之进行和平斡旋。事实证明，塔利班的策略奏效了。
《文化纵横》：塔利班高举反侵略、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旗帜，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似乎与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有明显的不同。在您看来，塔利班的本质该如何界定？
何明：首先要说明的是，在我看来，塔利班的性质一直在变化，它不是一个天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是在发展中逐渐滑入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之后又进行调整，试图摆脱这种身份。
我个人认为，塔利班与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最大的差别在于，它身上具有两重性的特征。
阿富汗存在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基地”组织，另一支是伊斯兰国（IS）分支机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再加上塔利班，刚好代表了当今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力量对于国家问题的三种认识和选择——
“基地”组织是伊斯兰国家虚无主义者的代表。它从来没有试图建立一个国家政权，用一个并不成熟规范的名称来界定就是，它奉行的是“伊斯兰的国际主义”，即哪里有人威胁伊斯兰，伤害穆斯林，它就要去哪里战斗。“基地”组织的缔造者拉登成长于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圣战”；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中，“基地”组织之所以坚定地支持塔利班，就是因为它认为塔利班奉行“纯粹”的伊斯兰统治国家，塔利班的对手实际上都是“异教徒”。“基地”组织之所以把美国列为打击目标，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入侵了伊斯兰世界。但是，“基地”组织从未谋求建国，它的成员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他们并没有为某一个特定“国家”而战。“基地”组织更多的斗争目标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
伊斯兰国是直言不讳建立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帝国的代表。伊斯兰国的领导人自封为“哈里发”，意味着他要成为全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相对于“基地”组织对于美国的仇视和攻击，伊斯兰国更追求的是逊尼派对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伊斯兰国最先发动袭击的对象是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这其中固然有制造混乱、乘机上位的需要，但也表明，他们选择打击的对象首先是什叶派穆斯林，其次才是其他“异教徒”。他们的理想是完成伊斯兰世界的全面统一，从教派纷争上消灭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因素。
塔利班倾向于建设一个伊斯兰的民族国家，其斗争目标首先是那些阿富汗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的威胁者。但是塔利班却始终在构建民族国家与追求伊斯兰世界帝国之间左右摇摆，此之谓“塔利班的两重性困境”。其中，始终追求建立独立、安全的民族国家是其世俗性的一面，不断滑向追求伊斯兰世界帝国则是其伊斯兰普遍主义的一面。前者是塔利班的外衣，后者是他的精神内核。二者首先相互依存：
没有世俗国家政权的依托，塔利班的精神内核无所寄存；而正是靠着精神内核，在夺取世俗政权的过程中，塔利班才获得了众多隐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在阿富汗，塔利班成为了伊斯兰价值的代表，这是超越阿富汗所有政治力量用以统摄全体阿富汗人民的最有力武器。有了这个精神内核，塔利班才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权，并且几乎统一了阿富汗；正是这个精神内核，帮助塔利班扭转了覆灭的命运，逐步蚕食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控制区，形成了一个个的地方政权；也正是这个精神内核，吸引了类似“基地”组织这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对塔利班的支持，同时吸引了同样对伊斯兰世界帝国梦想抱有期待的海湾富豪们的金钱支持。
但也需要看到，塔利班的两面性又存在着矛盾，其精神内核总是在塔利班世俗性理想实现时，迅速将它拉向追求伊斯兰世界帝国的道路，不仅走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对立面，也使自己成为现行国际秩序与规则的挑战者。从这个角度看，塔利班的精神内核必然要否定其世俗化的外衣。这种相互依存，又极度对立矛盾的两面性，塔利班自己也未必有清醒的意识。
《文化纵横》：塔利班已经宣布建国，接下来新一轮的政治重建将面临哪些困难？
何明：以美国为主导的阿富汗民主重建，其实已经宣告失败了。但阿富汗现在还没有真正进入新的政治重建周期，因为形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塔利班的确占据了全面的优势，阿富汗前政府和地方实力派都被迅速击溃。但是毕竟，阿富汗国家全面的统一还没有完成，塔利班也没有正式地成立新的替代政府。因此，现在谈阿富汗新一轮的政治重建可能有些早。不过，对主要的困难可以大致做一个梳理。
第一个困难，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必须真正结束阿富汗的战乱局面，使阿富汗真正进入和平。这是新一轮政治重建的根本前提。脱离了这一点，其他的都无从谈起。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形势还没有到完全乐观的时候。
第二个困难，阿富汗能否建立各方政治力量都接受的新政府。尽管一直在释放和平与民族和解的信号，但是塔利班主导建立一个“真正伊斯兰国家”的意愿其实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以怎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安排其他政治力量，塔利班的“真正伊斯兰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能不能为大多数阿富汗人和阿富汗政治力量所接受，都有待时间来验证。
第三个困难，外部援助能否持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当下的阿富汗，如果没有国际援助，无论是重建，还是国家的正常运行，都将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甚至导致国家的崩溃与混乱。此前20年的阿富汗民主重建，美国无疑是援助的主要力量，在新一轮阿富汗政治重建中，援助来自哪里？援助和阿富汗新政府的运作如何结合？援助又怎样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美国主导的民主重建已经留下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有几个点恐怕要注意：
（1）如何避免援助成为阿富汗战乱史中最大的问题——代理人战争的宿主。也即，国际援助如何避免成为相关国家干涉阿富汗内政，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2）援助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阿富汗未来政府腐败的温床。美国主导的民主重建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惨痛的。
（3）援助如何真正做到“授阿富汗以渔”，真正帮助阿富汗的社会经济恢复。
第四个困难，如何避免地缘政治竞争左右阿富汗政治重建的正常轨道。从大英帝国和沙俄帝国在阿富汗的争夺开始，这里就成为了地缘政治争夺的焦点。美国主导的民主重建期间，这种地缘政治竞争有所下降，或者说变得不那么明显。此次美国大概率退出阿富汗，而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重返的可能性很低。但从历史经验来看，阿富汗可能还是逃脱不了成为地缘政治角逐场的命运，这种局面将对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如何避免这个老问题再度困扰阿富汗的政治重建，是一个难题。
《文化纵横》：塔利班在乡间的治理状况是怎样的？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其组织形态、意识形态是否相应地有所调整？这些地方执政经验对其治理城市将有何影响？
何明：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塔利班还是具备了一定的阿富汗乡村治理经验。早在2010年前后，就有西方学者称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卡尔扎伊为“那个在喀布尔的人”，意思是，卡尔扎伊的权威仅限于喀布尔。这显然是个有些夸张的说法。不过阿富汗政府的权威的确有两个挑战，一个来自于地方实力派，另一个则是塔利班。塔利班除了已经开始不断蚕食阿富汗政府控制的领土并建立了自己的治理，还在很多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影子统治”。而随着塔利班的不断壮大，这种实际的治理越发扩大。
不过，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从塔利班的官方网站上得到的信息有限，更多的是他们对这种不断扩大的“治理”的自我称颂。更有价值的参考来自于学者们的研究，这其中，有的学者给的结论很消极，比如巴基斯坦著名的塔利班问题专家拉什德，他认为塔利班的治理就是令控制地民众心存恐惧而服从，另有一些西方研究机构对此做过比较深入的田野研究，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塔利班的这种治理。但是这种信息源，毕竟也是第二手的，只能做一个参考。
简单而言，塔利班的乡村基层治理主要的一些特点包括：
（1）很强烈的战时性，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2）最有效的是司法实践，即便是在和阿富汗政府重合的二元统治区域，很多阿富汗民众更愿意求助于塔利班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影子法庭体系”，原因在于这个体系比阿富汗政府的法院体系更为高效；
（3）塔利班建立了一定的税收体系，但是非常原始和不规范，可以充作税收的介质从劳作、粮食到货币都有覆盖；
（4）塔利班往往会借助部族长老和乡村长者进行治理；
（5）塔利班已经开始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诸如流行病防治等事务上进行合作。
从上述经验来看，塔利班的治理还是有比较强烈的战时色彩，这既是无奈之举，也非常符合他们实际。塔利班要想最终建立他们的“真正伊斯兰国家”显然不能回避城市治理。目前还很难判断他们这种战时特点明显的乡村治理经验对于后续的城市治理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在我个人看来，塔利班未来的城市治理来源于两个学习：
其一，他们要从第一执政期城市治理失败的教训中去学习。这点不容易，毕竟那是20年前的久远教训；
其二，他们要从原阿富汗政府的技术官员那里去学习。在“8月攻势”前后的进攻中，塔利班特别在他们善待阿富汗政府军及官员俘虏问题上造势；在控制喀布尔后的“安民告示”中，又向原政府官员和技术人才“敞开”了共同工作的大门。但是，塔利班恐怕还不能仅停留在对这些人的“为我所用”上，更需要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向他们学习城市治理。
不过，我想说的是，塔利班的治理问题，最终还是要和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紧密相连。再成熟的“治理技术”，在错误的国家建设方向下，都是沙中之塔。
《文化纵横》：塔利班“进京赶考”，提出了许多新政举措。在您看来，塔利班将实行怎样的治国方略，实现前景如何？
何明：我个人认为，塔利班目前发布的很多声明，包括具有“新政”特点的举措，有很多“临时性”和“应急性”，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类似刘邦入咸阳时的“约法三章”，更多的是“安民告示”的性质，很难作为其今后治国方略的绝对判断标准。当然，这些“安民告示”本身的确体现了塔利班的成熟。
我个人感觉，判断塔利班的治国方略，需要一个长时段的参考。不过这有些困难，因为塔利班对于自己取得政权后的“治国方略”，缺乏体系化的表述，它们非常散乱地分布在塔利班的官方声明、领导人的讲话和一些祝辞、发言人的讲话以及访谈，还有一些西方记者独家接触塔利班高层得到的信息当中。不仅如此，这些信息有的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就是塔利班有意释放的烟幕弹。因此，真要总结他们的“治国方略”，还需要等待塔利班更确定和更官方的表达。
如果做一个不成熟的梳理和总结，塔利班初步的治国方略会包括以下两部分。
（1）未来阿富汗政府由塔利班来主导，其领导人必由塔利班来产生；
（2）未来阿富汗要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而不是西方式的法律体系；
（3）未来的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酋长国，而不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1）酋长国将设立一个由伊斯兰高级学者和部落长老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伊斯兰教法的解释。同时，他们与酋长国的首脑“埃米尔”形成制衡，埃米尔任命委员会的人选，委员会有权罢免埃米尔。专家委员会在塔利班第一执政期就存在，但是显然不具备这种“制衡”色彩；
（2）塔利班一直批评民主重建时期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但自己并没有公布未来国家宪法的思路。不过，塔利班编撰的《莱哈》（（Layha））有一些塔利班版本宪法的影子，塔利班真的执政后，会出台一个什么样的宪法，值得关注；
（3）对于第一执政期的很多僵化举措，塔利班将会有所松动，涉及妇女权益，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权利，媒体自由等等。但是妥协的尺度有多大，还难以判断；
（4）相对于第一执政期，塔利班将更加注重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会试图形成阿富汗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告别“反叛者时期”不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维持体系；
（5）相对于第一执政期，塔利班会倾向于接近现行国际体系，遵守现行国际规则，以最大限度和最快速度获得国际承认。
总体而言，塔利班的治国方略，首先要等其真正成为阿富汗的主人，还要等他真正开始管理和操控这个国家才能清晰起来，变化的空间还很大。
《文化纵横》：塔利班将通过哪些方式力图实现对地方实力派的协调与整合？在政治体制和行政架构上会如何表现出来？
何明：这个问题，坦率地讲，我自己也没有了解和考虑清楚，更多还是依照对塔利班第一崛起的研究经验来判断。
这次塔利班的“8月攻势”中，地方实力派溃败的速度比较快，这说明在20年重建期间，无论是卡尔扎伊，还是加尼对于地方实力派的整合，或者是挤压，还是较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塔利班要彻底解决地方实力派问题，并不容易。
首先，塔利班高举的旗帜之一就是完成国家的统一，是不会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的。而塔利班建立“真正伊斯兰国家”的目标与大多数地方实力派的意图大相径庭，因此塔利班最终就是要消灭地方实力派。从其第一次崛起的经验来看，塔利班基本上采取的就是强硬的军事进攻，辅以通过收买手段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不过后者往往造成隐患。突出的例子就是1997年在马扎里沙里夫，杜斯塔姆的部下马立克先投降塔利班，造成杜斯塔姆大败出逃，但是不久又反叛，给了塔利班重大打击。此次“8月攻势”中，地方实力派的迅速溃败除了“雪崩效应”，是不是塔利班也再次使用了收买手段，还不得而知。同样的，地方实力派会不会再次反复，也很难预料。
因此，我个人的判断是，地方实力派彻底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认同并融入塔利班建设“真正伊斯兰国家”的事业中，塔利班消灭他们的战争才会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塔利班对地方实力派协调和整合的空间并不大。
最终，塔利班在政治体制和行政架构上，并不会为地方实力派预留空间。
第二，塔利班解决地方实力派的斗争可能是一场比较艰苦的较量。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苏联撤离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倒台后，曾经的反侵略“圣战者”战友们陷入了内战。这也是塔利班崛起的背景。但有一个问题，这些“圣战者”战友们反目，除了自身的利益纠葛与争夺之外，其实他们身后都有外部强权力量的支持，也代表着这些力量在阿富汗乱局中的利益诉求。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阿富汗重建面临的困难和隐患之一的“代理人战争”局面。由于这个复杂因素，塔利要彻底解决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化纵横》：塔利班在借伊斯兰信仰实现国内政治整合的同时，会放弃对伊斯兰世界帝国的追求吗？
何明：这个问题取决于塔利班能否克服自身的两重性特点和困境，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如下几点：
（1）最重要的一点，塔利班自己能不能抵御成为伊斯兰复兴事业领导者的诱惑。在其第一执政期后期，我们不难发现，塔利班的这种膨胀时不时地就出现。在二次崛起的历程中，塔利班已经尽可能地在这个问题上低调，但还是有掩饰不住的时候。真正二次执掌阿富汗政权后，他们能够彻底杜绝这个问题吗？需要时间来检验。
（2）塔利班能否抵御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类，一类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批判和咒骂塔利班与美国的协议，这种指责会对塔利班构成压力；第二类是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将塔利班的胜利视为“伊斯兰事业”的伟大胜利，并且效仿，这种影响容易令塔利班飘飘然。
（4）塔利班真正重掌阿富汗政权后，国际社会能否有一个正确、准确又富有建设性的回应。在第一执政期，塔利班滑入极端主义、倒向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因有很多，很复杂，其自身可能要负最大的责任。但是国际社会对塔利班采取孤立化的态度，也加速了塔利班的消极变化。面对再度崛起的塔利班，孤立显然不合时宜，与之对应的，如果对其可能的极端行为进行纵容，同样不可取。如何选择与决断，其实并不容易。
（5）最后一点，就是塔利班会不会、能不能做出根本的改变。这也很复杂，不仅牵涉到塔利班自身的意愿，还取决于他们是否已经通过学习获得了这个能力。
《文化纵横》：阿富汗重建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安全有何重要影响？
何明：我个人认为，阿富汗重建对中国整体战略安全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重建后的阿富汗不能成为中国西部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安全隐患。其二，就中国的整体战略而言，阿富汗重建的结果对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
从这两点出发，阿富汗重建失败、无序，再度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庇护所，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而重建后的阿富汗倒向美西方，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桥头堡，也是中国不能够接受的！
《文化纵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希望中国在阿富汗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国内也有人宣扬“现在是进场的最好时机”“中国主导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在您看来，中国应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通过哪些方式参与重建？
何明：对于这个问题，我尚未考虑得特别成熟，只能泛泛谈一些感受。首先，虽然塔利班最近超乎寻常的胜利，已经让阿富汗和平进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其实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发挥着比较合适的作用。美国和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后，塔利班在其官方网站上点名感谢了9个国家，称他们为推动协议的达成提供了帮助，这9个国家是：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伊朗，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推动这项工作时，正是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时刻，中国的工作并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推动和平，是值得称道的。
其次，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于阿富汗重建之外。原因除了前面谈到过的，阿富汗重建对中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之外，我想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事实上成长性的大国，国际责任和义务是伴随着成长而来的，也是难以回避的。
最后，中国参与阿富汗重建，需要量力而行，规避风险。我们不刻意地去渲染“阴谋论”，但从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民主重建周期开始，就有希望中国更多地来分担援助负担的声音出现。在未来新一轮阿富汗政治重建中，相信这种声音会更多。对此，中国需要有一个充分的考量和判断。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阿富汗困境”给任何一个参与阿富汗重建的大国都提出警醒：阿富汗的复杂局面和多变的形势很容易给重建进程的参与者带来麻烦，对于中国也不例外。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更应该考虑的是，第一，尽可能清醒地研究、判断阿富汗局势发展的走向；第二，在促进阿富汗和平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主导结束阿富汗战争”；第三，认真学习。美国主导阿富汗重建的失败，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美国主导的重建必然不可能与中国理想中的“阿富汗重建版本”完全一致，但是美国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的失败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去学习，对于一个成长性大国而言，这种学习比欢呼美国在阿富汗重建的失败，更有意义。
再多说一句，中国不乏在阿富汗努力的人。在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周期，在喀布尔的“中国城”项目已经为中国参与阿富汗重建树立了品牌（这样的案例可能还有很多，只是“中国城”项目有我的朋友，我更了解这种努力而已）；在美国主导重建失效，喀布尔面临战争危险和混乱时，“中国城”的中国人依然在坚守，这种坚守当然体现了中国产业在阿富汗的勇气，但又何尝不是对于阿富汗和平的一种信心守望呢？我想，这些参与上一个周期阿富汗重建的中国先行者们的实践体验总结，远比那些所谓“中国主导阿富汗的战后重建”的狂躁呐喊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