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刘刚 宇晗
作者:刘刚 宇晗
冲绳那霸松山风俗街白天显得比较冷清,但在没有实施紧急状态令期间,晚上是一片灯红酒绿,为疫情扩散埋下隐患。刘刚摄
日本正处于战时状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近日疾呼:“东京都疫情达‘灾害’级别! 为度过最大危机,将打响全面战争。”
德尔塔毒株急速蔓延,日本政府正不断扩大防疫紧急状态范围,但防疫对策因为无的放矢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
重压之下,日本的医疗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民众的不满直接体现在横滨市长选举结果上,这也让自民党内部多了“倒菅”的声音。
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在内,日本国内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今天就要超过135万,这场“全面战争”能打赢吗?
《环球时报》请两位旅日学人,从他们的视角谈谈日本防疫的实际情况。
作者:刘刚 宇晗
被疏忽的“三密”接客业
东京奥运会落幕后,日本疫情终于恶化到近乎不可控的地步:
东京都24日宣布新增422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8月累计病例逾10万人,是7月确诊病例人数(44034人)的2倍多;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称,目前首都圈地区病例中有95%为感染德尔塔毒株,其他一些地区达到80%;
千叶县单日确诊者一度超过千人;鸭川市的龟田综合医院、千叶市县立柏井高中、浦安市立美浜南小学校、市川市的两所幼儿园均发生集体感染;
大阪府门真市日前也出现儿童集体感染的案例,有12人被确诊;
从那霸市、浦添市、冲绳市等多地的数据看,冲绳县确诊患者中,20多岁到40多岁的人占到总数的60%……
不再列举了,仅校园集体性感染这样的案例,就足以让人们对日本的疫情之重感到担忧!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依靠传统文化中民众的自律自觉、基层国民组织与社会的有序网络,日本采取相对柔性的抗疫对策较为有效地抑制了疫情的扩散,一度和新加坡、越南等国一起被誉为亚洲防疫“优等生”。对此,日本官方曾颇为自夸。
但没过多久,日本的“抗疫神话”就近乎破产,一波又一波疫情引起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与日本政府及其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对策失误有密切关系。概括地说,就是没有做到未雨绸缪,疫情反复就“临时抱佛脚”,眉毛胡子一把抓,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笔者所说的“一刀切”,在日文表述中是“画一的”,主要指日本政府推行的防疫举措简单粗放,效果差,不仅影响国民生活,而且适得其反,引起疫情反弹。在日本国民看来,表示紧急状态的“紧急”二字意思是提醒民众克制,实际上与其他国家采取的“封城令”不同,不具强制特征,因而效果有限。大阪、静冈等地的地方官员不断促请中央政府采取真正有效的“封城”措施。
笔者接触到的一些日本大学生在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具体说来,日本一些地方疫情蔓延在于没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比如,在疫情期间,对原本就是‘三密(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和密切接触)’ 的接客业(风俗产业红灯区)没有做到适时、适度的关停。而这些举措对防疫来说非常必要。”
以冲绳县为例,目前确诊患者中有近一半的人无法查清病毒的传播途径。冲绳地方电视台的报道说:“今年4月1日以后乘飞机来冲绳的1600名游客中,仅有一半的人在那霸机场自愿接受过核酸检测,由此可见县政管控措施是何等的松懈。设想一下,这些游客没有携带病毒吗?他们的夜生活去哪里玩耍,和什么人接触?答案不言自明。”
据报道。一个由5个年轻人组成的旅行团从冲绳旅游回去后全部确诊。因此,当地的一些旅游从业者担心,变异病毒再诡异,如果不是经过“三密”接触也是难以传播的。但眼下日本地方政府更关注的是选举和党争,无暇顾及民众的呼声。
“抗疫三支柱”落空
疫情加重,各种深层次的问题引起日本各界的反思。其中,最大的是政治决断、政府施策问题。
回顾过去这一年半,“官宣进入紧急状态”似乎成了日本政府唯一的“救急药”,而其他包括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的预案措施都跟不上疫情变化,无法及时应对新的危机和解决防疫举措中的短板。
相反,急于提振选情的自民党内阁却要求国内的医疗机构先“跟上来”,甚至提议要实名公布那些“不给力”的医院并对其进行处罚。日本厚生劳动省和东京都政府23日宣布,基于修改后的《感染症法》,要求都内所有医疗机构最大限度接收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而医疗机构则抱怨说,医护人员太少、病床不够、制氧机等物资不足,难于周全地为确诊者提供服务,这让他们很有“挫败感”。
北村义浩、三鸭广繁等日本防疫专家也经常在朝日、富士等电视台的节目中发声,建议政府应提前调研,让医疗机构做好资源整合,做足应对危机的准备,才不会在事态严重时捉襟见肘、穷于应对。
日本在一些都道府县推出“抗疫三支柱”的对策,即加强医疗体制构筑(重症患者入院抢救、中症患者在饭店等机构康复、轻症患者居家休养)、防止感染和疫苗接种。但这些合理的举措落实起来却问题很多。比如,在谁来判断患者可否入院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让医生做决断,但医生却表示:“我们怎么敢简单做出决断,万一产生医患纠纷怎么办?”
据笔者了解,前不久有日本大学生确诊新冠肺炎后且症状严重,但因没有得到及时医治,险些失去性命。一些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在工作期间成为新冠肺炎患者的密接者,如果不能去医院接受检查,就只好居家隔离。目前,东京仅1/10新冠病患能入院治疗。据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东京一名70多岁的女性确诊患者,因长达一周未找到接收医院,最终病情恶化死亡。
很多日本民众对政府出台的“轻症患者居家休养”“病人家庭护理”等措施到底是有效还是有害也心存疑虑。近日媒体报道说,千叶县的一名孕妇在居家隔离时早产,导致婴儿夭折。
有日媒报道说,菅义伟政府想争取让80%的国民在10月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一些日本民众在接种新冠疫苗后,在外出聚餐、玩乐时放松了警惕性。最近一段时间,常有接种疫苗后确诊感染者在电视节目中现身说法,告诉观众们外出不要忽视戴口罩,强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等。
笔者经常看日本电视节目中的访谈节目,时不时就能听到有嘉宾说疫情加重是“人祸”。他们认为,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令后,民众却习以为常,认为紧急状态令“频繁而无效”。日本NHK电视台19日的时论公论节目认为,本轮疫情加剧的原因主要是:大型活动增加、亲朋好友聚餐过多且室内活动时不按规定戴口罩者增加。
日本疫情失控,《朝日新闻》近日的一项民调显示, 66%的受访者对政府的抗疫措施没有信心,73%的人认为疫苗接种速度迟缓。有日本时事评论员表示:“如今的危急形势简直就是因提振经济,草率推出GoTo观光推介活动和举办东京奥运会等政策而出现的疫情反弹。”如对风俗及娱乐业没有加以必要的限制。
近日媒体曝光旨在加入日本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冲绳蓝海队出现15名球员和教练员核酸检测呈阳性,调查显示他们在去九州岛比赛期间曾违反纪律,去有女性陪侍的酒馆“刷夜”。
真的是“国民无责任心”吗?
冲绳县的疫情也颇为严重。因确诊接受治疗的人数直线上升,当地很多医疗机构最近几周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笔者经常想,为什么离东京都那么远的冲绳县,疫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不断恶化?当地政府官员原以为只要民众开始接种疫苗,情况就会改变,因此,对防疫措施没有做出什么调整。尽管冲绳各年龄段的民众都已开始接种疫苗,但当地确诊感染人数并未减少,特别是青少年和中年人的确诊数字呈爆炸式增长。这反映出,当地负责部门对相关疫苗的有效性还缺乏必要的了解。
据《琉球新报》报道,在18日厚生劳动省举办的防疫专家研讨会上,顾问委员会主席胁田隆司表示,目前冲绳县的疫情与欧洲相同,如果“个体自我克制很难”,就有必要考虑“封城”等法律手段加以限制。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胁田明确表示,引起疫情蔓延的原因是“繁华街区的感染”,而他所说的“繁华街区”一般指那霸松山等地的风俗产业红灯区。
据当地人介绍,这些风俗场所,在7月紧急状态令解除后,在政府的指导下又开放营业,一到晚上就很热闹,在人群“密接”中,埋下病毒传播的隐患。特别让人不解的是,即使当地政府发布紧急状态令期间,仍有不少游客来到冲绳,这其中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也有贸然而来的中国游客。
自肃自律曾是日本人给外界留下的整体印象。但在冲绳的一些旅游景点,笔者观察到来自日本本土的年轻游客经常高声喧哗。这些原本在大都市会安守本分、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人到了冲绳这样的“发展中地域”,就变得旁若无人,颇为招摇,也很难指望他们能较好地遵守防疫规定。
日本当地拥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可惜的是日本政府没有加以珍惜,而是躲在紧急状态后面不作为、乱作为,疫情反复之下,失去国民的最大信任。而笔者注意到,疫情恶化后,日本政府及媒体平台又出现责怪“国民无责任心”的议论。
在富士电视台24日的早间节目中,一位在街头受访的日本年轻女性反驳说:“这样的论调让人难以接受!政府如愿以偿地举办了东京奥运会,现在反过头来却要将责任甩给大家?”
还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讽刺说:“在紧急状态令发布后,日本多位自民党高官在餐馆聚餐的画面曝光后让大家十分不满,难道他们就可以搞特殊化吗?他们居然还说只是‘默食’而已!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还有人说:“国会议员可以尽情聚会,国民只能居家办公吗?”一个在东京浅草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的日本年轻人不满地说:“政府迄今没有什么有效的作为,不过是反复发布紧急状态令而已,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确诊者却‘砰砰地日复一日地往外冒’。”
还有一个年轻女士说:“浅草寺一带的人流并未因紧急状态令而减少,这让人感受不到政府出台防疫举措能带来什么实际效果。”
侥幸心理换来持久战
日本政府防疫措施不给力,说到底是栽在“选举政治”的侥幸心理上。此外,日本既不想像中国那样追求“零感染”,也不能像印度一样用几十万人的死亡来换取集体免疫,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疫情反反复复,变成一场持久战。
针对政府抗疫不力,日本地方政府、反对党、媒体和国民总是处于“就事论事”的周旋之中。但在笔者看来,与其制定僵化的应对措施,不如活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势利导等东方智慧。日本只有查清疫情蔓延的根本原因和源头所在,才能有助于今后的政策调整。
基于介绍中国防疫经验的考虑和对日本疫情的担忧,笔者去年1月底从重庆回到冲绳后,就开始给当地一家媒体投稿,但编辑总是说“请稍等等”,可谓是不愿意让有关防疫举措的报道影响到原定于当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或外国政要访日。拖了两个月后,冲绳看上去仍是对疫情不设防的状态,笔者无奈之下,又把新的建议文章发给其他媒体,最后在《琉球新报》上刊发题为“新冠对策,体制转换刻不容缓”的文章。
不过,笔者注意到,今年有一些日本媒体对中国的防疫举措增加了报道。
在日本生活,笔者对日本疫情加剧有切身之痛,因此才会屡屡写文章介绍中国的防疫经验,希望日本加强与中国在防疫各领域的合作。在笔者看来,日本尽快控制住疫情,不仅有益于日本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复苏,也对恢复中日间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意义重大。▲
(作者分别是冲绳大学教授、筑波大学环境生命学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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