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范凌志 王雯雯 杨升
开发布会、承诺组建“包容性政府”、上门劝民众重归岗位……重掌政权后，阿富汗塔利班在努力营造一个“不同于20年前的塔利班”的温和姿态，然而，在塔利班治下有可能建立一个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吗，这始终是很多阿富汗人的忧虑，也是外界的关切之一。
作者|范凌志等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网站上周末（21日）发布的一则安全提醒格外引人关注：“在此非常时期，为切实保护自身安全，请在阿富汗中国公民更加严格遵守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特别注意在公开场合着装、餐饮等不要犯忌。”
三天前，塔利班发言人瓦西杜拉·哈希米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阿富汗不会成为民主国家，塔利班将依据伊斯兰教法治国。
中东问题学者2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民族和经济因素，导致内部外部力量在阿富汗交织撕扯，以至于这个国家还远未过渡到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状况下，阿富汗塔利班采取的一些温和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而期待阿富汗就此走向世俗化并不现实。对于当下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来说，实现和解、发展和国际承认是最紧迫的目标。
街头女性少了，罩袍价格涨了
在中国义乌经商的阿富汗人Salman Raha时刻关注着祖国发生的一切，这两天他得知，自己的朋友已经开始删除手机里的非伊斯兰教音乐了，尽管阿富汗塔利班在进入喀布尔后不断向外释放温和信息，但一些阿富汗人显然并未得到安抚，“塔利班关于妇女地位说的话我一点都不相信。”Salman Raha说。
2018年，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学生在学校排练。
“电视节目有变化，以前的内容和现在的内容不一样，现在如果内容不在伊斯兰教法框架内，塔利班就不让播。”在被问到阿富汗当地生活有哪些改变时，Salman Raha向《环球时报》记者转述了当地的情况，“以前每个人喜欢听什么音乐就听，现在不一样，你不可以听非伊斯兰教的音乐，如果其它国家明星的照片在你手机里他们可能会惩罚你。”
这两天，央视总台阿富汗报道员卡里姆·法耶兹在讲述喀布尔的变化时说，现在街面上的女性少了很多，“出来的也基本都换上了罩袍”。
在阿富汗从事外贸的中国商人余明辉22日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讲到了同样的观察。他说，在塔利班重回喀布尔之前，女性穿什么更多是遵循一种“约定俗成”，“穿罩袍绝对没有错，但穿的暴露就有可能招来一些非议，或一些不寻常的眼光，一般上年纪的妇女都自觉选择比较保守的装束。”
塔利班攻入喀布尔前，街头的妇女。
有外媒报道，塔利班宣布在阿富汗实施伊斯兰教法之后，当地女性争相购买蒙面罩袍“布卡”（将妇女从头到脚包括眼睛都包裹起来的装束），有居民称去年“布卡”价格为200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15元），近期一度涨至2000以上阿富汗尼，罩袍价格飙升了10倍多。
积极的变化也是有的。17日，阿富汗黎明新闻台（Tolo News）负责人宣布，已在新闻播报中重新启用女性主持人。该电视台随后发布女主持人阿甘德采访塔利班成员赫马德的视频，采访视频（下图）显示，主持人并没有用面纱遮挡面部。
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高级顾问潘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应该承认，这些年塔利班确实在与时俱进，至少跟20多年前相比有所转变，女主持人采访塔利班成员，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阿富汗持续了20年的世俗化进程看似正被打断，但其实，阿富汗的世俗化一直处于一种城乡“二元”状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在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政府管理下的大城市，阿富汗青年受到现代化的熏陶，尤其是妇女参与工作、受教育权利以及社会地位有明显的改观；而在塔利班控制的农村地区就完全不一样，极端思想有根深蒂固的土壤。
刘中民说，“其实，伊斯兰教几大教派有的相对开放，有的相对保守。比如像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就比较保守，一些中亚国家的穆斯林，则对抽烟、喝酒并不忌讳。”
“在极端化之前，阿富汗的宗教生活跟中亚国家更相似，而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在阿富汗实施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极端化、保守化倒退。”
刘中民进一步指出，塔利班之前对待妇女的态度以及一些刑罚，实际上很大是来自于伊斯兰教过去产生的一些极端派别的做法，“并不能说这些做法是伊斯兰教固有的东西”。
阿富汗民意究竟如何？
那么，20年后的塔利班有可能逐渐推动阿富汗走向世俗化吗？
“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本质上是宗教和政治、科学、教育的分离，主要内容就是宗教不再干预政治，退出公共生活。”刘中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土耳其做到了这一点，“土耳其设立了宗教事务局，由宗教事务局来管理宗教事务和宗教生活，但宗教事务局又是属于世俗政府的一部分。”
“但对阿富汗来说，这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在它的理念中，政治和宗教恰恰是结合在一起的。”刘中民说，阿富汗塔利班称自己的国家叫“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个名称就有明显的宗教定位。”
“在伊斯兰传统中，酋长国（Emirate，也译作埃米尔）等于是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地方领导人，“这个名字隐含的含义是，它把自己的政权看成是整个统一的‘哈里发帝国’的一部分。很显然，它不可能是世俗国家。”
刘中民还提到，前几天塔利班“在伊斯兰法律框架内尊重妇女权利”的声明“是耐人寻味的”,这意味着妇女权利的来源仍然是来自于伊斯兰教法，宗教学者根据教法来决定妇女的权利。
外界期待的温和，很可能是塔利班对教法采取相对开放的理解，但不会是推翻伊斯兰教法的合法性。
“我们也不能忘记，塔利班的宗教主张是极端正统，这是不会变的。”潘光认为，阿富汗塔利班当下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接下来会怎样还需观望。
一些塔利班有关政权结构设想的消息，也印证了“世俗化”期待似乎并不现实。据英国《卫报》19日报道，塔利班发言人瓦西杜拉·哈希米概述的权力结构蓝图与塔利班1996年至2001年统治阿富汗时相似，当时最高统治者奥马尔身居幕后，将日常事务交由一个委员会管理。
此前一天，哈希米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希巴图拉·阿洪扎达将扮演类似总统的角色，身处委员会之上，全面掌管大小事务。
“塔利班的治理结构，基本是‘埃米尔’在上，下面有几个副手，再下面有一个‘舒拉委员会’的协商机制。”刘中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是历史上伊斯兰意识形态和普什图族部落结构相结合的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宗教和政治是合一的。
那么，在阿富汗尤其是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重回一个较此前更为保守的宗教社会，会遭遇激烈的民意反弹吗？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阿富汗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它的多数居民仍处在“传统时代”，少数大城市居民则已跨入到现代社会。
整个阿富汗的问题，可以从国家的现代性角度来解读，阿富汗就是这么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矛盾冲突中的国家，“塔利班很容易得到阿富汗广大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主流是传统派，他们更适应跟塔利班打交道。”
“但是这种民意支持，可能不是学术界和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因为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有几个指标，首先就是国家认同要高于族群认同，这在阿富汗是没有的，所以在阿富汗问题上，谈‘民众支持谁不支持谁’的价值是不高的。”
张家栋认为，在阿富汗，期待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派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权，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
而期待塔利班出现一个群体能够突然认识到阿富汗的问题和方向，概率也是不高的。“为什么？看塔利班领导人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就可以知道，他们并不像很多当年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一样，接受了世界的先进文化，反过来在自己国家进行改革。
塔利班的领导人大都是在农村里读经书的，并借此获得宗教认同加持，他们不是用现代理论来加持的。所以，塔利班从策略上可以做一些事，但从根子上做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民众基础，也没有思想根源。”
塔利班的三重考验
阿富汗哈马新闻社21日报道称，塔利班高级成员艾哈迈杜拉·瓦西克当天表示，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
路透社21日援引塔利班一名官员的话说，新的阿富汗治国框架不会是西方定义的那种民主，但“它将保护每个人的权利”。这名官员说：“塔利班的法律、宗教和外交政策专家打算在未来几周内提出新的治理框架”。
潘光认为，当下阿富汗塔利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有三件事，“一是和解，二是发展，三是国际承认。”保障民生是塔利班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潘光言简意赅地说：“老百姓没饭吃要造反的。”
而获得国际承认也是未来的严峻考验，“当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权时，只有巴基斯坦正式承认，那么这次究竟会有几个国家承认？关键还是要看塔利班做得怎么样，能不能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
刘中民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计划”的新闻，在他看来，意味着在迅速占领喀布尔之后，塔利班的主导地位已经比较明确了，基本不会受到其他国内政治力量的掣肘，“我吸收谁，主导权在我”，在组建“包容性政府”的问题上更多体现自己的意志。
潘光则认为，国内各派力量服不服塔利班，尚不明确，“比如加尼政府的第一副总统已经表态抵抗，哈扎拉人也有可能站出来，塔吉克人也不是很稳定，即便普什图人内部也有矛盾，所以接下来还是要仔细观察阿富汗国内各派力量的一举一动，这些力量会有分化组合的过程，盘根错节，极其复杂。”
8月19日，潘杰希尔省抵抗力量士兵。
“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些零星信息反映了塔利班内部也存在分歧，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流的塔利班不断在媒体上说‘要温和’‘建立包容政府’。但也有一些负面报道，比如还是有塔利班侵害妇女权利的做法，甚至对前政府人员的搜捕，这就反映出内部的分歧。”刘中民说，就过去而言，塔利班内部绝不是铁板一块，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之分。
“在内部分歧的局面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阿富汗塔利班如何处理跟‘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恐怖组织的关系，在当下阿富汗塔利班已经进入权力中心的情况下，这是尤其难的。”
此外，对于阿富汗这个中亚“十字路口”国家来说，大国的影响历来会左右其国家命运。刘中民认为，未来沙特、伊朗、甚至是巴基斯坦、土耳其这几个典型的伊斯兰大国，他们对塔利班影响力的争夺一定会非常激烈，会进一步“撕扯”阿富汗塔利班。
“阿富汗像现代国家却又不是现代国家，还又处在大国的‘风口’”，在张家栋看来，“这样的国家最好的道路就是在国内搞多元包容体系，在国际上搞多边平衡外交，一旦选择了其他道路，最终要么被国内矛盾分裂，要么卷入大国势力斗争。”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内因和国际因素相结合的结果，并且内因是核心。”
谁把阿富汗留在了“旧时代”？
无论是庞大的贵霜帝国，还是建立于1747年的阿富汗王国，阿富汗在历史上也曾一度强盛。为什么到了近代，这个国家一直陷于积弱、纷争的万丈深渊？
“民族”和“经济”，是张家栋给出的答案：“阿富汗的困境不是今天导致的，而是一直没法解决。如果从民族成分来看，可以把它跟瑞士来对比，阿富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称得上是主体民族，最大的普什图族也就占40%出头，瑞士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民族能过半，这是一个基本局面。”
“现代国家建构民族主义话语，是依托一个主体民族的，如果没有就很难，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这些国家里有个别成功的像瑞士，也有失败的像阿富汗、黎巴嫩。”
张家栋说，因为这些国家有个基本特征：所有组成这个国家的民族，从世界范围来看都属于该民族的少数群体，“比如普什图人主要在巴基斯坦，少数在阿富汗，塔吉克人也是。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就是，当年阿富汗处于英国与俄国在亚洲势力延伸的交汇点，双方都试图通过资助本地人以避免对方控制这片缓冲地带，同时又要避免直接刀兵相见。作为缓冲带，阿富汗被各大国拼凑成一个‘拼盘’。”
张家栋总结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阿富汗的经济基础过于落后，“阿富汗处在亚洲核心，土地很少，资源贫瘠，农业条件跟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要差得多，而人口密度却很高，所以这个国家只依靠自己是活不下去的。”
联合国称，2018年的干旱和2019年的洪水对阿富汗小农户造成毁灭性打击。
阿富汗的民族状况支撑不了国家认同，它的经济状况建不起一个强政府模式，因为强政府模式意味着要对老百姓的生活包干，阿富汗做不到。所以出现了中央跟地方“分成”的局面，“讲白了就是中央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是不负责的，因为没法负责，经济基础支撑不起。”
然而，阿富汗现代化也不能单纯依靠外部力量，外部力量在拉拢阿富汗的时候花点钱出点力都是可以的，但是常态化介入是做不到的。
正如拜登自己所承认的，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目标不是重建。“所以美国人一走，阿富汗就会从‘单一影响’变成多因素相互冲突，其内部的混乱和进一步的撕裂是不可避免的。”张家栋说。
这样一个被内部外部力量交织撕扯，还远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传统国家，在这一次的政治巨变下，会走向何方？刘中民的看法或许反映了很多人的疑惑：“可能大家都不认为塔利班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阿富汗现在的局面，除了塔利班，还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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