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中国化资本信仰和社会主义精神（闲扯）

本文转载自：肖磊看市（ID:kanshi1314）

作者：肖磊看市

文/肖磊

由于“资本”这个东西，比较复杂，要讨论起来确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此一直没敢深入的跟大家说这个事情，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本次讨论，也仅供闲聊使用，不构成任何理解“资本”问题的参考或建议，如有不妥的地方，还望见谅。

当然，你要有耐心往下看，铺垫会比较长，如果看不下去，那就别看了，这个应该不看也不会有啥损失，所以别看不下去就埋怨作者哈。

一

我在此前的很多文章里，已经说过，市场经济、资本市场、科技创新等，并不是哪个经济模式或社会制度特有的东西，因此，资本也并不是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这几个概念的本质区别。

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就类似于人力、土地、技术等等，所以，对资本的定义，并不能看资本本身，而是要看各制度模式下，资本到底遵循和信仰什么，才能大体上对资本的“位置”有一个潜在的共识，在这种共识下，资本是否严重的偏离了所应该处的大体“位置”，就比较好判断了。

我们先来说说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是资本定义和主导了一切。但我可以这样说，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者，也都没有彻底搞清楚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渊源，对资本的认知和定义，也仅仅是基于自身利益和竞争需求。

在过去几百年里，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欧洲盛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欧洲率先掌握了工业能力之后，除资本之外的生产要素，就不再那么稀缺了，也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变得唾手可得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航海和工业革命到来之后，西方列强如果缺人，可以搞奴隶贸易、压榨工人，反正非洲、亚洲有的是人；如果缺土地，可以侵略和殖民，反正其他国家或地区，都还处在农业社会，很容易被西方的船舰利炮征服，所以土地也不是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西方来说，唯一缺的就是钱，谁能解决钱的问题，也就是资本的问题，那谁就拥有了所有东西，包括人、土地等。这就是资本至上，以及发展出如今如此强大的资本主义的根源所在，因为资本成了最稀缺、最珍贵的资源，也就变得至高无上了，其他所有生产要素，反而都不稀缺了，尤其是历史以来都处在绝对稀缺地位的人和土地资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是历史的巨变。

关于人力资源的问题，黑人奴隶贸易我就不说了，我举几个其他种族的例子，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比如一战的时候，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征集了58万士兵，帮助英国打仗，其中9万多人伤亡，印度还为英国提供了300多万吨的物资。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帮法国打仗，征集了10万人参加。再比如美国当年修横跨东西的大铁路，用的就是来自中国的数万廉价劳工，很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会从自由市场、国际分工、交易成本等理论去解释资本主义，这个我部分同意，但从我个人的研究和分析来说，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凯恩斯，又或者是哈耶克、科斯等的理论，都不能完全说服我，因为这些研究者无一例外，都潜意识的隐藏了西方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最原始的人口贩卖和殖民掠夺问题，马克思的研究触及到了这一问题，就被西方精英学术界左右两派不约而同的封杀了，就连希特勒这样的反人类分子，也要“旗帜鲜明”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会失去资本的支持（包括美国华尔街早期也是支持希特勒的）。

也就是说，无论西方精英内部如何争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各政党和各组织如何互相扭打和对立，但在研究和认识西方列强原始积累这一块，都反对，或者说十分禁忌从人口贩卖和全球掠夺这个历史基础出发，绝口不提殖民等问题。无论你学术功底多么扎实，要是基于这个逻辑去分析西方的现代发展，那一定是会被封杀的，这就是西方为什么谈马克思主义色变的原因，他们甚至可以接受纳粹统治（西方反对纳粹是多年后的事情了），也都不会认可马克思主义。

那我要说什么呢？其实资本主义之所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不是这个逻辑是无懈可击的，而是因为只有把这个逻辑抬出来，一条道走到黑，才能让西方获得现实的优越感和道德、伦理层面的历史合法性，否则你就无法解释西方为什么可以随便就去干涉和侵略别的国家（解决了把侵略他国说成是拯救他国人民的话术问题），以及为什么可以享有话语和价值观的特权（解决了对掠夺的合理解释，也就是每天都要告诉大家，我们先进，所以才富有，所以才要去“教育”落后的地方）。

对此，我只说一句，新中国的大陆地区并没有遭遇西方的殖民，为什么也能自我学习进步，然后发展到今天呢？恰恰相反，中国今天的成就，反而是始于彻底的反殖民、反掠夺。

要知道非洲、拉美、东南亚诸多国家等，都遭遇过长时间的殖民，然后独立，为什么至今还发展不起来呢？而且像拉美这种，被西方殖民殖得连渣都不剩的地方，为啥连起来的希望都没有了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地区的诸多国家从现实和理论层面，都失去了突破西方体系的现实积累和精神重塑，甚至都开始感激当年的殖民统治了，那还奋斗个啥。

二

由于工业化彻底颠覆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生存和组织逻辑，尤其是不平衡的工业化，也就是欧洲率先开始的工业化，使得在欧洲列强看来，人和土地等都已经不是稀缺资源了（可以很轻松的强制贩卖和掠夺了），这使得整个人类原有的组织和评价根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拥有土地和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反而更容易遭遇殖民和掠夺，而不是发展，这也就彻底改变了人类基于农耕、游牧和渔猎等的文明传承和竞争态势，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但问题是，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和土地，不是永续供给的，也不是禁止不动的，他们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抗，他们同样也会发展，这就使得以资本为前提的主导模式，终究会遭遇反噬，当西方列强无法从外部获得人口和土地的时候，内部往往就会爆发革命（又要反过来争夺人口和土地了），为了避免内部革命，所以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奴隶和殖民地的战争，贯穿了整个工业革命时代，中国晚清政府之所以“残喘支撑”了半个多世纪，就是因为李鸿章等人深刻明白了列强之间的这种矛盾，然后利用好了这一点。

所以，资本主义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全球逐步实现的主权保护能力和同步的工业化，使得人口贩卖和土地掠夺这个大的资本主义传统运作前提已经被很大程度的摧毁了，这个时候，就算你有足够的资本，也很难获得更多的低成本或无偿的土地，也很难再肆无忌惮的搞劳动力贩卖和压榨，如果资本找不到新的“宿主”，那就意味着其重要性的衰退，这就变成了新的颠覆性逆转。

好在工业化实际上还在持续进行，资本找到了两个新的“宿主”，一个是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另一个是国际贸易，也就是国际分工。

请注意，我这里不是说“资本”就是坏的，其实资本是个中性词，主要看拿在谁的手里，放在什么制度下面，为谁服务，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要资本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要深入研究资本问题，就要跟具体的文化、民族、国家，以及具体的制度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资本。

只有足够的了解资本，才能去驾驭它，否则我们很有可能错过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这就好比我此前文章里提到的，由于中国在现代大学这个问题上的落后（在重要的社会组织和演进层面，中华文明只有在现代大学这个层面落后了西方数百年，其他所有生产组织和思想等等，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领先西方的，而诸多的研究几乎全部忽略了这一点，把重点放在了什么制度落后啊，思想禁锢啊，不重视商业啊，没有发展海洋等等西方话术当中），致使整个宋朝及此前的一系列碾压全球的科技创新失去了传承和专业演化路径，影响十分深远。

这就好比说，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引进股份制公司这个组织形态，那意味着什么呢？恐怕很难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和可续的治理，也就很难有传承和专业化的演进。你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你可以不上市，但你很难跳出公司制这个形态去定义它。如今我们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也都逐步完成了股份制的改造，我们非常自如的把资本主义模式下的这种先进组织逻辑，结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当中，这就是一种驾驭。

其实资本这个形态也是一样，只是资本更加无形，凌驾于现实组织，甚至是具体认知和概念定义之上的一个形态，这就要求我们要极其专业和严肃，以及动态式的看待这个问题，否则资本搞出来的很多花招，贻害无穷，而社会又很难发现。也就谈不上如何驾驭了。

这就要说到资本找到的新的“宿主”问题。

其实科技创新和国际贸易，已经成了全球的追逐点，但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保证，永远都能领衔全球科技创新，另外还能永远站在国际贸易绝对有利的一边。这就跟工业革命刚开始的，西方国家在人口贩卖和殖民掠夺方面的垄断性“优势”完全不同了。原来只有你手上有枪，现在大家手上都有枪了。

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的资本，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因为新的宿主变少了，竞争更激烈了，资本根本无法学会自我消化，就很容易变成“资本恐怖主义”。

我之所以这么定义，是有原因的，什么是“资本恐怖主义”，那就是无限的提升效率和增长，再无限的压缩回报周期，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掠夺”，因为只有掠夺才是效率最高的，回报周期最短的，增长最快的，毕竟抢东西是不需要跟对方商量的，也不需要谈什么协议的。

所以，当资本主义遇到自身科技和贸易的瓶颈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资助战争、挑起战争、不择手段打击对手科技发展、胁迫改变既有贸易格局，甚至资助恐怖主义等等，这跟当年的人口贩卖、奴隶贸易、鸦片战争、殖民掠夺等等是“一脉相承”的。

三

说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有点受不了了，说作者这是对资本既肯定，又否定啊，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其实不然，我们只有知道了资本坏的一面，才能更好的发现其好的一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算是美国这样的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是在发现了很多问题之后，想尽办法在平衡、抑制资本的冲击力。

要知道美国建国已经接近250年了，但其实在建国后长达138年的时间里（一半是以上），是没有中央银行的，大家可能听说过JP摩根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把JP摩根塑造成了拯救美国的英雄，因为在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没有成立之前，美国遇到大危机，还得求助他才能解决。

但问题是，到了1913年JP摩根死后，美联储立马成立（1913年3月JP摩根去世，同年12月联邦储备法案获得通过，1914年美联储成立），你可以说这是偶然，但偶然背后，是人们对摩根财团强大的金融操纵能力的恐惧。

如果说摩根财团是拯救美国的英雄，那就持续让摩根财团拯救美国好了，为什么在JP摩根死后，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立马就成立了呢？这不是在否定英雄的作用吗？不信任英雄吗？

那在美联储没有成立之前，美国出现问题，靠谁呢？确实是靠摩根财团。

美国187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克利夫兰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向JP摩根求助，口气是：“您有什么建议？”，请注意这个口气。到了19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JP摩根已经先入为主的开始扮演整个美国救世主的角色，把银行家们纠集起来，要求报出各自能够出到的最高资金，来拯救金融体系，来稳定市场信心，最后直接把门锁了，如果搞不出来足够的资金和解决办法，就不让大家出去。

这两件事被认为是JP摩根的“高光时刻”，但大家不觉得后背发凉吗？我还是那句话，假设这种逻辑是对的，那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成立美联储呢?

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是，美国在平衡资本的冲击力方面，美联储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美国的美联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仍然受资本影响的中央银行，但从整个专业和隶属关系方面，实际上确实属于政府官方机构了。

而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每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再很少看到单一资本财团的影子了，都是美联储出面。美联储每年上千亿的利润，大部分也都交给了美国财政部（去年美联储向美国财政部上缴了885亿美元的利润）。

四

那美国平衡资本冲击的第二个“武器”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很难想到，那就是“宗教”。

早在马克斯韦伯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前，法国的勒鲁就著有《论平等》，其中就对当时法国社会从封建旧势力过渡到资本至上时代混乱感到担忧，因为大革命都没有解决法国的问题，法国需要新的秩序，而新秩序建立的关键在于平等的实现，而平等的实现，勒鲁首先就否定了古希腊和罗马模式，其认为古希腊和罗马是靠奴隶制支撑的“民主”社会（占大多数的奴隶承担几乎所有劳动创造，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参与民主政治），是更不公平的。

而勒鲁认为，基督教才是人类实现平等的第一步，所以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宗教来实现真正的平等。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大家之间都是“亲人”，这有助于培养人们反哺社会的理念和习惯，建议西欧各国都以基督教为纽带，联合成多元一体的共同体。

其实从勒鲁的观点当中，我们可以想想，像土耳其这种国家，是永远不可能被欧盟接受的，因为不是一个信仰体系。

到了1904—1906年马克斯韦伯在发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相关理论的时候，其背景变成了美帝国的崛起，同时也是更大的资本冲击波，这个时候又抬出了宗教问题，也就是要把新教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号召大家用清教徒精神，去认识资本，去驾驭资本。

当然，马克斯韦伯为了美化资本主义，非常心虚的强调了资本主义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为啥要特别强调这个？），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而这恰巧与清教徒崇尚的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人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

也就是说，平衡资本冲击的第二个方式，是通过西方精英的宗教信仰体系，来给资本找一个更大的容器，这样就把资本主义跟清教徒精神结合到了一起，宗教在前，资本在后，也就是拿一个更大的“神”，来压制资本的神化。

其实西方通过宗教改革，以及工业革命的冲击，世俗化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但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体现了出来，而且全球都开始无差别的反抗，西方开始又回到宗教去研究资本问题，目前大家看到的，好像很顺其自然的这种宗教和资本的结合，实际上是近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塑造出来的。

这个逻辑有没有效果呢，我想，应该是有的，包括像后来美国的诸多资本家或巨富，你去看，很多都是一边在拼命的挣钱，一边也在毫不吝啬的做慈善，同时生活方面也比较节制。说白了，就是尽量不要引起公愤。

当然，宗教毕竟是一种软约束，资本的诱惑力是无穷的，白天为了资本杀人，晚上可以去忏悔，两不“耽误”。所以要平衡资本的冲击，还需要更多的工具。

五

那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呢？这就要回到西方的整个历史逻辑，那就是树立新的外部敌人，也就是千方百计的给自己找外部敌人，这样就减少了内部消耗，把不听话的剩余资本有目的的输出。

那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索罗斯，在美国国内基本是非常老实的，但对外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什么基于对德国马克汇率的判断而狙击英镑（实质是阻止欧元的诞生），打败英格兰银行，血洗东南亚，资助颜色革命啊等等，你都能看到索罗斯等资本大鳄的影子。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法律武器，那就是反垄断，严格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比如对诸多产业集团的拆分，以及严格限制各种大公司的恶意并购和扩张。

其他的案例我就不说了，比如互联网领域美国关于微软旷日持久的反垄断调查，就严格限制了微软的捆绑销售和向各领域的扩张，给后来诸多的各类互联网及相关实体企业的崛起扫平了压在头上的大山。 

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更何况对资本缺乏认识和监管能力的其他经济模式。

我再举个更现实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的老大哥苏联觉得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走不通，十分羡慕资本主义，后来通过休克疗法，叶利钦主政时期直接转换到资本主义，而此时早已准备就绪的寡头，通过借入海外资本等廉价收购国有资产，迅速形成了七大产业垄断集团，控制了国家经济，要不是普京的铁腕政治，俄罗斯很大的概率会面临二次解体。

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的俄罗斯巨头有多“猛”，比如寡头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一只猴子来当总统”。

说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又要问了，照这么说，那资本主义也限制资本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不然，因为资本主义这样的模式想持续，也需要遏制资本极端的嗜血逻辑，否则资本主义就很难持续，说白了，这属于盗亦有道。我跟大家说这个的意思是，就连资本主义社会，在平衡资本的冲击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很多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资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其实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发展和延续的问题，也就说，如果我们没有理顺和定义好资本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甚至是跟中国历史道路之间的关系，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当下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历史背景和所扮演的角色，跟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有什么不同，否则你就很难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的资本，跟资本主义市场的资本某些要求是不一样的。

六

这就要从头说起，比如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候，清政府要解决大部分问题，都得向洋人借款，当时甚至就连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要向英国人开办的银行借钱，否则都没有军费。大家可以想想，这种背景下，如果真的成功走上了资本主义，后果是什么呢？再到民国，蒋介石集团如果没有海外援助、借款等，以及内部四大家族的支持，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这片土地上，如果找不到内生的力量，那么不管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实际上都意味着是给西方列强和纯资本打工，因为无法摆脱资本的影响，而中国本身并没有原始的主权性资本积累，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辛辛苦苦的给国际和国内极少数的家族打工，而且人家还经常要指导、指责、打压你，你还没法还击。

大家去看看当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就知道啥情况了，当时仅仅墨西哥一国欠美国的钱，就高达820亿美元，占美国六大银行总资本的48%。现在大家觉得墨西哥好像就是美国的影子，没有存在感一样，其实美国早就在资本层面，牢牢的控制住墨西哥了。

为什么新中国是绝对绝对伟大的，原因就是，新中国是在我们工业化落后西方两百年的背景下，成功的重塑了中国今天的竞争力，以及中华民族能真正可以跟西方平起平坐，而不是变成其影子。

大家可以想想，新中国在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基础的前提下，开启了大规模重工业化进程，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这个阶段没有巨量的资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我们用自己特有的制度，在没有西方资本借贷的背景下，完成了对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整合，然后自力更生的搞起了大炼钢铁等等，甚至最后也造出了原子弹。

当然，苏联对我们也有很多的基础性援助，但请注意，苏联真正的援助，是在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争取来的，也就是在朝鲜战争之后，苏联才平等的看待中国这个小弟，如果没有中国的抗美援朝，没有巨大的勇气和牺牲做为隐性条件，苏联对中国的态度，跟对朝鲜的态度是一样的，哪会有什么平等的援助。

就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苏联给中国贷款，赫鲁晓夫为了拉拢中国，要给中国更低的利息，甚至比给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利息还要低50%以上，但当时毛泽东断然拒绝，利息要跟其他国家一样，不想占苏联的便宜。再到后来我们勒紧裤腰带给苏联还钱等，实际上也是绝不能在这方面受制于人的体现。

我再举一个跟美国的例子，当年尼克松访华，美国派了强大的记者团（数百人），需要用卫星来做报道，为了不损我们的主权，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这类卫星，周恩来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用100万美元租用美国的卫星，然后再把使用权返租给美国公司使用（价格也是100万美元），自己相当于没有花钱。

这些事情看上去很小，但绝对体现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核心利益，以及尊严等方面做出的努力，这同样也是我们的精神资源。

也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特殊制度模式，中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方面，并没有陷入资本陷阱，用自己的集体主义和血肉之躯，在没有向西方借贷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基础的，资本需求最大、最集中的基础性工业，这就给我们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所以等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资本进来之后，实际上并不是以债务的形式，而是以分享市场和产权收益的形式，要么你给我入股合作生产，要么我租给你土地你去开发，要么你自己投资自己生产，总之并不是你什么都不干，然后只借钱给我，我给你去赚利息。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让国有经济也同样达到了适应市场化的过程，捍卫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底层架构，而不是将其卖掉，这在很大程度反而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因为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保证了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整个民营经济的负担也就没那么重了，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中国还维持了更高效的基建能力，这给中国抓住外贸经济、互联网经济、新能源经济等都奠定了基础。

同时以融入全球和扩大开放的坚定步伐，创造出了更新、更广的市场，进一步做大了民营经济。这些都跟制度所赋予的系统性力量是分不开的。

最后你会发现，一个落后西方工业化两百年的国家，在经过了七十年的奋斗之后，不仅创造出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脱贫奇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没有掉入资本陷阱，成功的摆脱了成为西方列强影子体系的命运，这绝对是奇迹中的奇迹。

七

基于此，我要说的是，在中国这个市场，资本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因为新中国从建立至今，所依赖的所有资源里面，资本连前三都排不进去。

至少我认为资本很难排在“融入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思想体系”、底层劳动人民、土地政策，这三个前面。这就是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性不同。

那发展到今天，资本的位置是不是应该要提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发展阶段，而取决于握有资本的人自己。

如果握有资本的人，或者集团，能够跟国家的历史文化，我们选择的社会制度等同心同德的进化，那地位本身就很高，就是我们所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更是备受尊重和加以保护的部分，但如果违背了这些东西，那某些资本的位置，可能就很难准确定义，甚至可能会被抛弃。 

那说到这里，就要讨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的资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性呢？

当然，遵纪守法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不在今天的讨论之列，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务虚”的部分，不过请注意，我这只是自己的一点闲聊式想法，不构成任何参考意见，你就当地摊文学来看。

我觉得从中国特色资本的角度考虑，中国资本首先应该要从信仰层面，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最终人们会走向共同富裕，甚至要树立世俗层面共产主义这个最终极的理想信念，否则资本就找不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我实现的途径和意义。

其次是要在现实层面，维护国家的大一统文明延续性，为缩小东西差距、南北平衡发展，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加强民族团结等而有所付出，而不是助涨这种不平衡，或故意制造矛盾，甚至跟地方政府勾结，从不同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支持力度等中间，找红利和缝隙，形成资本和发展的某种投机技巧和割据，加剧不平衡和不充分等的发展问题。

前一阵我就看到一个事情，好像是一个资本大佬，因为什么事在北京报警了，警察这边可能是处理得慢了一点，然后就跑到杭州还是什么地方，立马跟当地政府高调合作承诺要投好几百亿什么的，结果晚上周江勇就被查了。

也许是我太敏感了，这只是个巧合，但我的意思是说，资本千万不要搞这种把戏，中国现在的反腐力度是非常强的，你看东北、西部，以及整个中部地区，都查了很多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官员，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就算你从此前的重要岗位上退下来了，也要查，而且从周江勇等事件就可以看出，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国家对政商关系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第三个是，要有走出去的能力，要利用自己的资本，更多的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能力，以及为此牵线搭桥，协助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等，搞好中国市场跟其他市场的衔接和互动等，同时要能够把那只牵线的手放在国内（别以转移资产为目的），把自我实现和心理认同需求，立足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同时又要有造福全人类和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文明继承性道德水准。

第四个是，要致力于发掘新的技术和趋势，资本是有很强的敏感性的，也都拥有高智商团队，这一点如果用在正道上，是会给社会的进步提供超前发现的，这种超前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

这就好比说，美国的资本在搞太空探索、生命科技、超前材料研发、机器人迭代等等，中国的在搞舆论投资、明星应援、课外辅导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扭曲。

八

这里面其他的我就不展开来说了，我重点要讲一下，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必须要有“共产主义”信仰。

请大家继续往下看，我绝对会给你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角度，因为这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或喊口号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足以捍卫我们文明和价值观的先进的竞争工具，才能跟强大的，时刻试图打击我们的，有其他坚定信仰的对手来抗衡，否则我们的天花板就太明显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各种事情的增多，复杂化日益增强，实际上我们对社会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很多人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

其实最近提得比较多的“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当中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中级阶段。

这一阶段大概的定义是：在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基本没有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阶段，是实现了五有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阶段。

这个阶段奋斗完成之后，就是第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阶段，但就算到了这个阶段，依然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只能无限接近，又很难完全实现的伟大的目标，因此才可以定义为信仰。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具有竞争性，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其是否拥有能够凝聚共识的奋斗目标，这就好比说人这个动物，必须要寻求可持续的生存意义一样，否则身心都会出问题。

很多人对西方个人价值层面的“荣耀上帝”逻辑耳熟能详，但对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不是很理解，其实像美国这种，把个人终极目标和约束条件，都基于上帝信仰的逻辑，我不想做过多的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逻辑本身并不是世俗的，而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世俗层面最终极的目标，这本身就是其巨大的先进性。

九

另外，“共产主义”这个信仰，其实跟实现的生产力等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如果你定一个明天就能实现的目标，那能称为伟大目标吗？我反正想不到比“共产主义”更为伟大的世俗目标了。

请注意，这一提法本身也是科学的，我们并没有说为长生不老奋斗，也没有说为均贫富而奋斗，而是在为那种真正达到自然先进的奋斗发展之后，进入到世俗层面的最发达和理想社会而奋斗，所以这一目标才是终极的，才是很难达到但又可以无限接近的，才是伟大的，才是具有世俗最高信仰意义的。

等到我们在物质，以及软硬件等方面的发展都超过西方很多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美国这种基于宗教、肤色等来区分他人，然后把个人终极成就感基于“荣耀上帝”的逻辑，实际上类似于现在我们去看很多伊斯兰国家的逻辑。也就是说，当你足够发达，且远远领先别人的时候，你搞的迷信也就变成了科学，而当你不够发达，或落后别人很多的时候，你搞的科学也都被当成迷信来看。

请注意，我再重申一遍，我对任何宗教信仰都没有偏见，我也不是在讨论宗教信仰问题，而是基于此来闲聊人类历史和社会组织的演进问题。

西方的极端宗教意识是很容易被激活的，同时其种族偏见也是根深蒂固的，只是在他们没有遇到更大挑战和困难之前，没有被激活罢了。你看去年美国疫情刚爆发那会，民众就开始打砸抢了，种族冲突也迅速就爆发了，特朗普也高举圣经，去圣约翰圣公会教堂门口摆拍了（大家可以再想想，这跟印度总理的恒河沐浴，是不是很像）。

除了宗教，大家把西方的种族歧视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比如当年巴黎和会的时候，要筹建国际联盟（后来被联合国取代），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案上面，有一条是，保证宗教自由平等，当时的日本代表在这一条后面补充了一句，保证种族平等，结果美国代表团为了拒绝接受种族平等，直接连保证宗教自由平等这一条都不要了，意思是我就算以放弃宗教信仰为代价，都不太可能跟你种族平等。

要知道威尔逊可是反对殖民，支持其他地区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奉劝日本等不要持续犯贱，就算再过五百年，西方这种早已渗透到骨子里的种族歧视都是很难改变的。

好，我们再回到信仰的社会问题。

如果你去问那些信仰某种神灵或宗教的人，为什么要把佛陀、上帝、默哈穆德等设为精神信仰，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角色”都是完美的，把这些“角色”定义为偶像，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渺小，就会有敬畏之心，就会觉得自己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在这个过程中，信仰就不会坍塌，但如果你把现实当中的人或者事物作为偶像或目标，你会发现，任何现实当中的角色，都有缺点，都不是难以跨越的，这个时候人很容易失去目标，放弃敬畏之心，从而放纵自己，对社会往往不利。

所以，宗教实际上是给信仰者提供了一个在现实当中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难以达到的目标，这就达到了激励和自我约束的双重目的，目前被塑造出来的主导美国的清教逻辑就把这个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反过来说，抛开宗教，如果要在世俗世界当中，塑造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同时又拥有激励和自我约束能力的信仰，且能成为一种共识，其难度远远大于直接去信仰宗教，但如果真做到了，那就非常伟大了。

也就是说，如果世俗国家，能够在世俗层面找到世俗的，可以良性循环的终极信仰，那就比宗教这种逻辑整整高了一个维度。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种沿袭了世俗化的国家来说，要创造出更大的文明和延续性，你总不能再回去找一个宗教来当指导思想，但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基于农耕文明的世俗规范，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新的世俗信仰，来重塑我们的竞争体系，否则跟宗教国家比起来，在组织激励和约束等方面，就会出现竞争的劣势。问题是，这难度是极大的，否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么强大的理论体系国家，就不会又重新把新教搬出来了。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一直做得不错，可以说是超前的，那就是中国从诸子百家，到儒家文化，再到将佛教世俗化之后的儒释道等，其实都是在坚持创造和寻找超越一般宗教的世俗信仰，达到相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发展和延续自己的文明。

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从人类世俗化这个演进大趋势的角度看，是更超前的一种复杂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一旦达到了某种成熟的状态，其给人类带来的价值，也将是更高的。

十

因此，到了近现代，工业革命完全改变了社会结构，人类需要驾驭更强大的科技力量和资本力量的时候，新的中国，如何在不借助于宗教和君主体制共识等前提下，找到更高级的，世俗化共识系统呢？

也就是中国在不借助各类宗教，也不保留皇帝这一象征符号的前提下，如何跟美国这种奋斗意识极强的清教徒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英国、日本等这种保留君主号召和共识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呢？

其实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思想，都是在西方驾驭工业科技和资本冲击的过程中，最痛苦的阶段所思考和形成的，这意味着，它是解决最尖锐矛盾，以及平复最底层痛苦的一种世俗化的理论体系，这其实已经起到了某种宗教的效果，就是人类往往在面临最多痛苦，最多挑战，最多矛盾的时候，会寻求现实和精神层面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行动指南，也许是精神救赎。

对于内化能力极强，不需要借助宗教等延续的中华文明来说，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现实行动和精神需求的思想。

因此，我其实并不同意亨廷顿提出的八大文明的说法，未来的世界，可能主要有几种模式，当然，排名不分先后。中华文明结合社会主义、清教徒结合资本主义、君主象征共识结合资本主义、伊斯兰摇摆主义。另外两个是以贫穷为荣的天主教和其他几个传统儒家文化结合资本主义的国家，比如拉美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等。

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不选择中华文明结合资本主义这条道路呢，其实我已经说了很多了，这条道路不仅从行动上已经证明是错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是有问题，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问题，而是中国作为一个非宗教立国的国家，单纯的资本主义，本身没有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管理中国的难度，这个决定了对整个思想和方法体系的历史性要求。

比如单纯的儒家文化圈，韩国、新加坡等，结合资本主义就很容易，这就是中华文明圈带给相关国家的巨大红利。可是，这些国家的体量和多元性，跟中国大陆是无法比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新的信仰体系，指导我们发展的理论天花板也就很明显了，这就是为什么日裔福山会写出一本历史终结论的原因，因为无论你接受多好的教育，你都无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这个环境对你的影响，局限性就很明显了。

中国不仅有众多的民族，千差万别的地域风俗，还有不同的宗教信徒，只有超越这一切，但又能扎根在我们大地上的理论体系，才能说服大家形成新的共识，否则就很难推动其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继续向前发展。

因此，是否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本身就变成了中国能否维持大一统，延续其文明活力，以及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甚至突破现有理论天花板的决定性因素，而如果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意味着我们就必须要为“共同富裕”这个阶段而努力，这就好比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你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内心需求和外在行动方向。

也就是说，在中国，当拥有资本的人，真心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996这种模式，就不是其追求的东西了，对压榨外卖小哥等，也就会有愧疚之心了，因为这是对“共同富裕”的阻挠，这种逻辑是无法接近共产主义的，是对信仰的玷污，尤其是对颠覆大一统模式，以及削弱中央权威的逻辑，就有了彻头彻尾的警惕。

当然，更大的难度是，我们如何把世俗的终极信仰，跟当下的法制体系，以及国际领域的一般共识相结合，互不冲突，扩大世界对我们更复杂体系的接受度，这也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但我要说的是，中华文明的演进，不都是在这种巨大的挑战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吗？

最后，为了更好的理解文中的诸多观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看一下最近我写的几篇闲聊文章。比如《为什么以高科技自居的美国突然开始吹捧铁路公路建设了》、《中美科技竞赛比拼的是国家安全系数》、《走向平庸的日本正在犯类似发动二战一样的错误》、《大胆预测，阿富汗之后，美国的下一个战争目标是谁？》等。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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