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美国“三无”政党的底色与套路

文丨李铮

刊于《瞭望》2021年第34期

　　在西方，“党”是指议会里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的“朋党”同义。不过，对比美国政党与欧洲政党可以发现，19世纪后美国始终没有形成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美国的两大政党，始终都是精英党——将大众的政治参与限定在了十分狭小的时空里。

大众党一般都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为民众服务的各级党组织。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

• 没有党纲，只有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
• 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
• 没有为民众服务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精英党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在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选举后挥之即去。

近些年来，虽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理念和主要支持力量一直在变化，但从未改变的是两党均具有的精英政党底色。这一底色令广大美国民众难于实际参与政治议程，形成了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之间的障碍，这也是当今美国诸多问题和麻烦的根源之一。

▲ 6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人们在被控杀害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的量刑宣布后参加游行

　　美国建国后部分继承了欧洲的政治传统，但在政党的形成过程上与欧洲存在四点显著差异。这是美国并没有形成类似于欧洲的大众党而走精英政党路线的主要原因。

一是政党来源不同。欧洲政党最初源于贵族和大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调和内部矛盾的产物。这导致了工人和城市居民更为激烈的反抗，进而形成了一些源于民众运动的政党。美国在建国之初并无贵族，形成两个政党的主要原因是其政治理念有差异，两个群体对于联邦权和各州自治权的立场不同。这种分歧随后演变为“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社会进步”与“保护传统”之争等。

二是政客基础不同。欧洲政党中的政客多来自本国贵族、地主等既得利益阶层，或与之针锋相对的“革命代表”。美国政客主要来源于欧洲移民中受过较好教育、有较强组织能力的所谓“杰出人士”。这些人多数不满于欧洲的政治、宗教或其他领域的约束，避难是其去美国的主要原因。这使得美国最早的一批政客有强烈的精英倾向，几乎皆为当时美国国内有钱、有才、有势力的地方豪族。这形成了美国政党的精英传统。

三是政治制度不同。美国建国后为了平衡联邦政府与参与独立战争的各州的权力，设计了独特的联邦制。这与欧洲国家普遍采取的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有显著差异。在联邦制下，各州在民生、社会治理领域具有较大自主权，而联邦在财政支出、外交军事领域具有绝对权力。这一制度事实上造成了美国政治的割裂，即各州民生问题不会直接上升到联邦层面，而联邦在外交军事领域的决策也无需考虑地方的反对声音。这一制度设计强化了政党主要参与者的精英化倾向。在地方，这表现为“政客职业化”，即政客需要通过大量“走动”来累积政治资本，成为民众与政府、利益集团之间的“中间人”。“政客职业化”意味着政客不再是纯粹的民意代表。在联邦，这表现为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所谓“专家治国”。在这些需要较高专业门槛的领域，政客通过故意设置和维护参与此类政治活动的“知识门槛”，实现了其内部的“精英化”，使得普通民众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无缘。这两者均加剧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精英化倾向，使其从来都不是普罗大众的代表，而是黑箱政治的话事人。

四是群众基础不同。美国选举制度虽然标榜民主、公正，但其设定的参与门槛比欧洲更高，有天然的阶层、种族歧视。建国之初，美国规定只有21岁以上、拥有土地的白人男性才有投票权，这让美国政党从一开始就成为纯粹的白人政党。除种族、性别外，美国在投票时还曾设立人头税、识字测试等门槛，令多数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无法行使投票权。美国也运用保留地政策剥夺了原住民群体的选举权。时至今日，民主共和两党仍然为选举权问题争执不休。共和党极力阻挠扩大选举权和提升选举的便利性，反对邮寄选票、增设投票站、允许刑满释放者投票、延长投票时间等，试图维持甚至扩大美国选举中的硬门槛和软限制。这些限制使得选举过程有利于精英阶层，不少底层民众的选举权被间接剥夺。

　　美国的精英政党并非一日建成的，而是通过多次政党重组才不断得以强化。多次政党重组通过调整政党背后的利益集团，缓解了生产力变化对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冲击，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精英政治垄断的内核。

迄今，美国历史上已出现六次规模较大的政党重组。

前三次政党重组发生在19世纪，争议焦点是“联邦与地方”“工业与农业”“废奴与保留”“中央银行与地方财政”等国内经济、社会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具有不同诉求的州和地方政府。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以及各方对1877年总统大选争议的妥协暂时缓和了这些资本主义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最终形成了当今民主、共和两大精英党的大致架构。

后三次政党重组发生在20世纪。20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使得美国政治生态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一阶段，两党在社会议题、价值观上的分歧变得突出。共和党在20世纪初采取了极端市场化的做法，酿成了资本市场的严重泡沫和大萧条。民主党则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推出激进新政，扭转了美国的政治风向。类似的急转弯在后来的“肯尼迪与尼克松”“卡特与里根”“克林顿与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的政权更迭中均多次出现，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一种惯例。但与此同时，美国的两党结构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没有得到两党支持的候选人更难在各类选举中脱颖而出。

在上述六次政党重组的过程中，美国政党有两个方面没有变。

一是其作为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代言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政治成色没有变。无论两党内部发生何种变化，或者其中一个政党执政被其他政党所取代，上台的政客几乎都是一类人。他们出身中上阶层，受过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教育，其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均以维护各类企业、促进创业为出发点，并试图运用各种议题来暂时调和劳资双方的矛盾，而非寻求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二是其联合垄断美国政坛的意图没有变。两党虽然存在诸多矛盾和差异，但在维护美国现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却空前一致，会通过各种手段消除其他竞争性政治势力主导美国政治的可能性。由于美国贫富差距、阶层矛盾愈演愈烈，两党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转移矛盾”的策略。对外，两党积极塑造外部敌手，诱导中下阶层更多地关注“安全威胁”。对内，两党都采取了“争议政治”策略，在美国社会塑造出一系列与劳资根本矛盾并列、难以解决的新议题，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的碎片化，在中下阶层内部制造裂痕。

　　近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成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表面上看，两党似乎都出现了一些所谓“政治素人”，即一些缺乏政治履历的新人。一些政客从参与政治到成为国会议员有时只需要几个月的转换期。这种现象冲淡了两党的建制派色彩，但并没有改变两党作为精英政党的本色。

美国媒体认为，美国当前已经进入到“王朝政治”时代。美国建国以来，有400名父子和190多对兄弟姐妹在国会任职，超过700个家庭在国会拥有两名以上议员。在地方政坛，这种“世袭政治”更为明显，一些地方已经成为少数家族的“自留地”。2000年小布什胜选以来，几乎每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都试图将其政治影响力传递给其子女或其他亲属，以打造自己的“政治根据地”和派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政治素人”只是政治寡头所推举出的代言人，其本人并无独立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美国精英政党的强化及其“政治根据地”能够巩固有着多种原因。

一是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采取的两党初选制度让参选人必须通过当地政治生态、党内支持者、党竞选机构三重考验。新政客普遍需要依附当地的政治家族才能获得初始支持者，又需要在竞选过程中向党内的特定派别贴靠，从而赢得党内支持者。

二是两党的竞选机构。两党的党组织集中服务于竞选，已经成为专业的竞选机构。此类机构平时不引人注目，但却起着“看门人”的作用。台面上的政客绝大多数是由两党竞选机构及其背后的“政治操盘手”选择的，不符合两党基本政治理念、政见具有革命性的候选人几乎不可能从初选中胜出。竞选机构具有巨大能量，不仅会在初选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是竞选者在大选中的主要支持力量。一旦被两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看中，竞选人可迅速拥有遍及全美的助选力量、媒体平台和筹款渠道，这使其可以轻松战胜没有党派支持的民意代表。2020年竞选周期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议院委员会和众议院委员会共筹集11.4亿美元竞选经费，而共和党三个委员会的筹款更是高达15.1亿美元。庞大的资金是竞选中最具支配性的力量。

三是不断增长的竞选花费。近年来，随着信息爆炸和两党政治版图的固化，参选者需要投入更多的竞选经费才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胜出。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平均每名参议员为胜选花费超过1570万美元，每名众议员的花费达到200万美元。挑战现任参议员或众议员的支出更为惊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花费了8350万美元才成功战胜在任参议员。在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两个摇摆州，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花费要比其他州高出两倍。在一些人口较少的州，竞选经费总额虽不惊人，但获得每张选票的成本更高。在人口仅有100万的蒙大拿州，参议员泰斯特为了胜选在每张选票上花了81美元。这种高昂的投入令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成为了民众参政的一道“硬门槛”。

　　美国精英政党对上层建筑的垄断和阶层专制被美国建制派描绘为所谓“精英治国”“专家治国”，但是，这一扭曲的体制须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全球战略中的诸多问题负责。

在国内，精英政党最大的问题在于加剧而不是缩小了美国国内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精英政党的背后是美国主要的产业利益集团和“工人贵族”，这些利益集团利用精英政党实现对美国政治的操弄，将社会资源和社会动员投向符合其特殊利益的领域。这使得美国政治成为了“有钱人”的游戏。这些阶层天然具有本土保守主义倾向，反对任何具有变革性、革命性的主张，他们形成并强化了美国政治体制中有利于精英阶层、不利于中下阶层的倾向。这使得美国中下阶层的合理政治诉求不断受到压制，成为了国内的“政治难民”。

精英政党也最容易滋生官商勾结和政治腐败。一些政客习惯于“拖家带口”“任人唯亲”，将其商业伙伴带入政府内部。特朗普政府就是其中典型代表，特朗普的首任财长、国务卿、商务部长均来自商界，与特朗普集团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特朗普政府所推动的减税措施也让他的这些富豪朋友和特朗普集团获得了巨大收益。

此外，精英政治也令美国国内的政治议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两党为了教育多元化、非法移民等“边角料”议题争执不休，而控枪、司法改革等真正关系到民生和社会安全的议题却被长期搁置。国会成为了两党极端派的辩论场，其多数辩论内容仅在美国精英阶层内部产生回响，而与普通民众无关。这也使得美国民众对国会的认同感不断降低，常年徘徊在10%左右，是美国最不受待见的机构。

在外交领域，精英政党最大的问题在于决策随意性、情绪性强，没有充分考虑政策给民众和社会带来的长期成本。一些美国人认为其精英阶层更加理性，但从政治实践来看，肯尼迪上任时被美国人认为温和、可信赖，但其任上曾经采取核边缘政策应对“古巴导弹危机”，一度让全人类危在旦夕。也是在肯尼迪任上，扩大了对越南的军事干预，令美国卷入残酷的战争。类似的情况是，小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奥巴马扩大了介入阿富汗的战争。表面上看，这些美国领导人发动海外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其所谓“政治理念”，但实际上，这些人之所以做出决定是因为其切身利益、家族利益并不会受到此类决策的影响，他们极度安全的生活环境，使其更倾向于拿美国民众的生命去冒险。LW

刊于《瞭望》2021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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