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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劳动：从“乌托邦”到“利维坦”

互联网作为一种通过信息传递进行社会组织的技术，其技术社会史始终围绕自由与控制这一对矛盾展开。从万维网诞生以来，信息技术产业曾经催生过无数“未来的工作”，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技术乐观主义浪潮，这些未来工作都曾在许诺一个繁荣经济前景的同时，向劳动者宣誓更多的自我发展和自由。然而，在这一技术的诞生地美国，我们正在目睹“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不稳定就业趋势和失业潮。而在中国，随着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国民生活的全覆盖，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劳动组织的新兴职业从业规模在持续大规模扩张，许多新兴的劳动争议也日益浮出水面：

一是服务于互联网平台的基层劳动者往往不具有正式的劳动身份，平台与被雇佣者之间并非法定的劳动关系，被雇佣者因此无法享受法定的劳动保障；

二是以算法为代表的平台数据反馈系统对劳动过程控制的精细化程度大大提升，一线劳动者被压榨劳动力的程度更深了。

本文将着重分析平台劳动的两个面向：

其一，简要再现今日被称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模式，是如何围绕着西方社会思想中“自由与控制”这一组基本矛盾，被不同时期的信息技术相关人士反复设计，最终脱胎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历史过程；

其二，分析当下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与平台资本主义间的异同，指出中国实践所蕴含的未来可能性。

▍自由精英与不稳定劳工：平台劳动简史

在互联网平台劳动创生初期，几乎与时下大众媒体上对“算法操控”的批判完全相反，资方和大众传媒为其打造的话术曾勾勒出一幅劳动乌托邦式的蓝图：劳工与平台之间之所以不产生传统的劳动关系，是因为双方是更为自由的平等协作关系；算法规则是为了更有效率地规划劳动过程，劳动者不仅多做多得、绝对公正，更可以选择随时关闭APP，根据需求规划个人时间……这样的蓝图并非全然是骗局，许多流水线工人选择进入平台零工行业，理由之一就是：同为去技能化的工作，互联网平台不仅能够提供更丰厚的待遇，日常工作体验也远比严格进行人身控制、工作流程乏味枯燥的制造业流水线惬意自由。“网络化的流动雇佣比工业体系更自由”，这样一种关于劳动组织的技术社会想象有多个古老的思想版本，但与今日信息技术的劳动体系最直接相关的，还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实践。

彼时，从“二战”末期到冷战高潮，核威胁、系统化战争、大规模自动化武器的军事需求催生了美国庞大的军工联合体，由打赢系统化战争的需求所催生出的技术系统，也越来越以高度信息化、自动化和排除人的政治与文化介入为研发理念。此一技术系统的设计实践，使得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计算机都被认为是一项反人性的技术，意味着腐朽的官僚制、冷酷的封闭信息系统和分裂的理性人。从赖特·米尔斯、加尔布雷斯到马尔库塞，这一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工业社会批判皆基于这种技术想象展开：信息技术提供了让权力集中化的技术手段。自这一批判中，诞生了反文化运动版本的信息技术路线。硅谷嬉皮士从东方主义式的致幻剂与瑜伽等精神体验中得到灵感，希望将个人化的计算系统设计为“个体体验转换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技术手段。他们梦想以个人化信息设备替代大型中央信息技术设备，从而改变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打破官僚集权，促进“自由人的平等联合”。

这一技术设计的内在价值追求与美国历史叙事中的建国神话亦深深契合，即理想世界是由一群天才在新大陆创造的。在反文化运动的政治能量逐渐消退的后冷战年代，中产阶级的反叛孩子们回到大公司，让这种技术社会想象借由商业力量获得新生：理想世界的疆土在赛博空间，到达它的技术不再是航海术而是信息技术。这样一种信息技术组织模式所召唤的“新人”主体，来自美国硅谷青年知识精英的自我想象。在上世纪9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未来学手册《失控：机器、社会系统与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中，新时代的网络工作模式被认为是“分布式、分散化、协作化而有适应性的”。作者极少去描述那些在工业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制造业工作，而是将大量篇幅落在知识工作者上，认为富有创业精神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其他自由主义精英，将会创造出一个更为平等协作的工作模式，实现新公社主义者理想中的伊甸园，真正从制度上反抗那些曾经主宰了美国的技术权威统治。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和信息产业精英开始将美国的未来发展与计算机、电信尤其是互联网交织在一起。美国公众前所未有地相信互联网技术将破除市场监管和腐朽的政治规则，再度将市场变为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引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提供了一种超越等级制的、可能的商业组织前景：人人自己做决策，人人都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在具体设计产品模式以主导互联网发展的硅谷创业者们的头脑中，用信息技术去创造一种将商业的竞争性需求、工作者的自我实现与民主参与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计算机互联系统不再意味着那些在中央计算机上搜寻轰炸机的冷战军事人员和政府高层，而意味着由硅谷投资者和计算机技术人员组成的新一代知识精英。改变世界的英雄也不再是切·格瓦拉式的革命青年，而是整日与笔记本电脑、调制解调器和富有灵感的创意相伴的知识工作者。他们是天然适应无中心系统的孤独工作者，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我管理能力在扁平型工作组织中游刃有余；其中最成功者将在与他们同样具有灵活禀赋的全球资本的助力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硅谷创新神话。

这种对理想工作模式的设想，完全不同于他们父母在战后塑造的制造业雇佣制：由国家提供相应政策安排，个体在行业中拥有一份全职雇佣的工作，工资按级别增长，工作时间稳定，有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障。这是美国人传统上对于工作的看法，也是战后美国中产阶级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它曾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世界乃至全球对于理想平民生活的想象。这一工作模式和福特制下的制造业紧密相连，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

事实上，将员工视为公司资产、为其提供稳定发展路径的管理模式，可能从未走出过制造业。在美国制造业达到顶峰后，电信业和大型计算机的发展促成了以计件工作为核心的全球化外包协作。在制造业被分包到全球南方的同时，总部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同样可以把审计、归档、客户服务、人事管理等依靠信息处理的行政工作，转移到作为前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以此规避工会和劳动法规的议价与监督。在印度等人力资源丰富而廉价的地区，灵活的雇用和解雇都更为容易。这些调整会反映在公司的资本价值上，股东会将这一战略变化看作是“非核心业务”开支的有效优化，能够提升跨国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与“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是中产阶级开始逐渐被去工业化和外包掏空。在反文化运动后涌入劳动市场的知识精英和普通人大批量进入服务业岗位，以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快餐店、零售超市（如麦当劳与沃尔玛）为代表，这一服务业模式又在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中覆盖全球。这一劳动组织模式转换的历史过程，与硅谷新精英们高歌猛进的自由个体的信息技术想象刚好发生在同一时期。

与制造业岗位不同，服务业岗位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临时雇用特征。早在万维网诞生之前，由电信、电话组成的全球通信网络已经形成了一个服务业劳务合同全球外包的庞大系统。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深化了这一全球外包逻辑，大大加强了全球化公司在不同地区间分配资源的能力。《失控》是20世纪90年代跨国企业高管理解新经济和新技术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这一源于反文化运动并最终与新自由主义结盟的互联网技术精英的组织想象无疑助推了上述过程：在双方有意无意的合谋之下，“平台-互联网-企业“结合的模式成为新世纪最显眼的新经济增长点。在这个财富神话中，网络平台上自由的工作者是那些在自动化、共享经济和物联网领域工作的投资者与少数技术精英。由制造业转入服务业的普通人，暂时还维持着继承自70年代的生活水平和财富期望。

2008年金融危机曾让大量依赖服务业的人口因举债而无家可归，但对这一危机的事后总结认为问题出在金融技术领域，人们并未进入对产业和劳动模式的反思。造就这一劳动组织模式的外部环境非但没有在2008年后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出于对公共债务的担忧，政府依旧采用货币政策缓解经济状况。全球企业储蓄的增加和避税港制度都释放出大量剩余资本，这些资本最为青睐的领域依旧是轻资产的科技公司。而西方世界中彻底的无产者增加了，他们只能被迫接受新兴的平台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大量临时工作。“技术精英-全球资本-不稳定劳动力”由此形成一个闭环系统，由全球中下阶层承担了互联网平台非正式工作的后果，形成了今日美国社会中由新信息技术所催生的不稳定社会系统的全貌。

互联网平台技术改造了劳动模式之后，也开始反作用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英国导演肯洛奇的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描绘了在非正式工作环境下，一个旧式工人阶级的家庭难以应对日常危机从而逐渐解体。伴随着这些社会危机，硅谷技术公司的公众形象从屠龙少年转变为新的恶龙，英语批判学界也开始将学术热点转移到全球外包和互联网平台劳动所造就的不平等问题上。作为一种技术物的互联网，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再度从自由人的边疆回归到异化的利维坦，历史走过了一个轮回。

▍中国：内嵌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互联网平台

在90年代下半叶正式开启的信息技术全球化中，印度等前殖民地国家在产业链上更多分得了商业流程外包等服务业，中国则获得了制造业。1991年，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莫汉·辛格在班加罗尔设立了国家级的软件外包产业园；次年，中国深圳电子制造业开始发力，大量来自农村的青年劳动力进入全球工厂，在低社会福利和不稳定雇佣状态下支撑起了中国制造。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语开始彰显，科技应用依然是新社会愿景的核心。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的全球产业分工极大地影响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未来科技路线的偏好。

服务业链条的上下游国家都开始谋求制造业的回归，同时希望通过一些缓和性的政策手段继续保持灵活雇佣制度下信息产业的优势。Facebook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大谈 Uber 司机、Lyft 司机、Postmates、零工经济，就发展而言这些趋势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些替代工作安排中的工人们来说，他们的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科技公司开始联合对推广“普遍基本收入”（UBI）计划感兴趣的政治力量，实行通过加强富裕阶层征税、向年收入不足5万美元的穷人每月发放500美元现金的福利计划。印度等处于信息服务业链条下游的国家则开始出现强烈的民族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的新兴网络产业持激进的反对态度：2020年美国大选前夕，印度紧随特朗普政府对抖音、微信的禁止令，表现得比美国政府更加积极。

虽然由于互联网平台业态与统计方式的不同，很难计算出各国从事互联网平台服务业人数的具体数字，但中国具有最大规模的平台服务业从业者应是不争的事实。与硅谷新精英类似，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从一开始也自带强烈的技术精英色彩，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盘接受了新千年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将需求导向的灵活雇佣制视为以商业方式建构理想社会组织形态的真理。但在具体实践中，与美国不一样，中国互联网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伴随着制造业外流，而是深深嵌入中国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快速都市化进程，新兴都市的服务行业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以淘宝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轻工业制成品贸易网络的角色。在2015年前后，大量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网络平台服务业崛起，并且至今仍持续处于急速拓展市场的扩张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始逐渐替代中国城市既有的服务业网络，并引发一系列不同规模的社会矛盾。

首当其冲的是互联网强技术规则与基层社会的矛盾。以约租车平台为例，数家自驾车平台依靠风险投资，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对中国大城市的市场占领，成为中国人民日常出行的必备入口。其灵活用工的雇佣模式，也被地方政府认为是解决闲散人员就业的利器，政府因此有动力与约租车出行平台进行政策层面的合作。尽管自驾车平台在几个超大规模城市中因为触动出租车集团利益而被迫整改，其在地方政府层面依然受到相当的扶持。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所设定的服务规则，很快与基层社会的生活逻辑出现了矛盾。

以顺风车领域爆发过的激烈冲突为例：因为引入了过多的社交因素且缺乏对司机的资质监管，在二、三线城市接连出现多起长途顺风车服务过程中的恶性刑事案件。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快速扩张的互联网平台服务业对不同地域生活逻辑的改造：平台企业试图以出行技术平台为媒介，将大城市中相对安全的道路出行逻辑下沉到完全不符合这一逻辑的基层社会，无视了平台服务业是建立在本地基础管理能力上的。尽管在受到舆论批判后，约租车平台很快叫停整改了顺风车服务，但网络平台持续市场扩张的基础逻辑并没有改变：平台技术树立了一系列硬规则，并试图以商业模式强行改变本地社会的运作方式。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外部社会成本会被再度抛掷给传统社会组织和个体工作者承担，例如2021年初，某互联网零售平台发生卖菜业务员工过劳猝死事件，并连带引发网络生鲜销售平台剥夺个体商贩经营者生存空间的相关讨论。

目前中国网络平台系统与中国社会之间尚未发生大规模剧烈冲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快速城市化催生了大量服务需求，这让新生的互联网平台服务系统并未完全替代原有社会系统；加之以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带来的互联网平等接入权，许多原有生活系统中的非正规工作者也会寻求通过中介制度进入互联网平台系统。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互联网强技术规则与基层社会的矛盾尚处于可吸收和转化的阶段。

当网络平台的规模效应继续扩张，在原有生态圈内找不到新的资本增长点，只能转而寻求进一步改造其他生态圈时，矛盾和冲突就会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互联网平台系统上的信息流动会产生数据，围绕数据的公共性发生了一系列争议。当这些数据为传统意义上的客户间商业交易服务时，它可以在商业私有的逻辑内被处理；但当数据因其规模效应可以作用于商业交易之外的社会逻辑（如信用体系）时，所有制就成为一个问题。一些互联网企业的消费贷广告会引发广泛反感，就是因为它入侵了商业之外的社会生活逻辑：消费贷试图改造中国家庭传统的储蓄观念，进而可能以信用系统为中介，改变社会伦理的运作模式，将商业规则确立为社会伦理的前置规则。在信息系统已经全面改造了社会工作-组织逻辑的西方国家中，正是因为资本规则对社会生活的前置效应已经发生，这些国家的互联网巨头才会褪去进步主义的自由色彩，再度在公共舆论层面转变为利维坦式的存在。

▍结语：平台及其未来

2021年3月1日，全国首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施行。条例指出，数字经济新业态人员以灵活就业为主，互联网平台是否与其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议，难以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参加工伤保险，亟须补齐制度短板。因此需“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平台经营者可以通过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形式为劳务人员提供工伤保险待遇。在此之前，广泛存在非正规分包制以及工伤高发的建筑业，就已做过类似探索，并且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形态。平台务工模式中的“打零工”模式其实早就存在于各种行业中，只是规则制定者由看得见的包工头变为难以触及的大公司和不可捉摸的算法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劳动者是更弱势了，还是有了正规化制度保障的空间，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处理平台经济中一系列规则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应当如何规避互联网平台企业带来的劳动问题，以及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欧美进步知识界已经提出了平台合作化甚至更激烈的公有化主张，但这一社群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政治伦理和平台规模效应的矛盾前难以落地。在网络效应下，平台系统的规模和生活系统的规模是趋向于一致的，在同一行业内，小规模的合作平台除非完全自外于社会主流体系，否则永远难以和垄断平台竞争。正如本文指出，一套源于“自由-控制”二分法的平台劳动制度的实践与想象，背后其实有着美国社会内生的强烈历史与价值预设。甚至有激烈的批判认为：依照自动化与外包制等规则组织起来的互联网技术产品，背后的潜意识来自资本主义悠久的奴隶制历史；无论是制造业还是信息产业，都是在把最为繁重的工作转移给其他社会群体（或者转移给机器人）；美国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将低福利的重复性劳动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不断转移到全球南方，并最终反噬自身的故事。

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曾在技术构架上全盘接收了这一整套技术想象背后的社会想象，但至今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和社会动荡，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依然在扩张中的中国平台经济立足于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制度文化土壤，在一定工业发展阶段内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也完全不同。如果你去询问一位在制造业黄金时期就业的美国中产阶级，和一位曾经在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经历过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他们对于网络平台提供的不稳定劳动这一新生事物，观感恐怕并不相同。后者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将这种灵活工作模式看作比流水线更好的选择——除非他失去家乡，成为一个彻底的城市无产者。

技术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几乎统御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段世界史。在过去三十年间，我们曾经相信，只要加强技术学习，就会获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而当今日中国在信息科技领域已经拥有了一整套独立的技术人才系统和创新企业后，实践中的成就和矛盾似乎都在提醒我们：互联网平台不仅是一套算法和编码，更是一种生产生活的组织技术，其中所有的规则设定都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意识和制度条件。过去，中国在技术领域始终是一个追赶者，不断移植发达国家的技术方案及其组织模式。但如今，至少在互联网平台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在算法技术和相关应用上都走到了世界前列。面对这一依旧不断在实践中变化的领域，我们能否走出一条有别于技术中心主义，始终让技术服务于社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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