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可不察的历史，小心他们又来这一套！

8月24日，据美媒爆料，美情报机构按照总统拜登的要求，如期向白宫递交了新冠溯源评估报告。

同一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使馆网站刊文《支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病毒》指出，无论这个报告得出什么结论，它的立论根本不成立，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干过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事情。

此前，英国著名学者、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曾向中国发出预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绕疫情问题对中国的抹黑，是一场“大规模政治宣传战”。

事实上，“政治战”是大国博弈的常用手段。

那么，什么是“政治战”？“政治战”有何特征？在大国博弈中又如何应用？

在美国对苏联发动“政治战”的这个经典案例中都可得到生动回答。

而且，通过回顾冷战后美国推动“制度输出”与“国家重建”以及对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过程，可以深入观察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大国是如何进行制度竞争的。

甚至，由目前的一些蛛丝马迹，还可预判未来主要大国之间展开制度竞争的可能前景。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战”，是既不同于日常的外事交往与经济联络、也不同于全面军事冲突的一种国家间互动形态，是综合运用除了传统军事冲突外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对象实施干扰、打击、削弱、颠覆的一种博弈策略。

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夜景。图｜人民视觉

特别是在核武器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政治战是有能力相互摧毁或者深度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国家之间展开战略博弈的主要方式。

政治战与学界讨论的“心理战”“信息战”“舆论战”“颠覆战”“意识形态战”“非常规战争”“混合战争”“争夺中间地带”等概念学说有相似性，其共性都是指不同于以往兵戎相见和正面对抗的新型大国博弈。

政治战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国家。

英国被认为是发动政治战的老手，美国无疑是政治战的顶级玩家。而在美国看来，冷战时期的苏联、冷战后的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国家，也有能力对美国发动政治战，并对美国构成很大的安全威胁。

同时，一些研究认为，像“伊斯兰国”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政治战的本领也不容低估。

政治战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是“非军事”。

即直接军事冲突之外的其他博弈方式和博弈形态。有人可能会引述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切战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的，但政治战这一概念更强调非军事的一面，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在和平条件下的运用，政治战与“混合战”的微妙差别就在于此。“混合战”同时涵盖了军事与非军事两种形态，政治战则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或“零伤亡的胜利”有更明确的追求。

二是“全政府”。

“政治战”不是某个单一部门实施的具体行动任务。通常而言，外交部门、经济部门、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都深度参与其中，并在相互之间有极高程度的“政经并举”“公密配合”“内外联动”。

除了外交部门和经济部门所采取的公开行动，情报部门常常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支撑作用或负责实施秘密行动，军事部门也常以战场行动之外的隐蔽方式参与其中。

为配合对外行动，国内也通常需要进行社会动员、立法准备、政策支持和相应的资源配置，内政部门因此也参与进来。

这意味着，发动政治战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协调”，通常包括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调”和对外领域的“跨国协调”。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乔治·凯南在最早阐释政治战的构想时就宣称，无论是公开行动还是秘密行动，都应由美国国务院负责指导协调，这是确保政治战成功的关键。

实际行动中，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国防部、财政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根据行动的不同性质形成紧密配合的网络。当然，跨部门协调和跨国协调从来都不是简单易行的。协调程度如何，直接决定政治战的效果。

三是“长期性”。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冷战”被认为是最典型和最“成功”的政治战。

突出特点是举国动员、周密布局、长期打算、迂回推进、反复攻击，不求毕其功于一役。国际研究界所认定的其他政治战案例，也大多有此特征。

四是“隐蔽性”。

除了美国对苏冷战这种已众所周知的政治战，其他大多数政治战在推进时都是秘而不宣、只做不说、不留痕迹（即所谓“轻脚印”）的，绝不透露或承认其行动的战略意图。为隐藏行踪和战略意图，政治战往往大量使用“代理人”和“第三方”力量。

五是“根本性”。

政治战的背后是国家之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或根本利益的冲突，是在军事冲突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情况下国家之间展开高端战略竞争并最终分出胜败的存亡之争。尽管没有硝烟，但是其激烈和惨烈程度丝毫不减。

六是“不确定性”。

政治战未必总是达到发动者期待的效果。

例如，美国为牵制苏联而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意外推动了塔利班的崛起，给其后的美国政府制造了大麻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美国曾想在中东北非地区通过推行民主制度壮大亲美势力，结果却是反美、反世俗的宗教极端势力在民主选举中快速崛起。

大国博弈中的政治战常常有如下四种手段。

一是“心理攻势”。

具体方式是由高度组织化的宣传部门，借助话语、图像、理念等信息工具，综合运用公共外交、舆论造势、特定心理行动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进行心理层面的引导塑造，也就是发动“心理战”，力争使其行为符合政治战发动者的特定目的。

研究界偶有论及的“战略传播”和“战略欺骗”等手段，也是这种“心理攻势”的延伸和变种。

其核心特征是在特定时期释放特定信息，对竞争对手的主观心理和内部政治进程（如选举）实施干预与引导，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结果，或对其决策过程实施干扰和误导，以增大其决策成本甚至导致决策偏差。

在信息化时代，运用“脑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更先进的操控手段而展开的心理攻势将比以往更加隐蔽，主要大国之间的“数字化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二是“经济诱压”。

这是指利用特定国家的对外经济依赖，通过援助和制裁等方式施加影响，或者对其国内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暗中破坏，延缓其发展速度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冷战初期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利用援助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经典案例。

美国借此成功阻挡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传播，有力地服务了美国对苏遏制总体布局，推动美国更有意识地将经济援助作为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工具，并促成1961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组建。

2021年6月23日，古巴哈瓦那，民众挥舞古巴国旗。图｜澎湃影像

与经济援助形成对照，冷战期间美国对古巴和伊朗等国实施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联手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技术封锁和贸易禁运，则属于经济杠杆的另一种使用方式。

此外，美国还通过推动东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分化苏联集团的内聚力，努力压低国际能源价格以打击苏联能源出口，甚至向苏联提供有缺陷的设计图纸、机器设备和计算机芯片，蓄意破坏苏联经济安全。

三是“内部分化”。

将目标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与社会矛盾或少数人群的不满情绪视为可加以利用的议题，对目标国家实施“成本强加”、立场分化和形象诋毁，这也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常常使用的手段。

例如，支持苏联的“异见人士”，秘密扶持苏联体制内部的亲美势力、“高级代理人”、“战略内应”等。在美国一些研究者看来，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博弈中，乌克兰国内亲俄力量成为俄罗斯对乌发动政治战的重要资源。

四是“外围牵制”。

主要方式是对竞争对手的国际伙伴体系与全球地缘布局进行渗透、骚扰和分化（如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经营），对竞争对手“地缘支点国家”（如苏联地缘布局中的古巴）施加强大压力，或者通过制造某种冲突将竞争对手推入进退两难的“地缘陷阱”（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阿富汗大力支持反苏联的叛乱力量），以此消耗对手的经济和外交资源。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是有能力相互摧毁的两个超大国家之间展开的一场非军事化的全面战略博弈，是一方的困难和短板被另一方巧妙利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博弈结果的经典案例。

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图｜人民视觉

准确定位美国发动的政治战在苏联解体中发挥的作用，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首先应该搞清楚的问题。

几十年来，针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按照科学的认识原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的国内困难以及政策失误（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是苏联解体的基本驱动力。我们应该在确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去评估政治战（作为外部原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多大作用。

这并不是说“政治战”不重要。美国对苏联政治战的危险之处恰恰在于，它利用并放大了苏联内部的困难和短板，最终成为苏联垮台的“催化剂”。

冷战结束后，在一种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最后获胜的乐观心态下，美国研究界开始公开谈论和研究美国对苏政策的细节，陆续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这让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美国对苏政治战的细节。

其中一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魏策尔撰写的著作内容翔实、观点鲜明，详细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操作，在相关研究中具有较高代表性，是我们理解“政治战”的良好素材。

在这本名叫《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垮台的秘密战略》（中文版译名为《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的书中，作者施魏策尔在“绪论”中就坦率地道出美国对苏政治战的基本逻辑：

苏联领导层在80年代所面临的“资源危机”，并不是美国的政策造成的，而是这种体制的一种内禀特征。但是……美国具有一项加剧这种危机的政策。

这项政策有许多形式：隐蔽外交、秘密行动、科技潮流与持续不断地增强防御力量，以及一系列向苏联经济的转动装置上撒沙子的行动。

同时，华盛顿卷入了许多高赌注的计划，旨在侵蚀苏联的外围地带，不仅要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地带努力击退苏联共产主义。

里根政府试图利用苏联的弱点，以确立美国的战略优势……1982年年初，里根总统和几位重要顾问开始制定一项战略，对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弱点进行攻击……

它是一场无声的战役……是一种战略攻势，其目的就是要把超级大国的斗争矛头转向苏联集团甚至苏联自身。

基本逻辑之后，施魏策尔开始详细介绍里根政府的具体行动。由于他不仅作为专家参与制定了相关战略，而且在写作此书过程中采访了里根政府的多位高官和直接当事人，因此这本书的信息量非常丰富。

如果对施魏策尔的描述予以归纳，那么美国对苏政治战主要包括“打击苏联经济”“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在世界各地给苏联制造麻烦”“发动一场圆滑而详细的对苏精神战”四方面内容。

为打击苏联经济，里根政府多管齐下。

一是寻找苏联经济的弱点。

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种对苏联硬通货流通及其在国外收入情况进行跟踪的情报体系，改变以往对苏联经济状况的一般性分析，着力加强对苏联经济“脆弱性”的研究，以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集中力量攻击苏联的虚弱之处。

二是全力打击苏联能源出口。

里根政府认识到，“在苏联的所有弱点中，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经济”。能源出口是苏联经济的命脉，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和对国际能源价格的敏感是苏联经济的重大短板。基于此认识，里根政府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王室的战略协调，以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为条件，推动沙特阿拉伯压低国际石油价格；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天然气，打压苏联与西欧国家联合建设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发动了一场“使苏联硬通货显著减少的战役”。

三是发动一场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球性战役，极大地减少苏联获得西方高科技的可能性。

尤其是对于那些苏联认为很重要却无法通过本国研发获得（或本国研发耗资巨大且耗时漫长）而只能从西方购买或窃取的所谓“瓶颈技术”，里根政府大力加强出口管制，严防美国和第三国供应商对苏出售敏感高精尖技术。同时反复劝说和强迫美国商业公司减少对苏投资，甚至断绝与苏联的经济联系。

四是散布虚假技术情报，阻挠苏联借获取外部技术以提升科技实力和改善经济状况。

“我们主要是向苏联提供错误的或者部分错误的数据和资料，从而迫使他们做出错误的技术决策……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搞糊涂……使苏联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结构缺陷进一步加剧。”

五是开展一场具有进攻性的技术国防建设，也就是发动军备竞赛，使苏联感受到重大经济压力，加剧其资源危机。

为“确保反对派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得以生存”，里根政府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予以大量财政、情报和后勤支持。根据苏联1984年出版的《“钋行动”的破产》一书，早在197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选定波兰为东欧“最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在此展开颠覆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钋行动”计划。

里根政府上台后，延续卡特政府时期的政策，联手北约其他成员国继续对波兰实施有条件援助，并有条件延长波兰到期债务的偿还期限，其条件就是要波兰政府确保“团结工会”的合法权利。

里根政府发出警告，无论是波兰还是苏联对“团结工会”的压制，都会导致西方中止对波经济援助，迫使波兰政府向“团结工会”让步，并减少波兰对苏联的依赖。

同时，美国推动波兰“团结工会”领导层成员频繁出访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向他们展示西方资本主义的富庶和先进，鼓励他们在国内也推动相应的改革。为加强与“团结工会”的联系并掩人耳目，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波兰的情报网络，利用罗马教皇的个人感召力和鲜明反共立场对“团结工会”与波兰民众施加影响，同时推动波兰裔美国人前往波兰定居，以多种方式参与当地的反政府活动。

在波兰国内形势恶化，波兰政府实施军事管制、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后，美国迅速启动对波兰的经济制裁，中止执行对波协议，并加大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力度，帮助“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直至波兰发生政治剧变。

为在全球范围内给苏联实施“成本强加”，美国一方面极力煽动各国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暗中对各地叛乱分子予以政治、经费和装备支持，将地缘政治乱局的祸水引向苏联。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为此常年秘密奔波于世界各地。其中，利用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对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是一项重要举措。

在施魏策尔看来，“如果技术竞赛损耗了苏联的力量，那么地缘政治的挑战就有可能动摇苏联帝国的根基。根据里根总统的指示，比尔·凯西（就是威廉·凯西，比尔是威廉的昵称）正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许多秘密行动，以击退苏联的势力。凯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这盘国际象棋的比赛中信心十足，不是要吃掉对方几个小卒子，而是希望把对方彻底将死”。

所谓“圆滑而详细的精神战”，就是在苏联国内煽风点火，让苏联人感觉到美苏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向美国一方倾斜，使苏联领导层“变得优柔寡断和担心害怕”，削弱苏联的心理优势，增大其决策难度，误导其决策方向。

美国意识到，“如果对方在心理上还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向他们发起挑战的。在处理众多危机的过程中，能够使一个控制严密的政治体制……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习惯这种局势”。

为扰乱苏联领导层和普通民众的心智，在苏联内部制造恐慌、矛盾和不满情绪，美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一些极为隐蔽的手段，其中一些已经暴露于世，一些至今恐怕仍不为外界所知。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当时的苏联并非毫无感觉。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就谈到，美国“想为苏联领导层制造各种各样的难题，包括社会领域，妄图破坏苏联提高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标准的计划，从而激起人民对领导层的不满”。

上述几方面举措共同构成了美国对苏政治战。多方面外力共同作用，使苏联的短板日趋暴露、内外困难日积月累，最终加速了苏联解体。

作为美国对苏政治战的亲历者，施魏策尔在该书“后记”中这样总结：

苏联不会由于美国的渗透而解体，也不会由于时间对我们有利而解体。如果不是克里姆林宫面临着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和国防建设、在波兰和阿富汗的地缘政治挫折、在能源出口方面遭遇了数百亿美元的硬通货损失以及无法获得西方技术等综合因素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会渡过难关。

言外之意是，政治战威力巨大，功不可没。正是里根政府发动的对苏政治战，帮助美国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这段历史，不可不察。

表面看，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失去了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确立了“一超独霸”的优势地位，美国发动政治战的紧迫动力似乎消失了。

冷战后，美国对外援助的力度明显减弱，其数额从1984年必须无条件地占预算支出的约4.5%下降到2002年仅占预算支出的2%。1999年，曾经在美国对苏政治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新闻署（USIA）被撤销。

这是不是说明美国从此马放南山、对发动政治战再无任何兴趣了呢？

显然不是。

在美国看来，从苏联中脱胎出来的俄罗斯仍是重要的潜在对手。其广袤的幅员、横跨欧亚的特殊地理位置、仍然多达1.5亿的人口规模、数量庞大的核武库以及它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分量，均不可小觑。尽管刚刚脱胎出来的俄罗斯百废待兴、虚弱不堪，对西方尊敬顺从，但若俄罗斯缓过神来，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仍将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

而且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给欧亚大陆带来的全新地缘形势甚至是相当程度的混乱，如果应对得好，将扩大美国的战略优势；应对不好，则可能成为麻烦。

因此，冷战刚一结束，美国的战略界和决策者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新生的俄罗斯的国家形态进行引导塑造，使之符合美国的预期和利益。如何利用从苏联体制中脱胎出来的其他国家试图去除“俄罗斯化”、彰显自身国家特性的天然倾向，削弱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联系，防止它们与俄罗斯再度联合起来。

继续“弱俄”“遏俄”，推动苏联国家“远俄”“反俄”，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继续发动政治战的主要动机。

其本质是深度消化冷战遗产，其目标是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其方式是在这些国家前途迷茫之际，积极引导塑造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方式。

与80年代美国对苏政治战高度集中于苏联本身，并较多地使用经济施压和外围牵制等强制性、破坏性手段不同，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政治战更加柔性、更加隐蔽、更加分散，更加注重立足于俄罗斯与其他原苏联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新特点。

经济层面，主要手段从制裁改为引诱，利用这些国家独立之初急于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推动西方资本大规模进入，并提供以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政治层面，主要手段从批评改为鼓励，支持这些国家效仿西方民主制度，以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多党轮替为核心重塑本国政治体系，打破原有外部力量较难介入的集权体制，为美国影响该国政治提供机会，并大力扶持亲西方、亲美国的政治人物登台执政。

社会层面，主要手段从煽动不满改为深度经营，趁这些国家在建立初期社会混乱、法治松弛、治理能力严重不足、治理思路模糊不清之际，推动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大举进入，借建设所谓“公民社会”笼络各类社会力量，为日后干预该国政治和策动街头政治储备人力资源。

心理层面，将重点从扰乱别人转向自我标榜，大力宣传美国地位的优越性、美国文化的先进性和美国介入当地事务的正当性。国际层面，从外围牵制转向内部规制，通过吸收这些国家加入相应的国际组织，以所谓“普世价值”和国际规则对其行为进行隐性约束。

对俄罗斯，美国发动政治战的主要手法又是什么呢？

对俄罗斯时任领导人叶利钦好言抚慰，邀请叶利钦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鼓励他将俄罗斯引向自由民主的“光明方向”，并提供一揽子援助，帮助叶利钦巩固国内地位，确保其对美言听计从。

在此基础上，“帮助”俄罗斯在经济上以“休克疗法”进行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在政治上快速推进“民主改革”，鼓励俄罗斯建立各种“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以“纳恩·卢格项目”为俄罗斯销毁核武器提供财政支持，支持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将其拉入多个国际组织。

其结果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内部每况愈下、高度混乱。

在中东欧，美国发动政治战的主要方式，是联手欧洲盟友，推动地区国家“入盟”（加入欧盟）和“入约”（加入北约），以防其再度落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1993年，欧盟理事会哥本哈根会议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制定了政治、经济、法律总框架，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法律体系统一化等多个方面。

在美国的支持和欧盟的引导帮助下，中东欧国家相继建立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并对社会体制进行了改革，以满足入盟标准。

200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塞浦路斯10个国家加入欧盟。

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又加入欧盟。

在美国的推动下，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正式加入北约。

2004年，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7个国家正式加入北约。

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又批准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使北约成员国达到28个。

在中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帮助中亚各国发展经济和保护人权为由，积极介入当地事务。

1992年起，美国政府根据《自由援助法》向原苏联国家提供累计达到数百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推动这些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21世纪初，独联体一些国家陆续进入国会或总统换届选举年。美国顺势介入选举进程，推动建立亲美政权。人们熟知的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和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都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该地区长期经营的结果。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切肤之痛，二是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崛起。

“9·11”事件打疼了美国，而普京的当政预示着一个独立自主、止跌回升的俄罗斯即将出现，中国的“入世”则吹响了一个重量级新兴大国的复兴号角。这促使小布什政府的大战略必须同时兼顾反恐和应对大国崛起。

因此，其在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借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为由，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支点，在“大中亚”和“大中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把目标瞄向那些被扣上“支恐”“谋核”“仇美”“独裁”帽子乃至所谓奉行“修正主义”的国家，谋求实现“反恐怖”“防大国”“拔钉子”“扩优势”等战略目标的统筹兼顾。

就美国以多种非军事手段对全球重要地缘区域实施长期介入和改造，为自己在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中累积战略优势而言，“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大中亚民主计划”的本质仍然是政治战。

美国来势汹汹地在“大中东”和“大中亚”地区推动民主化，引起了其他地区国家的高度警觉，也在对象国内部激起剧烈的政局震荡。而且，被扶持起来的各国亲美政治势力并未获得优势地位，反而导致很多国家因担心遭到“政权更迭”而纷纷向中俄靠拢。

例如，美国在中亚推动“民主改造”和“颜色革命”的最直接负面效应是，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长期对美友好且具有“战略支点”地位的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反目，限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乌活动并关闭美国在乌军事基地。这令美国十分尴尬，成为政治战产生反效果的绝佳案例。

由于美国在这些国家发动政治战的手法被识破，其灵验程度大打折扣。各国积极加强防范，在接受美国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时更加谨慎，在国内也收紧了对独立媒体以及西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

特别是作为美国发动政治战的首要对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抵御防范“颜色革命”的立法与行政措施。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效仿。

据报道，截至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后期，已有60多个国家通过或起草了旨在规范境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相关法案，近百个国家采取措施限制非政府组织活动。

一些带有较强政治意图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慨叹：全球这一波对非政府组织进行限制性立法的速度、广度和力度前所未见，它们的活动空间正在被极大压缩。

奥巴马任内8年间继续实施了一些具有政治战性质的对外行动，例如为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推出“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在中亚抛出“新丝绸之路愿景”，利用乌克兰危机制裁俄罗斯和分化欧俄关系等。不能说毫无斩获，但招式明显偏老，效果已大不如前。

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获胜并不是意外。美国国内矛盾的高度激化和国家治理方略的严重失能，为出现特朗普这种口无遮拦、不循常理、拿着锤子乱砸一通的民粹强人提供了土壤。

这种政治与社会环境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总统上台前后的美国颇有几分相像。这样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通常会催生出“硬碰硬”的对外政策。

因为当民粹领导人无法彻底解决国内矛盾时，往往不得不选择转移视线和祸水外引以维护自身执政地位，这是民粹政治的基本规律。

而且，特朗普将里根总统视为偶像，努力从里根政府的对外战略中寻找灵感。美国政府的鼓噪带动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危机感”“对抗性”“冷战思维”日趋强化。

这种背景下，有关政治战的讨论和运筹明显增加了。这在研究、舆论、立法和具体行动等方面都有体现。在战略界，有关如何发动和防御政治战的研究突然变热。

普京和特朗普。图｜澎湃影像

特朗普执政之前，面对中俄等新兴国家依靠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获得成功，而美国在全球搞“制度输出”和“民主推广”却一再遇挫，“全球民主浪潮”大幅退却，美国战略界深感困惑，不得不寻找原因和应对之策。

自这时起，发动新一轮政治战的冲动就在美国战略界暗中酝酿。

2016年美国大选中爆出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和释放假消息等方式暗中干涉，破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声誉，帮助特朗普上位，被视为俄罗斯成功地对美国发动了一场百年未见的政治战，成为美国举国上下难以接受却无处发泄的奇耻大辱。

围绕俄罗斯“网络干选”和特朗普“通俄”的调查自特朗普上台始终未停，成为两党恶斗的主旋律。

这样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刺激了战略界对政治战的深入研究，短期内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成果，其中有研究怎么“防”的，也有研究怎么“攻”的。

舆论场上，有利于发动政治战的恐慌情绪被煽动了起来。发动政治战需要国内舆论支持和相应的社会动员。

为此，美国政府内部一些高官、以国内强力部门为代表的“深暗势力”和体制外各路强硬保守势力，极力煽动美国社会的恐慌和对抗情绪。这种恐慌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对“外来渗透”的恐慌：

疑神疑鬼地认为一些国家驻美或赴美的机构和人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能干涉美国内政，甚至抛出某国“所有赴美留学生都是间谍”这种怪论。

二是对“对外依赖”的恐慌：

在全球分工时代，对所谓的供应链安全隐患惴惴不安，主张抵制某些国家的产品和技术，妄称只有切断与某些国家的经济联系才能确保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

三是对“异质体制”的恐慌：

既出于打击那些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进步派民主党人的内斗需要，也出于对外战略需要，在各种场合加大对“社会主义”的嘲讽和批评。甚至为鼓噪对抗而抛出新版“文明冲突论”，因遭到强烈批评才避而不谈。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曾在美国对苏政治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浓重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当前危险委员会”重新开张，并改名为“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

美国国会也在为发动一场新的政治战积极提供立法支持。

2016年年底，美国国会推出《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授权设立专项基金，培训各地记者，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专家提供资助，以对抗“外国最新的宣传与信息造假技术”。这为美国以防御为名对外发动“信息战”提供了立法基础。

同期，美国国会还推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授权政府对他国所谓违反人权的行为实施严厉制裁。

这改变了过去相当长时期以来美国主要通过“软”的一手（如资助“公民社会”组织、定期推出各国人权状况报告等）推广人权的做法，转而更强调“硬”的一手，是美国对外发动新一轮“人权攻势”的立法保障。

特朗普上台后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明显升级以来，美国国会更是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方面密集推出相关立法，并不断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塞入为政治战提供资助的相应条款。

美国政府采取的诸多举措，已有明显的政治战特征。

2017年年底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不仅宣告了美国对外战略实现从以“反恐怖”为主到以“防大国”为主的转变，而且标志着美国“防大国”的重点从俄罗斯转向中国，也代表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从几十年来的“接触”正式转向“竞争”。

与一系列转向相配套，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挥舞关税大棒，在科技领域加紧打压封锁和“脱钩”，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抹黑宣传，攻击中国人权状况，在地缘领域以“印太战略”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凡此都让人想起当年里根政府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

待到拜登政府上台，随着其在战略上全盘继承“特朗普遗产”，在政策上将人权置于核心位置，在行动上更强调多手段并用、跨部门协调和跨国协调，美国对中国发动政治战的法律基础、战略谋划、机构调整、工具储备、资源投放、舆论铺垫和国际联合战线，均比以往更加成熟完备。一场真刀真枪、耗时长久、事关两国国运的政治战，已经全面打响，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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