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原阿富汗美军：20年战争打了个寂寞，但他们还有件心事！

20年的阿富汗战争，耗费了美国超过两万亿美元，超过80万美军曾在阿富汗服役，其中至少2300人死亡，2万人受伤。近期我联系到一位曾派驻阿富汗的美军， 在提出采访要求之前我头脑中浮现了种种可能性，比如他可能会拒绝我的采访，他也可能会对拜登撤军的决定表示支持。结果，他的回答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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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次采访的文字摘录：

小王：你对这次撤军有何看法？你认为拜登总统真的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吗？

何塞：我可以说，和我们一样去到阿富汗的人们都不太了解政府究竟有什么潜在压力。也许在考量所有真实的政治因素，地缘政治的后果。事实是，对于撤军时间表，我感到似乎失去了政治力量对于局面的控制。这一切发生地莫名其妙，令人困惑，令人沮丧。

小王：拜登总统宣称你们在阿富汗并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建设。那么你们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呢？

何塞：我认为事实上最终没有人真正关心此事。事态不断发展，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建设国家，是因为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式来称呼它。事后看来，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在 2001 年执行特种作战任务后离开。这一切虽然怀抱美好的初衷，却缺乏清晰的计划。而且，尽管有很多好心人协助，实际上我们什么目标都没有达成。

小王：你在那边时，心中所想是什么？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何塞：我在那边的时候，我的目标完全是“重建”。其实所有人已经都感觉到了这次任务的一部分迷失了。我看到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那里。事实上，我们这些人被派往阿富汗，从我遇到的最低级别的海军陆战队员到最高级别是国家部门的官员。我们所有人的共识是：我们在阿富汗，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但我们尽可能地去做贡献。

小王：你认为撤军失败完全是拜登总统一个人的责任吗？

何塞：我认为，不论是特朗普、奥巴马还是布什所做之事，都一样最终会走向集体失败。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拜登总统正在计划的时间表是不合理的。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们也做失败了，比如我们未能将资源投入帮助群众撤离的计划，我们未能给国务院提供资源以使得他们能撤离更多人。我们未能充分部署军队。阿富汗战争伊始，我们根本没有明确的使命和目标。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未能真正关注这场战争，反而对社交媒体上的一切更感兴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名人丑闻如同战争一样激烈。

一个社会集体失去方向是可耻的。我真诚希望吸取教训。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不应该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不负责。因此，我们正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我也真诚地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学习到我们的经验教训。

逃离阿富汗有多难

最近，何塞一直在和其他曾经驻守阿富汗的美军，还有美国情报部门、国务院的人策划非官方的撤离行动，帮助更多的阿富汗人。因为拜登政府的撤离行动完全就是一场灾难。

何塞参与的民间撤离行动，是美国多个部门的前任和现任人员自发组织的，他们还联系到了英国的伙伴提供运输飞机。他们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收到了800多份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申请。但是从上周发生自杀性爆炸开始，喀布尔机场就基本对外关闭了，他们的撤离行动也不得不暂停。

在何塞帮助撤离的两名阿富汗人，一位因为美国领事官员在他的签证申请上打错了字，写错出生日期而被拒签。还有一位因为家里小孩去年刚出生，没有办法办理护照而被拒签。

其实自从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有大批美国的退伍军人、参与过阿富汗战争的国会议员、民间机构都加入到了帮助阿富汗人撤离的行动中。

又出力又出钱

一支由美军退伍军人和志愿者组成的团队，组成了一个名为“数字敦刻尔克”的组织，帮助千里之外的阿富汗人完成信息验证，从而可以帮助阿富汗的翻译完成撤退。

乔·里德（Jon Reed）是一位退伍海军陆战队，身处加州湾区的他正通过电脑屏幕，对着喀布尔的地图，海量筛选着从各个渠道发来的求救消息，包括FB，Ins，领英，Whatsapp甚至是跨洋短信。

他们使用Slack与Signal等软件共享高敏感的信息，并且将撤离人员的照片发送给门卫进行验证。他们的团队也得到了来自硅谷软件工程师的帮助。

在人员撤离窗口关闭之前，志愿者通过私人捐款，帮助喀布尔的翻译人员包车甚至是支付机票。前CIA的官员米克·穆罗伊表示，和他合作的“数字敦刻尔克”成员，甚至联系希望能够包下直升机来送人。

通过他们的努力，已经成功的让200多位阿富汗翻译登上了飞机，目前还有1000多人在保持联系当中。

但是由于8月31日的窗口关闭，如今的逃离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未来主要是美国国务院在进行协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0号承诺：撤离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没有最后时限。

部分退伍美军留在了阿富汗

一个由退役和现役军人组成的联盟，现在依然有成员留在了阿富汗，他们正在重新努力打造一条新的“地下线路”，以帮助那些依然需要从阿富汗撤离的翻译以及那些曾在阿富汗帮助过美军的盟友完成撤离。

退役陆军中校斯科特·曼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调整方向，我们正在努力试着在机场关闭了的情况下，用非常规的手段将他们带出这个国家。这个很难，但是我们依然会这么做。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坚持下去，除非政府介入并且负责任的完成这些职责，我们也有信心政府会帮助我们。”

出于安全考虑，斯科特·曼没有进一步透露详细计划，但是他们通过加密聊天与翻译人员取得联系，然后帮助这些人“突破边界”后来到安全地带。斯科特·曼带领着另外两位绿色贝雷帽成员在喀布尔展开行动，他说自己在几天内救出了700至750人。

迷失的20年

美国阿富汗退伍军委员会主席马特·泽勒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和我20年去参军时候的目的相去甚远，当时我去阿富汗，是因为9/11袭击。我想知道过去的20年，是否变成了徒劳。我在阿富汗失去的所有朋友，他们的死是为了什么？如果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他们牺牲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泽勒接受CNN采访时，做了一个总结：“此时的结果，我认为我做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于泽勒这样的退伍军人，美国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还远远未结束：那些为美国工作多年的阿富汗翻译人员，以及其他支持人员，他们和家人仍身处极大的危险之中。

泽勒在2008年被派往阿富汗，在他来到阿富汗的第14天，他的随身翻译贾尼斯·辛瓦里（Janis Shinwari）救了他的命，在他即将被伏击前，这位翻译开枪杀死了两位塔利班。因为救命之恩，泽勒想尽一切办法，为辛瓦里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

在意识到整个流程有多么困难之后，泽勒与辛瓦里创办了No one Left Behind组织：旨在帮助把与美国军队一起工作的翻译带到美国。多年以来，泽勒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但是随着阿富汗再次被塔利班所统治，成千上万的美军盟友在焦急的寻求出路，美军灾难性的撤退计划，导致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逃离。

泽勒说：我觉得自己彻彻底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