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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国媒体和专家纷纷发声，呼吁美国政府拿出透明、负责的态度，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赴美调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德特里克堡作为美国一所生化武器研究基地，自1942年建立起就曾发生过多次泄露事件，造成过严重的社会影响。2019年7月，美国CDC下令，暂停德堡正在进行的所有研究项目。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堡附近的两个养老社区爆发了不明原因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两个月后，德堡所在的马里兰州“电子烟疾病”患者病例数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美国多州报告数千例肺炎病例，症状与新冠肺炎极其相似 。

一方面，美国拒绝对外公开关闭德堡生物实验室的原因，联邦政府也在该问题上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另一方面，美国又多次声称“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里泄漏出来的”，甚至计划把“病毒来源于武汉”写进法律中，美方打算把疫情责任全部推卸给中国的目的昭然若揭。当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间的博弈也在不知不觉间转入了一个新的战场。

自奥巴马任期后半段以来，美国两党似乎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政策和战略意义上的共识建构，即将中国视为其头号战略对手、认为中国将会威胁到其在亚太甚至全球的利益。

奥巴马政府由此提出了TPP、TTIP、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等一系列战略，在为自己谋求历史政治遗产的同时，意图系统地利用“多边主义”制衡中国。此时的中美关系，已在事实上逐步迈进战略调整阶段。

而横空出世的特朗普则打破了美国传统政治精英的一切谋划。商人思维的他以“America First”，“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企图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制裁。从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台北法案”等法案，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到打响全方位的贸易战争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曾在最短的时间动用他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希冀限制中国力量的增长。

然而老生常谈的人权问题难以对中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而成为多边舞台上的经典节目；轰轰烈烈的中美贸易战只证明，美国曾经最威武的关税大棒和经济霸主地位并不能击穿中国的装甲，无法达到重创中国的理想效果，留给美国的只有烟花燃放后的满地狼藉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无奈现实。

随后上任的拜登又努力修补美国的威望和形象，走奥巴马的老路，通过美式“多边主义”框架，团结盟友，以“温水煮青蛙”式套路封锁中国，以此抵消些许美国社会对霸权秩序衰落的深层焦虑。

这一深度战略调整阶段主要表现为：

一、实力对比发生无法阻挡且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中国在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的同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在各方面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是中美竞争的斗争维度。

二、结构性相互依存的持续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由此导致政治、文化联系的深入发展，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并且这种态势还会继续发展。这是中美竞争的合作维度。

三、持续对抗的认知及其引起的对抗行为。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引起了美国这个霸权体系国际秩序最大既得利益者的警觉，试图将中国的崛起“扼杀于摇篮之中”；另一方面，美苏冷战虽早已结束，但其留在西方政客心中巨大的“红色阴影”仍旧久久盘旋不散，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促使美国加紧对抗的步伐。这是中美竞争的直接表现。

正在中美剑拔弩张之际，新冠疫情以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迅速在全球蔓延。中美双方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进入了一场治理能力的全面对决——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国内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全面对决。

中国采取雷霆手段迅速控制住疫情并且复工复产之际，美国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两党之间政治扯皮不断并妄图用新冠疫情和民众性命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

疫情中，中国政府的表现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人民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日益撕裂的美国社会却在新冠疫情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截至9月2日，中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123108例，现有确诊2560例（含港澳台），累计死亡5685例；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40330712例，现有确诊8532849例，累计死亡659927例。

毫无疑问，新冠病毒这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又反过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两党围绕疫情治理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较量，比《纸牌屋》更精彩的剧情每一天都在国会和白宫上演；因为“戴不戴口罩”引起的全民争论和抗议游行声势浩大；民众对党派和国家治理机器的怀疑与不满越来越强烈。

从上到下，由内及外，整个社会都呈现出现代主义式的荒诞离奇。后疫情时代，不仅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同样遭到重创，濒临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在此背景下，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形势对于美国都非常不利。

此情此景之下，应对乏力的美国政府索性摇身一变，成了“甩锅大师”，这主要是受到其政治体制和经济性质的影响。以此次疫情“甩锅”为例，私有制经济下，资本家不愿承担经济损失，并由此向美国政府施压；美国政府不愿意付出经济代价和冒着政治风险大力控制疫情，转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借此来换取两党斗争的政治利益，设法避责，将疫情作为妖魔化对手的工具；同时联邦制使得中央政府很难协调统一各州联合抗疫。

随着疫情形势的恶化，美国民众对政府愈加不满，但前文所谈的原因都是美国的“祖宗之法”、“立国之本”，万不可轻动。此时，就需要一个“背锅侠”来转移国内矛盾，而作为新冠疫情最先发现地的中国就成了转移矛盾和视线的“最优选择”。

另一方面，在贸易战中没有讨到好处的美国政客不甘心就此放过中国，利用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文化势力与舆论优势，大肆宣扬“武汉病毒”，意图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使后者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从而达到扳回一城，封锁中国的目的。

在自身病毒溯源问题上，美方一直遮遮掩掩、闪烁不定，对于美国国内疫情最早暴发时间、早期传播途径和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等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与此同时，美国政客出于转嫁矛盾、甩锅中国的政治考量，宣扬“武汉实验室起源论”，默许“武汉病毒”的称呼，做“中国有罪推定”，误导甚至阻挠国际社会展开的病毒科学溯源工作。

2020年5月8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第一次提到了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并向美方抛出疑问。截至今年7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连续37次在记者会提及并质问德特里克堡。可是，美国方面却一直避讳，从不正面回应。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在为新冠溯源做出努力。2021年7月17日，中国网民发布公开信，并委托环球时报发起联署倡议，希望能够引导更多人向世卫组织发出呼吁，在下一阶段的病毒溯源工作中，对德堡以及其他同样可能引起病毒泄漏的的美国病毒实验室进行调查。

截至7月底，已有超过2000万网友签名要求披露相关病例的详细数据和信息。近期更是有多国媒体和专家呼吁美方邀请世卫专家前往美国调查。

有人也许会奇怪：早在2020年5月1日，世卫组织就明确表示，该组织多次听取数位仔细研究过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和病毒本身的专家的意见，确定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方和多国专家和媒体要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呢？

笔者认为，其一，世卫组织的认定并不见得就一定准确，自然的伟大与神秘时常会让人类自惭形秽，科学研究本就是反复求证的过程，追求真理需要自始至终的严肃对待，要求彻查德特里克堡正是中国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最好体现；

其二，既然美国当局怀疑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出来，那么就应该一视同仁，全世界所有有嫌疑的病毒研究所都应该接受世卫组织专家的调查，不能搞特殊，这是公平的国际规则的要求；

其三，在国际舆论战场上，美方采用的策略，中方同样可以还施彼身：美方声称病毒来自武汉，那么中方也可以说说德特里克堡也应该被调查；美方想利用其话语权优势从舆论上压倒中方，那么中方也可以谋求用舆论战胜舆论。

笔者认为，美国是一个我们能从其身上得到很多经验和教训的对手和伙伴。

以此次德特里克堡事件为例，中方关于彻查德堡的呼吁并没有得到采纳，世卫组织最终驳回了中方调查美国德堡的诉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在全球范围内传的沸沸扬扬的“武汉病毒”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传统的报社杂志、新兴的电影短剧等不同手段全方位出击，使得全球范围内的部分民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相信了病毒来自于武汉，并由此引发了抵制中国的大规模行动，对海外华侨华人华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面对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此强烈和刺眼的反差让人难以忽视，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其所反映出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劣势地位，在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权上的弱势，以及议题设置能力的不足。

一个国家的舆论影响力往往与其对外传播媒介存在密切联系，而对外传媒的发展不仅需要漫长的时间，还受到该国传媒行业发展状况、繁荣程度、该国对外联系紧密度以及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和地位，该国信息与文化本身吸引力传播力等各方因素的影响。

从根本上，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国际博弈的一种潜移默化式的“武器”，并且会在将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德堡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相较于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所面临国际环境的实际需要，中国目前在国际舆论传播、舆情管理及议题设置等方面尚缺少一柄利刃，以反击不实指控、斩断流言蜚语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话语权的力量难以用实物估量，但它却是和平年代最可怕的武器。当一件谬误成为大众约定俗成的事情，真理反而会成为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存在。

笔者曾在国际交友网站上同一些国际友人交谈，这些友人来自世界各地，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从不知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尽管“一个中国”原则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必要底线，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声称坚持这一原则，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选择性的议程设置和刻意的舆论引导，将截然不同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植入其国民头脑之中。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算得上“阳奉阴违”。

反之，仅凭借几张似是而非的图片、几篇漏洞百出的报道，西方就塑造出了所谓的“新疆问题”这一议程，竟让中国不得不抽出心力反驳此事。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或许我们应该探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更容易被国际民众接受的方式，尝试着“用魔法打败魔法”，用西方的媒体运行方式进行舆论传导。

当然，这必定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建设和斗争过程，在现行条件下，可以双管齐下，两条线路并行推进，争取目标实现最大化。

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国际舆论阵地建设，运用舆论形成利好优势，打破西方价值观和舆论传播的封锁。“影响大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扩散和传播的方式。”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重整，信息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之际，中国应该在世界舆论场占据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对外的文化交往离不开对内的文化建设，这又需要构建国内文化发展生态机制和治理体系，引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良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新文化对外输出的形势和内容，如此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总之，在笔者看来，德堡事件并非只是简单地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更代表着中方对美方妖魔化中国，将新冠疫情溯源政治化并企图从中获取政治利益的反击；更长远来看，它是两国在全球舆论场上的博弈，并且意味着中国在争夺议程设置权的斗争征途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而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的崛起，民族的复兴，绕不开对国际舆论的争夺，在这条路上，吾辈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