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中国东南经济发展模式，极其危险！

按照净上缴中央税收计算，长三角的江浙沪和珠三角的广东，再加福建，承担了“天下税赋”的八成。长期被“抽血”的状态无疑是有副作用的，东南经济运行质量再高，也难免会有“贫血”后遗症。

作为一名财经评论者，这几年很忙碌，也有些迷茫。制造业黑转红、互联网产业红转黑、教培遭“双减”狙击、房地产持续严控……产业政策大幅转向，社会舆论风向也变得风声鹤唳。

所有这些现象变化，都需要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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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税赋八成出自东南

现代社会，财政问题是所有问题的起点，也是所有问题的终点。中国的财政格局一直是个问题，近年来尤为显著。

▲2020年各省市上缴中央税收（图/网络）

2020年中国各省市净上缴中央税收的有八个省市，前五名是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和北京，广东净上缴中央税收7308.3亿元，上海5483.11亿元，江苏4604.8亿元，浙江4396.88亿元，北京3600.64亿元。

“天下税赋半出东南”已不足以说明东南的财政地位。按照净上缴中央税收计算，长三角的江浙沪和珠三角的广东，再加福建，承担了“天下税赋”的八成。其中，江浙沪一共贡献了52%，已经过半。

一言以蔽之，八省市养活全国财政。

这种汲取度，其实是超标的。因为，东南的GDP占比、人口占比与财政贡献度完全不匹配。

以江浙沪三省市为例，2020年GDP为20万亿出头，在中国100万亿元GDP中只占了20%。20%的GDP负担了过半的全国财政支出，这是人类经济史、财政史上罕见的现象。

再看人口，江浙沪三省市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1.4%。这意味着人均财税负担是一个人顶四个半人。

财税占比还只是显性的财政贡献，此外还有全国统筹的社保、对口支援等等。细账就不算了。财税数据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毫无疑问，东南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否则江浙沪20%的GDP占比不可能提供52%的财政贡献，更不可能一个人顶四个半人。但是，长期被“抽血”的状态无疑是有副作用的，东南经济运行质量再高，也难免会有“贫血”后遗症。

再肥沃的土地只种植收割、不施肥施水，也会龟裂贫瘠。公共服务和发展水平的脱节，会造成一系列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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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过高汲取对东南地区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财富的同时，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同步增加，需要相应的财政支出。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提升长期失调，社会问题就来了。

比如最突出的住房问题，全国一、二线城市或多或少都有，但是东南热点城市无疑是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

东南热点城市的房产更有投资价值，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更充裕的民间资金，有人口持续流入的住房需求，房价当然会涨，这对新市民和年轻人而言无疑是苦不堪言的生活压力。

要以政府公共服务解决这些城市的住房需求缺口，就需要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但是，财税高汲取度的压力下，东南地区的公共服务支出其实是不够的。

最典型的是杭州。杭州市的人均财政收入超过13万元，但是市级财政的人均公共预算支出只有1.6万元，浙江省人均财政预算支出是1.7万元。市一级加省一级，统共也就3.3万元，占杭州市人均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满打满算，杭州的总财政收入能够花在本地公共服务的部分也不会超过50%。

杭州20年来三次扩容，基建投入、区域经济开发、民生支出增加都是刚性支出，财政缺口很大，所以土地财政依赖度很高，多年都在100%以上。这意味着土地财政收入和当年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齐平，甚至更高。

这种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杭州政府有多大意愿主动降低土地出让价格？面粉价格高了，面包能便宜到哪儿去呢？

土地财政依赖度高，和房价快速上涨之间，是伴生关系，根本原因就是财政问题。

要打开高房价的结，就要补上本地财政的缺口。杭州的总财政收入当然是足够补窟窿的，但是上缴超50%后还够吗？

杭州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和房价快速上涨有密切的关系。不过，这并不意味没有土地财政依赖的东南名城就没有住房问题。上海、深圳的土地依赖程度很低，但是房价并不低。这本质上还是财政问题。

比如上海的土地财政收入很明显和公共财政支出之间有联动关系，土地收入实际上是“财政预备金库”。2020年受疫情影响，上海财政压力加剧，土地财政依赖度提升到27%，为近十年来的最高值。

这种量出而入的土地财政经营固然避免了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弊端，但是也限制了以大量供给土地抑制房价的动力，讲到底，所以说高房价的根本还是财政问题所致。

至于和住房问题一样备受诟病的医疗、教育问题，和财政的关系就更为直接。既然市场化解决不被政府和公众所接受，那么这些民生问题就要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来解决，那就要匹配相应的公共财政支出。

以东南的经济发展程度，本地财力确实可以承担相应的支出，但前提是财税的自留部分要充足。

2020年上海财税总收入为1.31万亿，净上缴中央税收5483亿，而本地留存为7046.3亿，上缴占比超四成。这一年，上海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的公共服务支出是2525亿。以本地1.31万亿的税收收入的总盘子，把三大保障性分支出增加到5000亿是富富有余的。

杭州、南京、苏州、广州等东南一二线城市都是类似的情形。钱不是问题，钱没花在本地的公共服务才是问题。

大众对“财政账”了解有限，很难理解如此富庶的城市却没有充分的公共服务保障。因此习惯性地质疑经济发展模式，东南经济发展产业支柱——互联网产业、房地产等成了众矢之的，大有否定东南经济发展模式之势，经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

其实，经济民粹主义反发展、反市场、反新兴产业的理由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只不过激烈的情绪引发了情绪的共鸣，形成了舆论的爆发。

比如说，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在东南发达地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互联网产业发达的杭州也好、深圳也罢，制造业都不弱，产业结构很正常。

浙江还有温州、义乌，广东则有东莞、佛山，都是制造业重镇。更不用说制造业整体发达的江苏。中国制造业的精华其实也在东南。

但是，经济民粹主义的爆发是情绪化的产物，事实对他们而言是无效的。就这样，财政汲取度过高造成了东南财政问题，影响到了民生，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舆论的风向，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进而影响了政策。

东南经济发达地区长期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输血，对这些地区的经济长期发展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副作用。

由于区域经济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运作由政府主导，和东南发达地区的市场主导模式之间格格不入。

市场机制的断层，造成了东南的产业和资本无法循着市场的路径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

经济民粹主义者把这个现象视为“市场失效”，进一步强化了话语权。殊不知，阻断东南产业和资本流入的，恰恰是没有充分的市场机制发育。这又是他们所不愿意相信的。

无论如何，舆论再热闹、情绪再高亢，现实问题总要解决。实际上，国家层面早已意识到对东南财政长期极限汲取，对中国整个财政格局而言，不是长久之计，区域均衡发展始终是国家层面关注的方向。

当市场“失效”后，大规模的政策干预应运而生，由此形成近年来的一系列变化。其中的政策思路、政策后果，经济民粹主义产生了什么样的负面干扰，可以进一步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