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不欢迎旧文人

如果刨去汪精卫生命里的最后七年，他肯定能名垂青史。

然而恰恰是生命中最后的七年，他从神坛上跌下摔得稀碎，曾经的革命元老就此堕落成人人喊打的大卖国贼。

汪精卫的本名叫汪兆铭，笔名才叫“精卫”，取“精卫填海”之意，由于文章写得太好，笔名的影响就超过了本名，大家叫着叫着，也就忘掉本名了。

01.

27岁的汪精卫怎么也没想到，本该成就一番惊天动地之伟业的他，竟然被一个随地便溺的北京大爷给毁了。

同盟会成立后发起的六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大批革命党人牺牲。

当时保皇派梁启超讥讽革命党人：“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此时的汪精卫任同盟会最早三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已三年有余，作为孙中山忠实跟随者的他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他认为，清政府腐朽不堪，可国人却越来越相信君主立宪，如果没有一种直接、有效的暴力行动来振奋革命党人的精神，那么中国就完了。

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责任感的驱使下，汪精卫决定不顾孙中山的劝阻，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以明志。

临行前，他写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也就是说，不蒸馒头争口气，这事成也好，不成也罢，我汪某人就压根没指望活着回来。

黄复生和喻培伦感觉这人真是个义士，瞬间也是热血沸腾，决定与其一行七人一同赴京行刺。

本来他们的目标是载沣的弟弟载洵和载涛，准备在他们走出车站时炸死他们，谁知当时清政府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没搞迎接仪式就混在民众之中下了车。

眼看着没机会下手，一行人只好悻悻作罢。

于是他们又把刺杀目标改成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毕竟当时溥仪不过是个几岁的孩童，清廷真正的掌权者就是载沣，只要载沣一死，他们就可以名留青史。

▲醇亲王载沣

为了完成这场刺杀，他们利用京城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上的一家照相馆作为掩护。

经过长时间的侦察，他们准备在载沣下朝时经常抄近路经过甘水桥南面的一座石板桥下面放置炸弹，炸他个人仰马翻。

那是1910年春，溥仪登基刚过两年，黄复生、喻培伦在石板桥下面忙活了好几宿，总算是把坑挖好、把炸药罐埋好了。

结果就在半夜牵电线的时候，被一个起夜的大爷给撞见还顺道报了官，官府根据炸药罐制作者提供的线索，很快就把黄复生和汪精卫给抓了。

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在审讯中，本要一拉引线炸死摄政王、自己也甘愿一死的汪精卫，自觉命不久矣，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慨然，爽快认罪。

此时的他，文人情怀爆棚，一想到即将为革命赴死，留名千古，就慷慨陈词，写诗述怀道：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其中这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还成了当年的金句。

如果汪精卫真在那时被砍了头，他也会像谭嗣同那样名垂史册，可是，肃亲王善耆意识到杀了汪、黄会激发民众对清廷更大的反抗，便决定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从轻发落，安抚人心，只判了个终身监禁。

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他们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

汪精卫出身于浙江旧式文人士大夫家庭，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具备这种自我牺牲之精神的。

然而这种家国情怀使然下的牺牲精神却相当具有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在谈及革命的时候，他往往表现出一死了之、慷慨赴难的烈士情怀，而不愿去想其他更加可行且有效的办法。

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给了汪精卫以最宝贵的生命即可换取最光明的革命前途的错觉，他便把赴难之时视作人生的最高光时刻，这使他总会陷入一味的自我感动中无法自拔，而对现实的态势变化浑然不觉。

这也注定了这个打着文人烙印的政客必然会以悲剧收场。

02.

其实汪精卫的豪言壮语在入狱后并没能持续多久，肃亲王善耆不仅找汪多次密谈笼络人心，还给他配置单间住房，改善狱中的物质条件。

在清廷实施了一系列软化政策后，汪精卫便对善耆由衷地感恩戴德，在政治立场上自然也摇摆了起来，这在汪精卫的狱中生活里反映得尤其明显。

▲肃亲王善耆

狱中的汪精卫“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诗词风格也一改往日的慷慨激昂而变得低迷消沉，他在一首《述怀》长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平生慕慷慨，养气殊非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

这种明显的自我仟悔和自我否定，把小知识分子的软弱暴露无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安抚人心，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

此时，趁势复出的袁世凯想借南方革命的东风，逼清帝退位，并以此把持朝局来和革命党谈条件。

而出狱后的汪精卫，很快成为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一座桥。

经梁士诒和杨度介绍，汪精卫被邀到北京面见袁世凯，袁、汪初次相见便交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袁世凯盛赞汪精卫“勇气可比荆轲，容貌可比潘安”，又称汪是“海内大文豪”，而汪精卫则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公非担任不可。”

▲袁世凯

这商业互吹的水平实在是高！但是光互吹还不够，利益上的互利互惠也要安排上。

为笼络汪精卫，袁世凯指令大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结拜为兄弟，这样袁就可以很容易通过汪把自己的意图传达给南方的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麾下的冯国璋率部攻打汉阳，南方革命军抵挡不住，为挽救危急的形势，黄兴急电汪精卫，汪精卫则转电袁克定，要求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停止进攻，否则取消合作。

袁世凯心领神会，立刻停战，南北议和开始，这下就使汪精卫手上的筹码加重了不少。

由于汪精卫在同盟会身居要职，又做出过谋刺载沣的壮举，所以当时没有人怀疑汪精卫会对革命有二心。

议和期间，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汪精卫开始不顾革命党人的普遍反对，在明里暗里散布“如果革命延续下去，必将招致外人瓜分或引起内乱”的谬论，从而达到推举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目的。

▲南北议和

同年12月9日，黄兴电复汪精卫：“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汪精卫回过头就把这份电文转呈袁世凯。

汪精卫这边为袁世凯攫取大总统的宝座卯足了劲，那边对革命党内部倒是不遗余力地打压。

在1911年底至1912年初，北方的革命党人几次在通州、滦州发动武装起义，身处北京的袁世凯顿时惊惶失措。

为了保证所谓的稳定，汪精卫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四处阻止武装起义，还要求在京、津、保一带的革命党人，应当恪守诺言，不可在停战议和之时有任何行动。

是不是熟悉的味道？有些人的膝盖一旦软下来，一招厚敌薄友简直就是信手拈来！

03.

当时的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反对议和，但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却大力渲染各国列强干涉的恐怖氛围，逼迫孙中山让步。

▲孙中山

举袁心切的汪精卫坚持“项城（袁世凯）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他甚至向孙中山发难称：“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

在舆论的压力特别是革命党内部一些领导人的催促下，孙中山为顾全大局，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位于袁世凯。

国贼袁世凯能如此顺利窃取革命果实，汪精卫真是功不可没。

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后，汪精卫为了彰显一介文人的“白莲花”特质，开始对现实采取超然态度。

他同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组织“进德会”，提倡“五不主义”，标榜“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

为了凸显自己的“清高”和“言行一致”，汪精卫还故意推掉袁世凯力邀的广东都督不当，摆出一副解甲归田、悠然见南山的架势。

可袁世凯不是啥省油的灯，政权巩固后，便开始拿革命党人开刀、翦除异己。

他先是借副总统兼鄂督黎元洪之手，刺杀了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又指使手下在上海车站刺杀了革命党著名领袖宋教仁，震惊全国。

▲宋教仁

为进一步镇压革命党，袁世凯又向五国银行举债2500万英镑巨款，用以扩充军备，贿赂议员，分化革命党，同时，调兵南下，准备向南方革命党人进攻。

而此时的革命党内部仍然举棋不定，直到袁世凯调兵遣将、军事部署完毕，撕破脸皮先后解除了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的职务后，革命党内部才达成一致，于仓促之间发动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作战中的士兵

为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由湖北开往江西九江，南北开始交战，南方各省纷纷打起讨袁旗号宣布独立。

在此革命生死关头，汪精卫却不分是非曲直，貌似公正地呼吁停止用兵，提出“宋案”应由法律解决。

明明对方率先发难，这边刚开始反击，他就赶忙要扮理中客来调停，理由还相当冠冕堂皇，公知的味道是不是有了？

原来在这之前，汪精卫还漂在法国时就听说革命党人即将起兵讨袁，于是就在6月初匆匆赶回上海，立刻与袁世凯的心腹张謇、赵凤昌密商调停条件。

但这时的袁世凯哪里还管他这套，赣督、粤督、皖督说换就换。

对方都骑到革命党人头上了，汪精卫却仍然委曲求全，坚持在广东劝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

7月中旬，无功而返的汪精卫抵达上海，当听说李烈钧已在湖口起兵反袁后，汪极为沮丧地对张謇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不可收拾。”

即便如此，汪精卫还寄希望于张謇等人的继续调停，在调停彻底失败后，他又感到极度悲观绝望，声称“余生可厌，死所未获”。

此时的汪精卫，哪还有一点革命党人应有的气魄？

“二次革命”来得也快，去得也快，独立各省先后被袁军攻陷，9月1日，南京失陷，孙中山转赴日本，“二次革命”失败。

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逐一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却唯独没通缉汪精卫。

逃往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策动第二次讨袁，而汪精卫此时对政治似乎已经心灰意冷，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于9月3日重赴法国。

▲孙中山在日本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

直到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在举国声讨下羞愤毙命前，汪精卫始终没有明确反袁，好一个不离不弃！

汪精卫就是这样好的不坚决、坏的不彻底，没有过硬的实力，却想揽话事人的大局，有人吹捧便信心爆棚，遇到挫折便心灰意冷，在自我感动的情绪中间歇性摇摆不定，在需要担当的时候又往往选择逃避。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中国近代波诡云谲的风云大潮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05.

汪精卫在轰轰烈烈的讨袁行动中作壁上观，似乎要做一个与世无争的文人。但汪精卫是个拧巴的人，六根清净不是他的理想，出世还是入世只不过是他审时度势下的翻覆之举而已。

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其称帝的呼声中于1916年6月6日去世，而汪精卫直到1917年1月才从法国至英国，经挪威和俄国西伯利亚辗转回国。

9月，孙中山成立广州军政府，以讨伐段祺瑞、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汪精卫则出任秘书，并一度代理秘书长，协助孙中山处理党务和军务。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受命记录遗嘱。1925年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

而实际上，在孙中山1923年筹备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汪精卫一开始即持反对态度。

他在孙中山召集的重要干部会上耸人听闻地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指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

但是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继承孙中山的衣钵，在孙逝世后他在表面上还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并一直以孙的信徒自居。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先斩后奏，汪精卫原本决定处置蒋介石，但因为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得到了大部分中央委员的赞同，汪只好作罢。

冲动之下，汪精卫自己辞职，把政权让给了蒋介石，然后如同受气后离家出走的小姑娘一般又去了法国。

1927年4月1日，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遭到了各委员的反对，汪精卫又获邀由法国返回上海重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返回上海之后，即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密谈，蒋当时提出两件事要立刻做，一是赶走鲍罗庭，二是分共。

刚开始，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不作表态，直到最后汪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汪精卫认为，如果以武力清党，会使国民党陷于危险之中，即便是分党，也应该采取“合法”的手段，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而不是采取蒋介石这种立行立办的方法。

汪精卫坚持反对清党，其实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因为他需要借武汉国民政府、苏联以及共产党之力与蒋介石抗衡，当初汪精卫回国靠的就是苏联和共产党主导的“迎汪复职”。

而上海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即使留在上海领导“清党”，汪精卫也只是个傀儡，要想和蒋分庭抗礼，必须依仗当时以左派为主的武汉国民政府。

况且汪精卫只是刚刚海归而来，手中并无兵权，只能依靠掌握军队的唐生智等人的支持。反观当时的蒋介石，不但在北伐中攫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更是手握重兵。

要想压过蒋介石的风头，汪精卫就必须得在自己占上风的领域有所作为，作为被推举上来的国民党领袖，抓不住军权，就得在党权上下功夫。

汪虽然支持分共，但是坚持要按照国民党的纪律和章程来，也就是说要维护国民党的党统，只能依靠会议决定。而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召开党内全体会议本身就是对自身地位的巩固。

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也不得不服，要说玩弄权术，汪精卫真还是思路清奇！

06.

于是，4月5日，当国民党内部还正在开会讨论“清共”的问题时，报纸上却登出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

宣言中称：“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当时与会人员哗然，吴稚晖当即讽刺汪精卫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我看也不见得。”

汪精卫当时十分难堪，随后不欢而散，当晚就秘密乘船去了汉口。

汪精卫到了武汉国民政府没几天，蒋介石就制造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一时间血雨腥风。

▲“4·12”反革命政变

此时，一直以左派领袖的形象出现的汪精卫发出通电，指责蒋介石“既违反中央命令，且与总理扶助农工政策大相刺谬”、“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

然而，时局的变化之快让汪精卫始料未及。

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搞垮武汉经济，使当地物价飞涨，失业人口骤增，人心动荡。

社会动荡又造成武汉地区及附近省的阶级斗争加剧，土地问题使得国民党左派中诸如宋子文、孙科、徐谦等大佬逐渐开始对国共合作产生极大不满，频频 抱怨  武汉“社会秩序紊乱”。

在蒋介石不断地秘密策反下，武汉国民政府许多掌握军权的人物如杨森、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人相继叛变。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共产国际及苏联代表也认为武汉国民政府不可靠，下发了“五月指示”，要求坚决通过农会，没收土地，动员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五月指示”本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事，毕竟这么做会大大侵犯国民党的利益，然而这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告诉了汪精卫。

▲罗易

汪精卫虽然自诩为国民党左派，但内心其实并不认同苏联和共产党的主张，本意无非是想借助共产党一臂之力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本来就认为国共合作不能长久，再加上武汉国民政府已陷入困境，这下一听说要动员共产党员组建军队，直接就掀桌子不干了。

于是，汪精卫召集一干人等经过密谋，于7月15日举起反共屠刀，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其残忍程度，完全不亚于“4·12”反革命政变。

▲7·15反革命政变

汪精卫是善变的，他在乎的是名、是权，这靠的是他的左右摇摆、靠的是他的政治手腕，唯独不是靠的主义、立场和原则。

作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人政客，真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07.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汪精卫起初抗日态度坚决，曾言“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他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但其手中并无兵权，口头的抵抗显得力不从心。

然而，就在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履新行政院院长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寇大张旗鼓地进行挑衅。

▲“一·二八”事变

随着中国正面战场的接连失利，汪精卫被恐日情绪所包围，他认为：抵抗只会失去更多的领土，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与其浪费军力抗争，不如投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刚开始还不敢公开宣扬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演讲中慷慨陈词，号称要誓死抵抗。

但他的内心是畏怯的，在私下里他说抗战是“跳火坑”，说白了就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在他的意念中，抗战必败。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了，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由此可见，他期待的是“和”之后乞得的补偿，至于打赢嘛，那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其实，当时整个国民政府里也到处弥漫着这种情绪，为了取得一个比较体面的求和条件，连蒋介石都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跟当时的日本政府谈判议和。

尽管当时蒋介石的底线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这就相当于放弃了东北、内蒙和华北部分地区，但骄狂的日本人不答应，一边打一边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

就在谈判一直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汪精卫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觉得反正抗战必败，早议和还有筹码，要是等彻底失败了，那筹码就没了。更何况蒋介石议不成的和，他要议成了，那自己就能够力压蒋介石、彻底翻盘。

1938年11月19日至21日，汪精卫派高宗武和梅思平与日方在上海土肥原公馆秘密举行重光堂会谈，确认投降计划：汪精卫经昆明脱离重庆政府，日本政府随即公布日华解决和平的条件等具体过程。

▲梅思平

会谈达成日华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华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归还租界；四、承认日本优先权；五、补偿在华日侨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协定以外的日军，于两国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退。

汪精卫深知日本人的条件无异于剥夺中国的独立自主权益，但开弓已无回头箭，他只能表示“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08.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随从飞离重庆，19日飞抵河内，22日，经日方内部商议通过，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迫于军方强烈反对，声明中删去关于“两年内撤兵”这一重要条款。

28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布“艳电”响应，开始走自己所谓的“和平道路”，打算借助自己的政治名望作最后一搏，击败蒋介石。

艳电一发布，全国立马就炸了锅，他这不仅是从背后狠狠捅了蒋介石一刀，更是捅了正在跟日本人艰苦作战的所有中国人一刀。

此时的汪精卫还打着“为国为民”、“忍辱负重”的幌子，然而很快就被日本方面打脸。

在汪精卫发表艳电5天后的1939年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宣布辞职，新接替的首相平沼对日汪谈判又不甚了解。

加之云南的龙云并没有按照“重光堂密约”的承诺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迎接汪在云南建立新政府。

于是，日本之前承诺汪精卫的所有条件都被推翻，新的投降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中国一切的权益！

这样，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的本质，就昭然若揭。

这一切连跟着汪精卫一起叛逃的高宗武、陶希圣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劝汪精卫，一旦答应了就是千古罪人，得赶紧回头。

但汪精卫本来就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与日方谈判本就是与虎谋皮，一步错，步步错，汪精卫只能由日方牵着鼻子走，硬着头皮签了密约。

没过多久，高宗武、陶希圣从越南跑到香港，把密约内容公布于众，一下子就让汪精卫为自己精心编织的“忍辱负重”、“和平救国”的形象轰然倒塌。

1940年3月31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作为日本“白手套“的汪伪政府，各级组织藏污纳垢，荼毒百姓，即便是在1943年日本颓势愈发明显后，汪精卫依然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甚至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

▲左三东条英机、右三汪精卫

在当汉奸的道路上，汪精卫选择一条路走到黑。

1944年，汪精卫病逝于日本，临死前他悲绝不堪，写词述怀：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尾声

早年的汪精卫，崇尚的是荆轲刺秦的侠客精神，追求的是牺牲一人之生死、拯救家国于水火、唤起万民之警醒的境界。

在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特为此撰《釜薪论》。

他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他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

而汪精卫的死忠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

汪精卫这样的人，就是总想逞一时英雄，图一时之快，认为革命应当如同刺杀一般一蹴而就、而不是滴水穿石……

汪精卫总说到一句话：“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陶醉在“自我牺牲”的情绪中。

胡适对此曾有这番评论：“精卫以烈士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情结’之累，‘烈士情结’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以做，都不会错。‘我命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

对汪精卫这种行径，其实毛选中有一段讲的非常对症：

“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作为知识分子的汪精卫，他缺乏阶级立场，既不满于统治阶级的飞扬跋扈，又瞧不起底层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没有有力的阶级支持，又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担当和手腕。

他在早年时空有革命的浪漫激情，却没有踏实做事的恒心和耐力。

在一举成名天下知后，却又盛名之下实力不负。在政治斗争中被时时压制而又心有不甘，拧巴了一辈子，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甚至被人挫骨扬灰的结局。

然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作为一介书生的汪精卫，好名而急功，心高而才疏，居高位而德不配，精内斗而惧外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走向毁灭才怪。

如果我们仔细翻看汪精卫的一生，就会发现这个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坚定的革命者，也不配身居高位做一个有头有脸的合格政客……

汪精卫，充其量就是一个披着新时代外衣的旧时代的知识分子。

而历史的胜利，从来都不会属于这种浑身文人病的旧知识分子。

无论在任何时期，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都将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