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新疆“反恐展”血腥场景不重现，靠他们！

木拉提在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踩点的地方接受记者采访。范凌志摄

从以往恐怖袭击频繁发生，到如今已经四年多未发生暴恐案事件，新疆是如何做到的？这是《环球时报》记者此次到新疆采访最想弄清的问题，在参观当地的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展览，翻开那段血泪往事，问题的答案就摆在眼前：木拉提所代表的广大反恐干警的无畏奉献，新疆干部群众的勤恳和付出就是这片热土重归安宁的理由。

7月20日古尔邦节，新疆和田的群众在当地网红打卡地——团城载歌载舞欢度节日。范凌志摄

如果还无法完全理解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的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是怎样的噩梦，那么，去乌鲁木齐及各地州参观当地的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展览（下简称“反恐展”）是必须补的一课。但前提是，你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环球时报》记者曾多次在新疆看“反恐展”，但每次参观前仍需进行一些“心理建设”。看展时，人们常会不自觉地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那是一种下意识地防范，直面血淋淋的画面，大多数人都很难忽略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不适。

“外宾参观后的反应各不相同，大多是震惊，还有人流下眼泪。”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反恐展”也是到访外国媒体、使团了解新疆，认清美西方炮制的“镇压”“种族灭绝”谣言的一面窗。也有让这位工作人员特别气愤的外国参观者：“有的西方记者拒绝参观，说什么这是‘道德绑架’，参观会扰乱他们‘客观’的判断。我当时真气得想骂人！他们只想报道自己幻想出来的新疆。”

心理冲击只是第一印象，细观内容，从1990年“东突伊斯兰党”组织策划的巴仁乡暴乱到2016年12月28日，4名恐怖分子驾车冲入墨玉县县委院内，“反恐展”对主要暴恐案件按时间顺序进行梳理，脉络更为清晰。《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这26年中的暴恐案事件呈现两个相对集中时期，分别位于“911”事件之前和“7·5”事件之后。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反恐问题专家李伟认为，“911”事件导致全球反恐认知和趋势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对包括“东突”势力在内的恐怖组织起到一定遏制性作用，“但可惜的是，这个阶段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恐怖组织看到国际反恐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西方的‘双重标准’， 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恐怖活动作为谋求他们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所以‘东突’势力认为只要他们针对中国发动恐怖袭击，就一定会得到西方的支持。”

正如李伟所说，一些恐怖组织头目在2001年之后纷纷“改头换面”，比如2004年成立的“世维会”标榜自己“非暴力”，但其前身“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世青会）”就被我国认定为恐怖组织，“世维会”头目多力坤当年也是“世青会”高层。公开资料显示，“世青会”主要头目、下属组织极力从事暴恐活动，其下属组织“东突厥斯坦青年联盟”曾实施过多起暴恐案，“臭名昭著的‘世维会’成立后，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渐渐形成一个高潮。‘7·5’事件后，国内恐怖袭击事件进入频次和规模都非常高的阶段，这是因为国内外‘三股势力’的勾结更加紧密。”

“反恐展”中一个数据反映出境外势力与新疆暴恐案件之间的关系：2014-2018年，涉网危害安全情报和截获的暴恐音视频数量经历了一个“剧增——剧减”的过程，均在2017年时达到顶峰：分别为27211件和4473件，这与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开展的节奏几乎完全吻合。

“2014年到2016年，大量恐怖活动不断发生，所以‘三股势力’在网上密谋的动作也很多，导致我们获取的相关情报也呈现一个大量上升的趋势。”李伟说，2017年以后，由于新疆采取了强有力的反恐与去极端化措施，“三股势力”在境内活动被极大遏制，因此相关涉网危安情报数量也会呈现断崖式下跌，“相关情报的数量和国内安全形势、暴恐案件的数量成正比关系。”

相比于明里、暗里的暴恐活动，还有一个群体的存在更具破坏力，曾几何时，他们充当“三股势力”的“保护伞”，这就是“两面人”。曾参与莎车“7·28”暴恐案处置的艾力西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努尔麦麦提·吾布力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就对莎车县“两面人”、原县长艾海提·沙依提予以揭露，“艾海提·沙依提自称是‘莎车王’。当时他为有极端思想的人员提供便利和活动场所，导致他们渐渐做大，甚至发生交通事故、婚丧嫁娶都由“宗教人士”插手，当时社会风气非常糜烂。”

图：努尔麦麦提手指的方向，就是当年暴徒跟公安干警对峙的地方

“据我了解，‘7·28’暴恐案发生前，艾海提是提前接到线索的，但他没有向上汇报，为的就是让暴恐分子做成事，由他来镇压，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官位。”努尔麦麦提说，艾海提·沙依提非常自大，“我们这些干部一般是接近不了他的，一次我在国保大队处理案件，当时牵扯到一个‘宗教人士’，他直接给我打电话问‘你想不想当国保大队长了？你把宗教人士全部处理掉了，清真寺谁来做礼拜？’公然干预执法。他电话挂掉以后，我给我的主管领导汇报，后面我们还是依法对相关人士进行处理。”努尔麦麦提说，艾海提·沙依提为极端势力充当“保护伞”的作用。在他的助推下，莎车的极端主义进入有史以来最泛滥的时期。

如果说艾海提·沙依提只是小角色，那么此前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中就提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委原副书记希尔扎提·巴吾东堪称“大老虎”。让《环球时报》记者惊讶的是，在“反恐展”两面人的案例展示中，希尔扎提·巴吾东只是一例——像他这样的反面案例，占据了一小面墙。

“反恐展”的全景式展现让人对暴恐案件频发的过去有清楚认知，而要搞清“新疆是如何重归稳定繁荣的”这样宏大的问题，听听普通干部群众的故事是个不错的法子。记者脑中首先跳出反恐干警的形象，曾经单枪匹马潜入暴恐分子窝点的木拉提·西日甫江一定会给出他的答案。

2014年4月23日，根据警方得到的情报，一伙暴恐分子制作爆炸装置，准备在多点实施暴恐活动。暴徒在自己居住的窝点周边也放置一些炸弹，如果事情败露，就准备和处置干警同归于尽。当时木拉提带队去进行处置，负责踩点，“为了把这个窝点的房子和院子摸透，便于围捕，凌晨4点多，我自己一个人从房子后面的麦地慢慢匍匐前进，进到院子里面观察环境，最关键一点是，必须要把埋在地下的炸弹位置找到。”

在木拉提的带领下，《环球时报》记者来到当年暴恐窝点所处的位置，该地位于和田市以西大概40分钟车程的地方，虽然当年的房子已被拆除，但还能看出大致轮廓：整个院子相当于三居室的面积，前临公路，后边是农田，左右两侧都是民居。

木拉提告诉记者，那次竟从这小小院子搜出200多件爆炸物，“里边还有威力很大的汽油炸弹，是用液化气瓶做的，杀伤半径应该能到20到30米。因为天黑，我只能用手摸院子的地面，发现一个松软的地方，就找一些砖块作标记轻放在上面。”就这样摸查了一个多小时，木拉提才出来，把院子里的情况告诉指挥部，“从接到情报到处置完毕，前后花了约11个小时。”

“为什么我要自己去？因为我是支队长，有经验，其他同志还年轻，另外去的人多了也容易被发现。”木拉提告诉记者，当时他不觉得害怕，但回来之后觉得后怕，“我爱人开始不知道，后来才从新闻上知道，她当时就哭了。”妻子所担心的事是真实的，木拉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16年11月，境外暴恐组织“东伊运”在网上发布一条悬赏令，骂他是“叛徒”“异教徒”，并用100万美金悬赏他的人头，“我听说后第一反应是笑了，这说明我们打到他们的痛点了，打击他们的决心更增强了，我想对他们说‘我等着你们，来！’”

在此前的新疆反恐纪录片中，木拉提在面对镜头时都没有打马赛克，在被问到为什么时，木拉提说，确实有亲友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三股势力’对我们中国带来的危害，大家都看到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必须要站出来和他们战斗到底。我不怕，因为各民族群众是我的强大的后盾。”

采访结束后，木拉提说他还要去办公室值班，这一刻，普通新疆干部的平凡气质突然回到“大漠猎鹰”的身上。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斗争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的过程中，并非只有与暴恐分子的狭路相逢，更多的是广大新疆干部群众的勤恳付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言人徐贵相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新疆形势的根本性转变来之不易，除了需要一整套有效的政策措施之外，还需要去贯彻落实，执行到位，这个过程离不开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关于前些年“三股势力”内外勾结产生的恶果，李伟对《环球时报》记者提到一个变化，“国际恐怖势力往往都是打着‘宗教’旗号来进行极端思想宣传，而原来国内一撮民族分裂分子是以所谓‘民族认同’作为蛊惑青少年的主要极端思想依据。随着和国际恐怖势力的勾结，这种极端思想就由打着所谓‘民族主义’的旗号向打着所谓‘宗教’的旗号转变，最终变成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这样一种极端意识形态，所以我们看到，‘7·5’事件之后自杀式的恐怖袭击增多了，这也是中国新疆为什么在反恐斗争的同时也进行去极端化斗争，把去极端化作为非常重要的方面。”

而对于那些曾经发生过暴恐案件的地方，去极端化工作则更考验基层干部的耐心和智慧，努尔麦麦提·吾布力是莎车县艾力西湖镇镇长，2014年，莎车发生震惊世界的“7·28”暴恐案，时任莎车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的他参与了处置行动，并在行动中身负重伤。然而，对他来说，最大的考验是自己担任镇长后，如何跟当地百姓拉近距离，去除他们脑中的极端思想。一位当地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年的暴恐案参与人员众多，当地周边几个村子很多家庭都卷入其中，酿成悲剧，而这也大大提高了当地去极端化工作的难度。

图：原艾力西湖镇派出所办公楼上，仍然可见弹孔

“听说让我来当镇长，当时一是紧张，二是有点懵。”努尔麦麦提笑着说，毕竟自己从参加工作到2017年都是在公安系统，基层工作经验比较缺乏，有“能力恐慌”，“但是后面我又在想，组织为什么把我放到这儿？我领悟到，作为一个维吾尔族党员干部，对当地风俗历史非常了解，同时可以发挥语言优势，另外，我从事了18年的公安工作，自身的法律素质相对比较高，到这来有利于开展普法宣传，扭转这里‘认教不认法’的局面。”

努尔麦麦提说：“当时，我们艾力西湖镇干部首先在思想上确立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不根治镇子里的极端化氛围，各项事业就都发展不起来，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路会受到阻碍。”

“刚开始到村里边去入户宣讲的时候，我们距离一名妇女家门口有将近5米远时候，她看到我们，立马把门关上，锁掉就走了。还有一家，院子我是进去了，但是进去了以后女主人把我当成空气，既不理我也不管我，我跟她说话她也只顾干自己的事儿。”努尔麦麦提笑着跟记者谈起当年自己吃过的“闭门羹”，他说，自己一开始很生气，“但后来想一想，正因为一些群众文化素质和觉悟不高，才需要我们干部去引导、教育，我就利用自己语言的优势不停去跟他们见面，将心比心，给他们讲明白利害关系，从他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包括农业生产、就业，乃至于吃住行全方位进行帮助，排忧解难。慢慢的群众从排斥我，不理我，把我当空气，到后面慢慢认可我了。因为跟着干部做，和他们之前所干的事比起来，效果是天壤之别。跟着党走，生活会越来越好。”

近年来，“访惠聚”“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已融入新疆干部群众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记者在新疆采访时恰逢古尔邦节，“去亲戚家过节”是当地干部假期清单里必不可少的行程。而对驻村干部来说，几年下来晒黑只是起步，掌握一肚子农林知识才算及格。

“我们的工作不能仅仅从新疆自身去理解，很多工作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首先要有政治责任感，要抱着使命感去对待工作。还有就是要讲党性，要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徐贵相说，这不是空话：“为大局着想，为新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着想，大家都认同，这也是新疆干部队伍战斗力比较强，勇于打硬仗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