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远不止召回大使

立陶宛，远不止召回大使

9月3日，立陶宛正式宣布召回其驻华大使。自2021年3月以来，立陶宛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晓以利害，跟随美欧在新疆、台湾等问题上反复挑衅，于2021年8月宣布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实质为‘大使馆’”的“代表处”。

立方公然同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此，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方撤回驻中国大使。

这一事件是立陶宛敌对中国的表现之一。其实早在2019年起，这个国家就开始不断向中国挑衅、试探。从所谓“潜在安全威胁”，到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从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经济合作的“17+1”架构，到如今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立陶宛的行为令很多人感到疑惑。为何立陶宛这个和中国相隔甚远的中东欧国家忽然跳出来反对中国？

一国外交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基于国际局势和国内政策。这一看似是中立两国间外交关系的事件，实际上则涉及一个较为复杂的关系场。本文将从国际局势与立陶宛国内情况两个大的层次对这些关系进行一个梳理，从而对这一事件进行评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之上对当今世界的趋势进行预测。

在立陶宛脱离苏联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与邻国的关系谈不上多么紧张。然而自立陶宛新执政党上台以来，立陶宛同邻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同时也成为了欧盟成员国中反华的“一线力量”。理解立陶宛新上任的领导人团体及其国内状况，对于分析其外交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领导人方面，2019年独立候选人瑙塞达当选立陶宛新一届总统，2020希莫尼特成为立陶宛新总理。新任的领导班子在亲近欧美，反对中俄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同时，这一新执政联盟还有着野心大、自我意识强烈、关注眼前利益的共性。

首先，新一届总统瑙塞达出身经济学家，从学者、教师的身份一步步走入政界，足以见其野心。不依靠党派与政治背景而当选总统，其主要依靠的，是社会舆论与经济手段。

在社会舆论上，商界人脉以及旅德留学期间积累的西方国家关系是其重要助力，这使得其对于欧美的倾向性更为明显，从其“基于价值观发展外交活动”等迎合拜登“价值观外交”的言论中，能够明显看出对美迎合的意味。

此外，瑙塞达长期在电视节目中发表经济评论，在立陶宛几乎家喻户晓，这也使得其经济学家的身份深入选民心中。结合疫情之下经济的下滑，民众必然赋予其极高的希望，望其能够助力恢复经济，并解决由此引发的国内社会矛盾。

然而，现实表明，解决立陶宛的经济问题并非易事，自2019年这位总统上台至今，立陶宛的经济并未有所好转，反而有着进一步下滑的趋势，社会也愈发混乱。

正如西方惯用的手段那样，无力解决经济问题的总统为了缓解民愤，往往需要用一些政治手段来吸引民众注意力，而对中国叫嚣便可以看作其激进的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转移国内群众对国内经济下行的关注和不满情绪，尽管事实证明总统并没有达到这一效果。

在党派方面，2020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党成为了第一大党。而这一党派的言论与行为是相对激进的。

在2020年11月，立陶宛曾发布过“我们将捍卫从白俄罗斯到台湾的世界各地为自由而战的人们”的表态，彼时尚在竞选中的希莫尼特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立陶宛新政府不仅关注该国边境周围的情况，还将“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事”。

从其表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新一届政府的野心，以此也可以佐证对其试图以台湾事件增强其在欧盟内影响力的论断。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届政府又充分习得了欧美的善打“自由”和“人权”牌的伎俩，其对欧美的倾向性也是可见一斑。然而，当“疫苗通行证”等政策出台，再看看当下立陶宛的国内混乱，其所谓的“人权牌”最终还是沦为贼喊捉贼的笑话。

谈及国际局势，当下的中美博弈是逃不开的大背景。

自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后，随着西方发展速度的下降和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一直以“天下第一”自居的美国对中国产生了难以抑制的焦虑。再加上从始至终意识形态的对立，民粹主义的诞生，西方国家政治危机的出现，使得西方对中国敌意加深。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更加紧张。从“贸易战”、“科技战”到所谓“疫情溯源”，从“脱钩”、“疫苗外交论”到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挑衅，凡此种种，无不显示着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愈发凸显。

在美对中国的施压中，主要涉及到经济，科技和安全三方面。在经济上，面对同中国贸易的逆差，美国也发动了贸易战，在多个产业及关税方面对中国进行压制。在科技上，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如遏制华为，限制芯片等，在人文科技上营造“脱钩”的趋势。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安全问题上，美国的行为对世界的格局产生着影响。特朗普政府扩展了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导了所谓“印太战略”，试图联合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对中国形成环抱之势。

自拜登政府上台起，美国更进一步强化了其同欧洲以及澳、日、韩、印度等亚太地区盟友的关系，并试图更进一步地迫使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明确站队，这为中国同周围国家的关系与合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世界的自由开放受到破坏，冷战思维再次复辟，这一切都使得中美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同时也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面对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选边站队”成了高悬于各国头上的一道“送命题”。理论上，所有国家都不愿轻易做出选择，尤其是自身体量规模较小的国家，由于其承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将更倾向于保持相对观望的态度。这是由国际体系结构决定的。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原理，逆国际体系结构而动的国家将会招致损失，而立陶宛就是这样一个体系结构中的“逆行者”。

欧洲的分裂趋势也是一个关乎欧洲各国行为的话题。欧盟的成立，最初目标是和平，这也的确为欧洲带来了维持70多年的和平。但在近来的世界局势变化下，欧洲面临的一些问题成为了破坏其内部团结性的因素。

首先，欧盟政府的责任感与透明度不足导致其公民对欧盟各部门的信任有所下降，这表现为欧盟的投票人数不断萎缩。

此外，自2015年以来，难民问题始终困扰欧洲，尤其许多边境国家因为接收难民而平添负担，但不少综合国力相对较强却地处欧洲内部的国家却并未承受如此重担，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内部的矛盾。

另外，在美国的参与下，东西欧也出现了分歧。随着欧洲实力的提升，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不少如法德这样的老牌国家已经有能力不再止步于受美国保护与威胁，欧洲有能力组建自己的较为强大的国防军，更加有能力也有意愿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员。

与此同时，包括立陶宛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却始终认为依靠美国来抵御俄罗斯并依赖美国扶持实现自身发展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因而更加抱紧美国的大腿。这一切都助长着欧洲内部的分裂力量与趋势。

结合欧盟成员在加盟后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欧盟大大增强了欧洲的实力，造就了今日欧洲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强大。

长远来看，欧洲的一体化以及和平局面必然是欧盟需要努力维持与修复的。如今的欧盟也的确在安全、认同和稳定性等方面做着努力，只是在美国的介入下，这条路还会很长。

再来看看立陶宛的外部环境。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支撑立陶宛不断挑衅中国的原因，在于其背后较为复杂的关系场，其中包括：立中关系，立俄关系，立与欧，美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从其外部关系的角度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理解立陶宛与中俄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立陶宛在这一次事件中选择了对与其并无过多关系的中国进行挑衅。

立陶宛和俄罗斯在历史上有着很复杂的关系。历史上，立陶宛曾有过辉煌的时代，甚至在14、15世纪的立陶宛大公国曾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然而立陶宛的邻国，尤其是俄罗斯，对其影响很大。16世纪中期，立陶宛大公国在和俄罗斯大公国的不断冲突中被瓦解，即便在1569年同波兰联合成立王国一时重振威风，但很快又被俄反攻，再一次走向衰亡。

18世纪被沙俄、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瓜分彻底一蹶不振，再加上后来又被多次被苏联军事占领的经历，令立陶宛动荡不安。趁苏联出现危机独立后的立陶宛，很快加入了北约和欧盟，彻底倒向西方阵营。

历史上不断被俄侵占的经历，苏联时期的高压政策和对俄施加地区干涉（如南奥塞梯事件、克里米亚事件、乌克兰东部冲突等）的恐惧，加之立与俄无可改变的地缘因素，更使得立对俄处于长期戒备状态。

此外，立陶宛主体民族立陶宛族占80%以上，信奉天主教，在民族占比和教派上与俄也有分歧。这些因素都使得立陶宛始终将俄罗斯视作“无法调和的敌人”。

我们再来看一看立陶宛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自立陶宛宣布独立的第二年，中立双方即宣布建交。2009年后，欧盟的危机难以控制，立陶宛等国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发展空间，此时，其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双方的合作成果中，值得一提的有2015年以后两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即“17+1”）展开的合作，以及2017年11月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维系中立关系的，想必就是欧盟的危机和其对“17+1”的期待了。

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17+1”架构合作为中东欧国家带来了很多机遇，在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也做了不少贡献，中立之间的贸易往来却显得有些“不温不火”。

在立陶宛的贸易伙伴排名中，中国仅仅排在第7位，以立陶宛同中国在2020年1至7月海关总署全球贸易监测分析中心的贸易数据为例，中国与立陶宛双边贸易总值为12.8亿美元，增长6.3%。其中，对立陶宛出口10.1亿美元；自立陶宛进口2.7亿美元。贸易顺差7.4亿美元，收窄6.4%。同中国在中东欧17国仅一季度就达301.3亿美元，一年高达1034.5亿美元的亮眼成绩相比，中立之间的贸易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相互依存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中立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并不算高，对立陶宛而言，即便关系破裂，所需付出的代价也还尚可承受，因而其并不十分忌惮同中国关系破裂而导致的后果。而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本就处于西方阵营之中的立陶宛会作出倾向美国一方的立场抉择，也实属意料之中。

而面对美方执意采取遏制中国的策略以及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竞争的愈演愈烈，立陶宛的新执政党又笃信着“朋友的敌人是敌人”和“敌人的朋友是敌人”的误区思路，而这样的思路会严重误导立陶宛在处理中立关系中的敌我判断，这或许也是其同邻国关系恶化同时激进地同中国作对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增量市场，其未来潜力极大，尽管当下中立双方贸易额不大，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方贸易额都呈上涨趋势，中国在立的投资增加，企业雇员本地化也会成为解决当下立陶宛国内就业的一个重要助力。

从长远的角度看，如今立陶宛的行为无疑是目光短浅的。而长期以来习惯于接受欧洲和美国的“施舍”而留下的惯性思维也会催化其对中国的敌视。以舍弃同中国的未来合作为代价以“表明忠心”，讨得美国的欢心和“更多施舍”，这在立方看来似乎也并非是不合情理的行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立、欧、美的关系，这对于我们理解立陶宛的真正站位有更进一步的帮助。

在欧洲分裂的趋势之下，中东欧国家立陶宛同西欧也产生了裂隙，其在欧盟的边缘化愈发明显。

立陶宛本身的市场小，生产力与发展空间小，在疫情冲击下失业率高企，近年来其人口以每年三万人的速度虹吸式流向西欧，从二十一世纪初的350多万人，到现在仅剩280多万人，劳动力与生产力的流失使得立陶宛面临着更严峻的现实状况。

然而对此，西欧并无反应，甚至仍要求其接收难民，欧俄关系的缓和也令这个夹在欧俄之间，发誓与俄为敌的国家感到尴尬。这些都使得立陶宛在欧洲的地位受到更大的打击。

除欧盟外，更为稳定的“靠山”便是美国。首先在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的时候，美国就一定程度上“帮过忙”。第一，美国从未承认过苏联对立陶宛的吞并。第二，在立陶宛宣布独立的时候，老布什总统表示要尊重立陶宛自己的选择。

2002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又宣布“任何与立陶宛为敌的，同时也是与美国为敌”。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国家，在听闻美国此番“真切承诺”后，如获至宝地将这句话写在了本国的市政办公厅外墙上，这也足以见得立陶宛对美国靠山的渴望。

正因小布什的这句话，立陶宛似乎便认定其与美国之间有着某种“亲密关系“，因而对美国言听计从。在2004年，立陶宛加入北约后，在外交上便以美为首。于是，立陶宛便开始了虽然身在欧盟，实际上却抱着美国大腿的日子。

这种状态的确给立陶宛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但事实上，这些利益仅仅是美国对欧政策转变的附带产品。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采取施压的方式企图迫使欧洲站队，然而美国的的持续施压（如要求西欧以2%GDP交军费，去年4月宣布的11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波音空客双方补贴争端等）反而使得西欧与美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因而对于同西欧矛盾不断上升的东欧国家的拉拢成为了其试图将欧洲分而治之的手段之一。

在此期间美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支持（如能源进口多元化，十亿美元的三海倡议注资，从7.89亿美元涨至65亿美元的欧洲威慑计划部署等）也的确让这些东欧国家吃到了甜头，增加驻军，建设“宙斯盾”等防御俄罗斯的机制更是深得中东欧国家的欢喜，这种拉拢式的“施舍”与大哥对小弟的“袒护”显然比立陶宛在世界经济中为获取竞争优势而苦苦挣扎来得舒服，这使得夹在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中东欧小国们对美国产生了倾倒性的依赖。

然而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对欧洲态度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为了对抗中国，美国需要拉拢更为有力的盟友与合作伙伴，以构建“对华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西欧老牌发达国家的价值显然高于尚靠美国扶持的东欧诸国。

因而拜登政府将重点从中东欧重新移回到与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的协调合作上。从英美、美欧的双边峰会，到七国集团和北约的多边首脑峰会，美国正试图全面恢复其在西欧的影响力。

结合立陶宛，欧洲和美国的关系，疫情后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我们不妨做出以下推断：

第一，立陶宛此举，除了表明着其坚定跟随美国的态度，或许也有彰显其存在感和政治价值的意味。不能排除立将推动反华政策作为其政治资本，意图扩大其在欧盟中的影响力；

第二，从事件中欧盟的态度来看，尽管立陶宛在欧盟的边缘化是既定事实，但其毕竟是欧盟成员国，欧盟为了维护受疫情冲击已经摇摇欲坠的“一体化”不得不做出维护立陶宛的表态，这或许也正是是美国逼迫欧洲“选边站队”的一步棋。

在未来中美博弈的持续进行下，我们同欧洲、美国之间仍有一场拉锯战，虽然中国和立陶宛当下并无太多的直接经济利益，但中欧关系事关大局，双方应当妥善处理。在美国的介入下，中欧的友好合作任重而道远。

第三，可以注意到，美国虽然不能够公然允许台湾当局驻美机构改名，但美国在中国发表声明后立即支持立陶宛，可见美国一方面接受了立方的讨好，另一方面也是有意利用此事在台湾问题上再一次试探中国的底线。

立陶宛，作为一个小国，在这个事件中所做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的权衡。但是，这一次立陶宛对于利益的权衡或许并不明智。

从历史经验来看，2016年的乌克兰全身投靠欧美却终究被内战击垮一蹶不振；九十年代的马其顿在台湾问题上同台独分子、欧美政客沆瀣一气，却落得国内局势紧张的局面；1992年的拉脱维亚在台湾问题上作梗，最终以向中国道歉收场。

再看到今天的立陶宛，当局在国会中并无太多的支持力量，疫情的冲击，经济的困难也引发着社会的极度不满，尽管当局试图用政治手段对中国污蔑、骚扰来转移群众的注意，但其在经济上的无能与不作为仍旧无法解决问题。眼下，立陶宛国内游行，矛盾激化，其却仍在中国、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招惹事端。一心投靠欧美、面临内忧却还在外惹是生非，相信终有一天立陶宛会自食苦果。

其实在相关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侵犯与试探的国家并非少数。如今立陶宛的行为变本加厉，试图引发其他蠢蠢欲动的小国的“破窗效应“；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向他们所选定的“欧美队伍“表达立场。

然而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的格局将会有一场大变革，欧美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而在一带一路的带领下，众多国家之间的合作往来仍在努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付诸行动。

立陶宛的行为无疑是在断送许多未来拥有巨大潜力的合作者，长远来看，立陶宛只会将路越走越窄。

这一次，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召回大使。面对台独政客、美国以及立陶宛共同策划的这一起政治操弄和对中国底线的无耻试探，中国以果决反应坚定回击，并告诉世界：

第一，中国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拥有坚定不移的决心；

第二，试图侵犯中国，试探中国底线的，必将受到严正的制裁。这是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再度画明红线，以警示其他蠢蠢欲动的国家；

第三，中国不怕任何势力的胡作非为，试图用这些丑恶招式来威胁中国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一次次地证明着，他们的行为只会一次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