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变天的启示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了首都喀布尔，准备重新接掌阿富汗这一国家的权力，此刻距离美国自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结束塔利班的上一个全国政权，以反恐的名义试图“改造”这个内陆国家的最初军事行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间的阿富汗，接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世俗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安全部队，却不曾真正改变这个国家极为复杂的宗教与社会现状，而最终塔利班在美国与北约盟友集体撤离的大背景下，迅速掌控阿富汗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于这个国家则意味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阿富汗历来被称为是所谓“帝国坟场”，试图完全掌控这一地区局势的大国最终都遭遇了可怕的惨败，而美国人这一次虽然打着“任务完成”的旗号离开，却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印证了过去二十年的一无所获，眼看着即将成为又一次“帝国坟场”的注脚。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阿富汗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2020年2月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政府与塔利班进行了与阿富汗政府无关的、有关阿富汗未来安排的谈判，并达成了撤军协议。当时的特朗普政府，一心只想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他认为的，美国不必要的海外军事行动开支，结束那些他认为毫无意义的海外军事行动，“让士兵回家”。谁曾料想，这一纸至今都没有公布全部细节的协议，成为了阿富汗如今风云突变的导火索。

仓促离开的美国：帝国的溃败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当然不是第一位处理阿富汗撤军事务的总统，2021年1月，随着特朗普在大选中败北，极不情愿地交出权力，拜登就成为了如今真正要处理阿富汗撤军事务的负责人。

早在两年前，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就已经做好打算，开始着手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计划。2019 年 12 月，国会成立了阿富汗研究小组，负责为阿富汗的和平过渡提出政策建议。经历与塔利班漫长的谈判，在去年2月份，这份协议终于在美国和塔利班双方见证之下签署，一时间轰动全球。当年是美国反恐战争首要对象的塔利班，如今竟能坐在谈判桌前与美国人讨价还价，协议的白纸黑字上都是特朗普政府对塔利班的承认意愿。

另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一份报告，在达成协议时，美国在阿富汗有大约 1万3千名士兵。当时的代理国防部长宣布，美国将在 2021 年 1 月 15 日之前将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减少到 2500 人，在特朗普离开之时，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也顺利履行了这一协议。此刻美国人表现出了要迅速撤出的强烈意愿，甚至不顾阿富汗政府反对，直接向塔利班承诺释放5000名被关押的塔利班士兵，还向时任阿富汗总统加尼施压要求尽快履行美方的承诺。

拜登上台后要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局面，等待美军撤出的塔利班已经迫不及待，而阿富汗政府则上下一片茫然。起初的拜登政府似乎并不想接受“帝国”在这里的迅速溃败，于今年4月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全部工作将于5月1日开始，并在 9 月 11 日完成，以“美国不会仓促退出”的理由，与当时和塔利班协商的时间节点产生了延迟。拜登当时信誓旦旦称，美国训练和装备了超过 30 万阿富汗人的常备部队，并且阿政府军“将继续为阿富汗人英勇作战”，但他没有说出的是，属于美国人为阿富汗建立基本安全保障的时刻，在2021年不可避免要走向终结。

然而美军在阿富汗的撤军工作终于还是加速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撤走了几乎所有力量。

7月6日，美国军方称已经撤出了其最大的军事基地巴格拉姆机场，到8月，大部分美军部队已经完成了撤离，看起来似乎美国可以“全身而退”，然而此刻才是“帝国溃败”的真正开始。8月15日，在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的同时，美国和西方各国紧急撤离所有美国外交和商界人士，此时逗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共有约15000人，谁曾料想最后剩余的其他人员以及平民，成了此次撤离行动的最大败笔。从八月中旬开始，喀布尔机场陷入一片混乱，一边是仓促准备撤离的西方人，另一边还有众多希望美国人撤离时也一并捎上的阿富汗民众，如此状况逼迫本来几乎完成部队撤离的拜登政府，反而又向喀布尔机场增派了部队来“保证人员撤离”。

8月26日，混乱多日的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了爆炸袭击，造成包括美军士兵在内上百人伤亡，进一步印证了美国人在最后撤离时的溃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美国人还没有完全离开，极端恐怖势力就已经重新找上了门，当年美国人最初进入阿富汗的反恐目的，在美国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之后造成了一种成功实现的假象，却在之后促生了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等更多极端组织的快速发展。美国人仓皇的逃离，无法掩盖“帝国”在这片土地上的彻底失败。

塔利班的攻城略地：重掌局面

二十多年前塔利班掌权时所实行的一系列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的保守举措，在阿富汗社会投下了阴影，也在国际社会上留下了极为负面的记忆。从世界遗产巴米扬大佛被炸毁，到妇女儿童所遭受的残酷待遇，塔利班当年所造成的外界印象极度恶劣。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导致塔利班失去全国政权后，他们并没有完全从阿富汗的历史舞台退出，而是在南部地区继续掌握着控制权，直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美国人的撤出，为他们回归政权提供了最佳的机遇。而数个月前的美国人，也似乎能够预见他们即将迎来的大范围胜利。5月18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今年首季度的报告显示，塔利班此期间内发起的袭击比 2020 年同期多 37%，而且似乎正在与“基地”组织一起准备大规模进攻。

此后的发展果然如此迅速，甚至有可能部分超出塔利班自身的预料。6 月 8 日，塔利班发言人称，在美国及西方军队离开阿富汗后，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与美国迅速撤军同步进行的，正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的攻城略地，8 月 6 日，塔利班控制了第一个重要城市，尼姆鲁兹省（Nimroz）的首府；8月8日，省会萨尔普勒（Sar-e-Pul）、昆都士（Kunduz）和塔洛坎（Taloqan）都落入塔利班之手；8 月 11 日，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和巴格兰省（Baghlan），以及西部的法拉省（Farah）省会城市陷落；8 月 13 日，作为阿富汗文化中心和塔利班成立地的第二大城市坎大哈（Kandahar）落入塔利班手中；8 月 14 日，第四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沦陷；8月15日，塔利班成功进入首都喀布尔。至此，塔利班几乎全面掌控阿富汗。而9月初，塔利班又宣布已经夺取最后剩余的潘杰希尔省，尽管在潘杰希尔山谷地区来自原“北方联盟”势力的抵抗，目前看来尚未完全结束，但塔利班的百分之百全面掌控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塔利班能够在如今以极快的速度，重新掌控阿富汗的全国局面，与阿政府军一夜之间不抵抗而溃散的情形，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美国人倾力打造的那支装备更现代、看上去人数更庞大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甚至还有塔利班所根本没有的空中力量，却缺乏心气抵抗长期进行各类武装抵抗行动的塔利班。在塔利班一路攻占阿富汗的过程中，不少城市的阿政府军队直接投降，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抵抗。于是，塔利班不仅掌控了20年前无法想象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还成为了美军在阿富汗耗费830亿美元训练和援助政府军的最终得益者。而在以惊人的速度攻下各省会和军事基地的同时，塔利班不仅得到了美军的现代化枪支弹药，还收获了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更为大型的美式军备，政府军一夜之间的溃散，造成了塔利班一夜之间的军事力量升级。

时隔二十年，塔利班又一次以较为高调的姿态掌控阿富汗全国政权，而这一次不是在阿富汗内部混战之下夺取的成果，而是在美国人试图经营二十年没能有所收获，选择撤离的背景下实现的。重掌局面的塔利班，准备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其新的政权。

失败的国家建设：政令不出喀布尔

美国耗费二十年在阿富汗试图打造一个世俗化的阿富汗，也尝试建立一个拥有现代化防卫建制的正规军体系，却在美国人撤离时，崩解于一夕。“国家能力”是近二十年阿富汗发生改变的主轴，但现在看来，花费多年建立的“国家能力”不过是可供装点门面的表层工程，实际无法经受阿富汗现实状况的考验。

然而对于这一点，急于完成撤离工作的拜登却矢口否认，在花费多年、投入巨大的工程之后，他却不承认美国在阿富汗有“国家建设”的目标。在塔利班于8月15日攻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拜登仍在8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将“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建设，而是防止美国本土遭到恐怖袭击”作为其战略判断失误的借口。

但拜登无法否认的现实是，美国在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有效的控制，确实对阿富汗从安全、政治和经济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国家重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赵明昊认为，在2001-2014年，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下，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国家能力”，尤其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资源整合和分配能力、对内凝聚能力和对外协调能力等等一系列作为稳定主权国家应当具备的能力，经历多年仍然十分低下。

美国人进入阿富汗建设的第一步，是尝试建设一个较为完整的安全部队体系，完善阿富汗自我防卫安全的能力。美国人的具体选择，是帮助阿富汗建立国家安全力量，包括建设一支由阿富汗中央政府统领的军队和国家警察力量。在2001年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于2001年年底成立的阿富汗中央政府并没有一支可以指挥的军队，阿富汗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地方军阀和塔利班残部手里，于是美国启动了对一支具有完整建制的阿富汗政府军的培养训练工作。培养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军事院校参加短期培训来完成，另一种是让阿富汗军队与美军并肩作战提升经验。

然而，美国人所采用的方式没能对阿富汗产生根本影响，当地军人和警察淡薄的国家观念、低下的文化素质以及复杂的背景给美国建立国家安全力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招募的阿富汗人来自各个部落、不同民族，他们直接并没有统一的阿富汗国家观念，加入国家安全力量主要是为了维持生计，因此参训积极性普遍不高，逃兵和腐败现象常见。更具风险的是，由于招募门槛过低，导致不少塔利班人员混入国家安全力量中策反阿富汗士兵。由于担心阿富汗国民军临阵倒戈，美军也一直不敢将较先进的武器交给国民军。最终，一支建设未完成，没能形成统一凝聚力的阿富汗部队，在面对从未停止武装斗争的塔利班面前，瞬间崩塌，众多军人在没有美军支持的情况下，立即放弃抵抗缴械离开。数年来的安全能力建设就这样化为泡影。

而美国人进入阿富汗建设的第二步，则是重新构建阿富汗的政治体系。为此美国人先后尝试了建立中央集权、防止中央腐败等各种方式，最终都无果而终。在2007年以前，美国在阿富汗政治重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2004年，以时任总统卡尔扎伊为首的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在美国的指导下，卡尔扎伊政府照搬了美国的总统制和联邦政府主导制，然而事实证明，一个成熟的、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对民族成分复杂、地方山头林立的阿富汗来说并不合适。政府权力集中于以总统为核心的小圈子，但资源分配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政权模式，不仅无法满足阿富汗各民族势力的分配需求，也导致了卡尔扎伊政府时期政令不出喀布尔，中央与地方完全脱节的尴尬境地。

实施中央集权模式给阿富汗带来的更为长远的恶劣影响，则是严重的腐败现象，根据2012年美国政府审计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国家开发署（USAID）援助资金的55%都落入中央政府官员的口袋，只有15%得以真正落实。而对于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美国人选择的并不是进一步推动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内部改革，而是试图绕过喀布尔，直接自行开展项目，如在2007年由美方主导成立负责区级服务项目的阿富汗地方治理独立公署。这似乎能够满足美国人的目的，却在美国与喀布尔政府之间制造了新的矛盾，卡尔扎伊曾多次指责美国在制造“平行政府”，这使得美国最终还是将约三分之二的资金交由喀布尔政府处理，又助长了当地的腐败状况。

美国人曾经试图打造一个全新政治架构的阿富汗，为此不惜将各种自身所理解的经验照搬到阿富汗当地进行试验，然而由于美国人多年缺乏对阿富汗当地实际状况的深入了解，对其国家能力的建设始终只是停留在对喀布尔中央政权的改造，而没有使得一个不同的国家架构得到塑造。这一切都为美国最终在阿富汗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内部的争论不休：该如何选择？

短时间内阿富汗的局势突变让美国人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而多年以来，在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着各类有关如何处理阿富汗问题的争论。有人认为不该选择彻底撤军，也有声音认为美国早该停止损失及时从阿富汗离开，也有更多的意见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犯下了重大的决策失误，理应彻底反思。在各类争论之下，面对阿富汗的这个现代帝国显得如此迷茫，不知所措，至今仍在撤军行动的安排上徘徊。

一些声音强烈主张美国人不应从阿富汗离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克罗克（Ryan Crocker）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克罗克认为，由于可能接受特别移民签证（SIV）的阿富汗人需要通过塔利班检查站前往机场，因此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很多阿富汗人都被置于塔利班组织的“恐怖政策”下，美国违背了其对阿富汗人的承诺，并表示美国将在随后的几年内为这个错误而买单。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认为，美国在战略和道德上的失败，将导致盟友和敌人对美国可靠性的质疑。另有一位反对撤军的匿名美国高级将领则表示，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可能会再次成为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组织避风港。

然而也有人认为美国早该选择离开，不论可能造成之后多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都不应该再坚持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阿富汗这片土地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国家战略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韦特海姆就认为，尽管美国从阿富汗撤出后，那些曾经受美国保护的阿富汗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可能就会因此处在塔利班的威胁之下，但是美国继续参与阿富汗战争则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意味着更多的美国军人的牺牲。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麦金利（Michael P. McKinley）也支持美国应该从阿富汗撤军，他指出美国即使再推迟一两年撤军，也不会有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美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德佩特里斯（Daniel R. DePetris）支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正确的选择，并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本就应该是对“9·11”事件的有限报复，反恐才是主要任务，而如今美国对“腐败无能”的阿富汗政府建设帮助有限，不应再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不论如何，在阿富汗的失败让美国内部逐渐转向了对过去这二十年的反思，美国内部的声音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在过去数年所犯下的决策失误。斯沃斯莫尔学院政治系主任、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尔尼（Dominic Tierney）则认为美国失去了阿富汗，这是因为构建美国认同的民族神话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自信和狂妄自大，也正因如此从战略上美国在2001年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就注定了失败。他认为，当前的阿富汗局势既是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决策失误，也是美国对政治理想化的结果。哈斯也承认阿富汗的失败是美国对外过度扩张的结果，认为“美国政府重大的情报和政策失误导致了目前的局面”。

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认为，美国以军事存在为筹码促使塔利班遵守去年达成的多哈协议，因此加速了阿政府的崩溃。全球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Ian Bremmer）则反思“在缩减驻阿富汗兵力上，美国在四个重要环节上都是失败的：情报、协调、规划和沟通，拜登政府高估了阿富汗军队的实力。”美国国防部多名匿名官员也承认这是一场重大的“情报失误”。

然而，更多的声音却逐渐转向指责实际负责撤军任务的拜登政府，以至于拜登政府内部还在就处理阿富汗撤军事务存在分歧。受到关注的不是美国过往政策的失败，而是拜登政府并没有对美国撤军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出现做好准备，拜登的阿富汗政策不仅让美国丢掉了阿富汗，还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丢了“脸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A.Milley）针对情报部门表达了明显的不满，指责情报部门从未预料到塔利班会如此迅速接管阿富汗。而多名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则表示，美国情报界早已警告过白宫和五角大楼“阿富汗政府迅速崩溃的可能性”，但是相关的评估却被决策者忽视。

而对撤军实际情况批判的声音，则同时来自于美国两大政党，就连与拜登同属一方的民主党同僚，也甚至无法认同拜登政府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拜登政治上的盟友、民主党参议员卡珀（Tom Carper）表示，美军的撤离应该经过精心策划，以防止暴力和不稳定；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欣（Jeanne Shaheen）呼吁拜登政府采取行动以保护阿富汗的平民，尤其是妇女。

更猛烈的批判则来自对拜登政策早有不满的共和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称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领导层的可耻失败”；怀俄明州共和党众议员切尼（Liz Cheney）认为拜登应对撤军决定负责，但她也相信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要承担责任；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凯利（Mark Kelly）批评拜登没有为阿富汗政府与军队的溃败最好准备；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表示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灾难”，他认为拜登政府的决策对美国的信誉和能力造成了长期损害。

帝国面临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一边是同一党派的人士，要求拜登采取更多的行动保护阿富汗平民的权利以弥补政策的失误，而另一边在野党则集中火力批评政府的执政能力。拜登因此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采取进一步行动弥补阿富汗政策的失误，将导致美国再次陷入“阿富汗的泥潭”，重新加重负担；而如果不采取行动，又不得不承受来自两党的政治压力。而当前对拜登政府的批判声音，远大于对美国既往政策的深刻反思，或许指向的是美国还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出这一次致命的溃败。

塔利班：是否改头换面？

这一次塔利班重新夺取阿富汗政权，令阿富汗社会再一次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局面，无人知道塔利班回归掌权的阿富汗究竟会是怎样，也无人能真正得知这个新的“伊斯兰酋长国”会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加入国际社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为了此次夺权，塔利班在多年的准备中，做出了一些与2001年之前不同的改变。

2001年之后，塔利班尽管失去了中央政权，却从未从阿富汗的政治舞台上退出，而是继续在一部分土地上继续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因此，塔利班建立了一个更为平行的政府结构，一边是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军事架构，另一边则是在塔利班事实中央机构，最高行政和军事指挥中心“奎达舒拉”（The Quetta Shura）之下所设立的“文职”架构，由阿富汗各省的“影子省长”、“省级军事委员会”以及“影子法庭”组成，更下层的区市级，由所谓“影子市长”及“区市级军事委员会”组成。

这一新的平行架构负责管理不断扩张的领土，并对那些名义上受政府控制的地区施加影响。不过，与2001年之前不同的是，塔利班的“治理”并不意味着直接以类似政府的名义提供公共服务，相反，塔利班影子政府在叛乱控制区监视阿富汗政府的基层治理。理论上，塔利班拥有军事和“文职”行政结构，委员会反映在国家以下各级。然而，在实践中，塔利班的地区长官，通常是当地的军事指挥官，也监督“文职”委员会，并经常兼任行政人员。

新架构之下塔利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其内政上的主张微妙软化。

尽管塔利班至今在追求建立其宣称的纯粹的伊斯兰体制及驱逐外国占领军等核心立场上没有变化，但从塔利班的各种声明可以看出，该组织至少调整了在妇女、少数民族、人权领域的政策，并承诺保障个人私有财产、正常的商业活动以及民用公益设施，且非常重视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塑造其正面形象。进入喀布尔之后，塔利班士兵甚至探访包括外国机构在内的首都多个机构，敦促机构人员尽快恢复正常工作，而2021年古尔邦节期间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的书面讲话，以及8月份塔利班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雅库布的音频讲话，都强调了在军事行动后尽快恢复占领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以争取当地民众及外部舆论的支持。

而外交上，通过塔利班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政治办公室，其对外面貌和策略也在更新。

当年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炸毁巴米扬大佛引起重大争议，甚至错判国际形势认为美国不会对阿富汗动武的塔利班已成为过去，如今的领导人阿洪扎达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审时度势”，借着美方显露加速撤军之意拍板达成多哈协议，之后还向华盛顿不断释放缓和信号。近年来，除了与华盛顿以及喀布尔政府进行和谈，塔利班还积极化解与昔日仇敌俄罗斯以及嫌隙众多的伊朗之间的恩怨，同时寻求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通过设在多哈的办事处，塔利班多年来保持着与各方的接触，力求打消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昔日的负面印象。在美军启动撤离进程后，塔利班的对外接触不减反增，甚至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大国，与各方就局势进行沟通，并借助各种媒体传播塔利班领导人的政策主张，尽可能地打消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昔日的负面印象。

军事上的塔利班也与以往不同。早在2011年，美军就曾发布多份报告，证实阿富汗塔利班已经用上现代狙击武器、夜视设备、激光制导火炮系统和轻型步兵迫击炮等先进装备。俄媒“军事观察网”甚至说，塔利班武装的技术装备不仅优于阿富汗政府军，还优于西方联军的大多数部队。

除了装备，阿塔武装人员数量已经超过当年，规模达到7-8万。

军事策略上塔利班也不再重复当年没能实现广泛国土控制的错误，而是更加注重在战术上的调整。今年以来塔利班的攻势从外线启动，重点进攻并陆续控制阿富汗通往邻国的各个边境口岸，接着优先对传统反塔利班的北方地区发动攻势，“刨根断后”之后，才进驻首都。塔利班甚至学会了“统一战线”的方式，原“北方联盟”领袖之一、有着“赫拉特雄狮”之称的伊斯梅尔，一度扬言跟塔利班血战到底。但跟20年前一味强攻不同，塔利班显示出更成熟的手腕，设法争取了伊斯梅尔投诚。

不过，以上各方面的变化，都无法令人确定今天的塔利班是否经历了真正彻底的改头换面，曾经与各类极端组织有着各类微妙联系的塔利班，如今在建立政权之后如何兑现其只关注阿富汗政权建设，而不关心极端组织“圣战”主张的承诺，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在掌权之前，塔利班中央机构“奎达舒拉”的其中一大经济来源是毒品，他们曾长期从包括鸦片的种植、生产和贩运，以及冰毒的生产和贩运中获利，之前据报道，他们控制了阿富汗西部法拉和尼姆罗斯省近三分之二的冰毒实验室，这不禁令人对今天的塔利班如何建设政权更存疑问。

周边：各有打算

在阿富汗的周边地区，各方的态度同样使得这个国家的未来面临着新的风险。新的塔利班政权建立，对于周边的一些国家可能是机会，但对于另一些国家而言，也许是更大的难题。

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经是陷入阿富汗“帝国泥沼”的大国之一，但今天的俄罗斯面对新的阿富汗局势却有完全不同的考量，甚至可能是新的机遇。

阿富汗内部谈判开始后，俄罗斯一直与各种利益攸关方保持联系，以确保在未来发挥自身作用。尽管俄罗斯历来反对极端组织（一度将塔利班包括在内），但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其近年来开始为塔利班提供部分支持。在美军即将完全撤出之际，塔利班代表团于7月访问莫斯科，双方进一步加强了政治联系。塔利班的掌权在安全局势上，引起了中亚国家的担忧，这对于俄罗斯而言反而构成了新的机遇，其借此加强了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8月5日，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确保对塔阿边境的控制。俄罗斯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个政治舞台，也希望借助这个舞台有效制衡美国在俄罗斯周边的影响力。

另一个阿富汗局势的重要外部参与者则是土耳其。

土耳其一直是阿富汗问题的积极参与方，希望通过参与阿富汗问题扩大自己在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尽管土耳其跟随美国等北约国家派驻部队进入阿富汗，但其并非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参与者，因此为自身保留了灵活度。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现出和谈意愿，希望保持土耳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对喀布尔机场的控制。土耳其与塔利班的沟通较为良好，以至于塔利班甚至要求美军撤离后土耳其能保留一部分军队在喀布尔机场进行必要协防，尽管安卡拉政府最终拒绝了相关请求，但宣布会保留一部分专家在喀布尔机场协助塔利班工作，显示了双方的沟通较为良好，也意味着土耳其还会在未来的阿富汗局势调停中有一定角色。

不过，对于其他一些国家而言，所面临的风险也许将会增加。

如紧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就可能面临新的压力。尽管美国撤军，可能给巴基斯坦提供了战略扩张的机会，增加巴对抗印度的筹码。然而阿塔近年来却呈现出摆脱巴基斯坦影响的趋势，一直寻求更大的政治自主权。于是成功掌权后阿塔的动向对巴基斯坦而言，充满着不确定性，尤其是阿塔的成功崛起对巴基斯坦塔利班、俾路支解放军等巴国内的恐怖、分裂组织产生刺激和示范效应，也是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而长期与巴基斯坦存在激烈政治竞争的印度，则尤其对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感到头痛。

考虑到国家安全，以及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不希望阿富汗完全落入塔利班之手，因此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喀布尔政府。自美军开始撤退以来，印度一直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逐渐缓和了对塔利班的态度。在塔利班猛攻之下，政府军节节败退，印度在面对阿政府求助时保持沉默，但也在接收寻求避难的阿富汗民众方面做了较多工作。然而曾经长期支持喀布尔政府的印度一夜之间失去了盟友，其未来面对塔利班的抉择显然更加困难。

中国：如何选择？

局势瞬息万变的阿富汗离我们看似遥远，实际却近在咫尺。阿富汗是我国的陆上邻国之一，通过其西北部最宽不过75公里的、处于帕米尔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与我国领土相邻，中阿两国之间因此拥有92.45公里长的边境线。而瓦罕走廊的存在，也注定了我国需要在阿富汗局势上做出自己的选择。

瓦罕走廊自身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在阿富汗局势上所面临的困境缩影。瓦罕走廊在阿富汗的全国版图上位于西北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在近期与塔利班相关的阿富汗历史中，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今年8月份塔利班对阿富汗绝大多数国土实现控制前，瓦罕走廊一直由长期反抗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所掌握，因此很大程度上远离阿富汗内战的困扰，直到最近巴达赫尚省被塔利班所控制，瓦罕走廊的归属才在多年以来发生了首次改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近期历史背景较为简单的地理走廊，依然无法逃脱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瓦罕走廊是历来边防重点，一些迹象也印证了此地的复杂性，“东伊运”等三股势力组织就曾将不少到海外参与“圣战”的极端分子，安排到瓦罕走廊所在的巴达赫尚省，而据联合国安理会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大约有500名“东伊运”成员仍在阿富汗，而他们的所在地就是巴达赫尚省。近年来，我国不断与邻近瓦罕走廊的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两国进行边境联合巡逻行动，今年8月份我国公安部更是与塔方内务部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此外，在2009-2010年间，一度有消息称，美方在与中方进行沟通时提出了开放瓦罕走廊方便美国与北约方面开拓新的补给线，但我方并没有回应，也没有做出任何相关的承诺。对于瓦罕走廊局势的高度关注与谨慎，也代表着我国在处理阿富汗局势相关问题上所希望采取的稳健、安全的策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不会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新的行动？恰恰相反，在保证我国周边环境安全的大前提之下，目前的中国实际上面临在阿富汗局势上的新选择和新局面。一方面，掌权的塔利班确实曾经与“东伊运”等极端恐怖势力长期存在着往来，2000年中方与塔利班时任领导人奥马尔首次接触时，塔利班向北京给出的承诺也最多是不允许极端势力在阿富汗的领土上从事反华活动，而并没有承诺交出极端分子，要让拥有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塔利班，彻底与持有相似意识形态的“东伊运”切割或许是天方夜谭。

然而，另一方面，重新掌权的塔利班面临着对内恢复经济、对外争取国际承认的艰巨任务，这两方面的任务都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Zabihullah Mujahid）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就称，中国是最重要的伙伴，对阿塔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和不寻常的机会，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致力重建阿富汗的经济，还表示“中国是我们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因此，中方与阿塔之间，或许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塔利班当下接手的阿富汗面临着诸多经济困难，因此需要中方的参与。粮食问题就极为紧迫，目前阿富汗的粮食供应目前高度依赖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援助力量，而联合国官员表示，主要由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在阿富汗当地维持的粮食储备，预计九月底就将耗尽，目前存在总价值高达2亿美元的粮食缺口，而阿富汗全国范围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保证日常的粮食供应。

除此之外，阿富汗的基建设施也亟待补充建设，其太阳能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电力供应早年也极其不足，需要中方等各国参与建设，改善阿富汗当前的营商、生活环境。而由于在前阿富汗政府的同意之下，中巴经济走廊已延伸到阿富汗境内，由此中国企业已根据阿富汗工厂匮乏、民生急需、技工缺少、就业艰难等现实情况，深入阿富汗参与产业建设、培训和生产，如2019年在喀布尔建设、至今仍在运作的“一带一路中国城”工业园区项目。在塔利班掌权之后，对于社会重新恢复运作，开工生产的迫切需求也使得其高度关注中方的动向。

因此，阿富汗对中国而言存在着机遇。穆贾希德在媒体访问中提到了阿富汗自身的矿产资源，他表示阿富汗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在中国的参与下，可以重新投产、进行现代化改造。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2010年美国人就评估认为阿富汗有价值约1万亿美元的未开发矿产资源，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认为阿富汗存在22亿吨铁矿石、6000万吨铜、140万吨稀土等矿产，甚至有其他机构推测矿藏价值可能达到3万亿美元。五角大楼甚至表示阿富汗的锂矿资源极为丰富，甚至有机会成为“锂矿中的沙特”，影响全球的电池市场。2020年，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塔利班，依赖矿产所创造的收入已经超越了毒品，成为其新的财富来源，早已证明了矿产开发对于阿富汗经济的独特作用。2008年中冶公司在阿富汗艾纳克铜矿的招标中成功中标，获得该铜矿30年的开采权，虽至今尚未启动开发，但已足以说明中国可以在未来通过矿产开采助力阿富汗的经济建设。

阿富汗对我国的另一大机遇，在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潜在拓展。“一带一路”倡议范围连接东亚、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地区，过往的一般思路，是通过中亚与俄罗斯进入欧洲地区，属于北线的考量，但南线的考虑相对较少，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正是在于阿富汗局势的不稳定。然而，阿富汗的地缘位置极为重要，北接中亚国家，东西连接中国与伊朗，南邻巴基斯坦，如果通过阿富汗能够使得我国“一带一路”更好拓展与西亚地区的合作，与“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推动与南亚地区的联系，将是对于倡议最为重要的深化。同时，我国在西部方向相关区域的经济利益在日益扩大，而“西进”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西亚国家共同塑造安全与发展环境，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也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以及大国形象塑造。这就意味着我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方面，未来需要建立新的互动方式，推进在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投资等多方面支持。

然而，以上所提及的机遇与潜力，却仍然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考量方能实现。阿富汗塔利班再度掌权是否带来更为积极的变化，目前也并无定论。对此，我国也在衡量着各方因素，尤其是关注阿富汗塔利班掌权之后的建设问题和安全问题。7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时，就提出希望阿塔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高举和谈旗帜，确立和平目标，树立正面形象，奉行包容政策，同时希望阿塔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予以坚决有效打击，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扫除障碍，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有利条件。阿塔基本掌控阿富汗大部分领土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表示，希望阿富汗能够组建一个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呼应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和愿望。可见我国并不急于第一时间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外交承认，在保持有关沟通的前提下，仍然需要谨慎观望塔利班其后组建政权、施政的一系列动向。

因此对于我国而言，阿富汗是一个并不轻松的选择，而持续与地区及国际社会各方共同观察、协作，保持必要的沟通，才有可能在全新的局面之下，保持我国的战略定力，有效维护我方的重要安全利益。稳健与安全，仍然将是北京在阿富汗局势上的重点考量。

就在短短的数日内，阿富汗的局势翻天覆地，令人惊讶。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也许是“帝国”再一次在阿富汗这一复杂国度的崩溃与失败，但对于美国而言，这是其不计成本、缺乏对当地深入了解的战略决策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最终的结局或许是必然的。阿富汗与其说是“帝国的坟场”，倒不如说是一个历史的验证地，一次次地验证了各个帝国的自大与盲目，终究要在如同阿富汗地势一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前，遍体鳞伤，血本无归。

阿塔再一次夺取了阿富汗政权，民众这一次并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只是被动地看着喀布尔政府失去了美国人的支持而瞬间崩溃，而塔利班则轻松地趁虚而入收获了成果。九十年代民众对外国干涉和战乱的不满，让塔利班成为了阿富汗政治的主导力量，却也使得他们原教旨主义的执政路线为阿富汗带来了痛苦的记忆。再一次掌权，阿塔不仅要看到外国的非法干涉终将失败的结局，更要看到阿富汗社会仍然处在连年战火所带来的民不聊生中，这一次，他们需要学习的、熟悉的阿富汗，只会比二十年前更为复杂，稳定政权、稳固民心、开展建设，没有一项是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而国际社会也将持续关注着阿塔如何治理这个国家。

对于未来的阿富汗，我们既无法从塔利班过往的改变中确定这个国家的清晰方向，也无法从周边各国的立场中判断未来和平稳定的预期，其复杂性不仅需要各方谨慎看待，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深入认知探究，与阿富汗人民共同寻找未来可行的方向。对于中国而言，新局面的阿富汗或许意味着全新的战略机遇，但只有准确把握，妥善选择，阿富汗的机遇才能真正转化为我国积极推动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