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之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

本文转载自：学习时报（ID:studytimes）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9月8日第7版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基辅以北130公里的普里皮亚季镇附近，当时约11万人生活在核电站周边半径30千米的范围内，是苏联在乌克兰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据史料记载，1986年4月25日，事故发生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正进行常规实验维护。实验开始后，操纵员把反应堆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与多重强制循环回路断开。这是实验操纵员犯下的致命错误，严重违背了科学规律。直至4月26日，4号机组汽轮机脱扣，堆芯冷却剂沸腾，反应堆功率失控急剧上升至满功率的100倍，爆炸灾难发生后的辐射尘也随着大气飘散到苏联西部地区、东欧地区、北欧部分地区，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发展的质疑。事故虽已过去35年，但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甲状腺癌、胃癌等发生率比其他地区高三倍，儿童夭折率比其他地区高五倍。据有关科学数据预测，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持续的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

爆炸事故发生后查证，4号机组属于反应性引入事故，操纵员违规操作、设计缺陷和管理体制混乱等因素叠加导致惊天灾难。

严重违反操作流程。操纵员对危险预估过低，高估控制能力。据史料记载，4号机组实验有多项严重违规操作催生灾难必然性。比如，为避免实验期间应急堆芯冷却系统的假触发，关闭了最大设计基准事故保护系统，从而无法限制可能发生事故的范围等。操纵员丧失专业警惕性，为弥补操作失误，继续实验导致严重后果。

安全管理体制混乱。决策组织协调失序，缺乏专业能力。据史料记载，当时分管核电站安全事务的官员，非常欠缺核专业知识。比如，时任原子能联盟主席，从来没有在核电站中从事过任何运营工作，不能预估测试程序缺陷引发灾难的可能。同时，在核发展过程中，存在非专业领域人员向专业人员汇报实验的情况，相关核权威部门对出现的安全问题集体失声。

缺失敬畏虚设装置。实验程序存在固有缺陷，把科学当儿戏。据史料记载，在1986年4月初，4号反应堆的控制台上安装了一个最大的设计基准事故按钮。按下这个按钮后，它的信号只送到次级电路，绕过了检测设备、测量仪器和水泵，绕过了核反应堆所有的重要参数和自动跳闸装置，核能技术严谨的操作规程被篡改。

事故给当事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惨痛损失，引发核信任危机，从而促成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也促进了核工业在全球社会的健康成长。

各国审慎制定核能规划。事故发生后，各国迅速审视国家核电战略。1986年，在西欧共同体能源部长会议上，丹麦、爱尔兰和希腊公开反对使用核反应堆。在世界能源会议上，菲律宾、土耳其、意大利和印度决定不建核电站，德国则冻结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同时，多国签署《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成立世界核电运营协会，为预防事故和开展国际援助发挥作用。

国际社会援建防辐石棺。为防核泄漏，苏联用水泥“石棺”把4号反应堆仓促封存。为避免粗糙“石棺”失去防辐效力，2012年国际社会捐助支持新“掩体”项目，资金由八国集团和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共28个国家负责筹借，建设基金由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管理，耗资约15亿欧元。2016年11月，新掩体主体部分覆盖到“石棺”之上，内部安装有吊装设备。2019年7月10日，新掩体管理权从跨国合资公司“诺瓦卡”移交至乌克兰政府，并正式投入使用。

实施相关食物进口限制。事故发生后，跨界污染威胁到食物链安全。1986年，欧洲一些国家强制实行了食物限制，特别是菌类和牛奶。比如，波兰成立专门委员会监视辐射情况，以便在出行和饮食方面进行限制。英国限制了放射性指标超过1000贝克/千克的绵羊的迁移和销售。由于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某些地区，野味、野生蘑菇以及食肉鱼类的铯-137严重超标，欧盟委员会表示，对于从这些成员国进口的某些食物的限制必须在未来维持多年。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同时，我们应该以此为戒，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尽心尽力出谋划策，从此类事件中得到深刻启示。

核电安全运营必须管理人才专业化。“风险社会”理论指出，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及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增强，风险结构已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以核电为例，人们逐渐发现，引起核事故的原因通常不是原本备受关注的设计和设备本身，而是人的偶然操作失误所致。相关统计显示，核电厂的人因事故占70%以上。因此，对安全的考虑最终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正是强调了技能学业各有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如何管理好人、如何让科学技术发挥最大效用，最终成功管理和运营核电站，成为当下核电大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核电安全运营必须政策法规体系化。政策法规是国家核安全的基本保障，更是规避各种潜在风险的刚性底线。确保核电安全运营，必须从高从严构建核安全政策法规体系，以保证任何一个操纵环节都有法规依据，不因任何人的错误号令而丧失科学的职业操守。同时，这也是对操纵员的权益保护，从而鼓励专业人士在风险来临之际最早“吹哨”，为解除危机赢得时间主动。为此，相关部门要自上而下梳理各级各类法规标准，清除任何有可能影响安全运营的人为因素，形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衔接，法规要求和技术标准相补充，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法规标准体系，为依法治核夯实基础。

核电安全运营必须监管机制高效化。提升监管能力是防范核“万一”风险的重要抓手，必须使监管落地落细落实。有鉴于此，成立专门机构对核发展实施统一监管，形成独立、公开、有效的监管体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实行核安全、辐射安全和辐射环境管理的统一独立监管，建立总部机关、地区监督站、技术支持单位“三位一体”的监管组织体系。同时，实施以风险为指引、以问题为导向的审评方法体系，提升独立验证和校核计算、概率安全分析和风险评估能力，以及全链条实施审评许可制度。其次，应坚持依法严格对核设施和从事核活动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确保符合核安全法规标准和许可要求，开展全过程监督执法。最后，应建成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重点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和核与辐射应急监测“三张网”，实现辐射环境全覆盖全天候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