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实之间，阿富汗塔利班如何选？

当地时间9月7日，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并公布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政府架构和部分政府官员名单。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忠实战友穆罕默德·哈桑任代理总理，前段时间曾访问中国的巴拉达尔任副总理。

对此，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8日在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上表示：“昨天，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而政权的‘临时’性恰恰说明阿富汗的未来还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他还强调：“我们要积极引导敦促阿富汗塔利班团结各民族、各派别，搭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强调美国应对阿富汗问题负责以外，王国委还特别在第二点以一整个段落的篇幅谈到阿富汗要组建“包容政府”——这是中方的一贯立场和要求。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结合它特殊的时间点，我们不难理解这段话背后的深意——阿富汗公布的现有政府架构还不够包容、还不够团结，还不能抵消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不是，至少不全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世俗政权。这首先能从塔利班政权的三个关键词看出来：埃米尔，酋长国，以及伊斯兰教法。

阿洪扎达即将就任的“埃米尔”意为“御人者”，在伊斯兰世界是贵族的封号，地位有些像欧洲的公爵。如果将其与另一个常为人所熟知的称号“哈里发”相比，二者本质区别在于“哈里发”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和君主，而“埃米尔”仅是哈里发的总督，在伊斯兰世界并无哈里发的情况下也可作为一国之君。

由此可见，塔利班对于自身的定位还是相当清晰的：阿富汗是且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阿富汗愿意加入伊斯兰世界，也不自命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

相对应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就是这位“埃米尔”领导下的国家。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是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每个酋长国都属其埃米尔统治。酋长国一般被认为是君主国的一种，其政权组织形式在表面上看或许是共和国式的，但其内核仍然是伊斯兰教的，是封建主义的，更是前现代的。

自塔利班再度兴起开始，“伊斯兰教法”就是一个被经常提起的概念。伊斯兰教法音译为“沙里亚”，意为“道路”；对其所做的研究也被称为“沙里亚大法学”。在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古兰经》和圣训。

沙里亚大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条文，持有不同观念的宗教学者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而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对其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以“神学士”群体为基底的塔利班统治阶层手中——这就导致了统治阶层对法律的随意解释，最终必将导向人治。

正如前文所谈，我们认为，塔利班的政治架构还不够包容、不够广泛，也不足以将阿富汗导向和平与稳定。从其公布的新政权架构就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埃米尔”阿洪扎达被称为“忠实的领袖”，领导塔利班已逾五载；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代理副总理巴姆达尔都是“老熟人”，前者曾在多哈办公室任职过，后者曾经来到中国访问；内政部长西拉柱丁·哈卡尼是“哈卡尼网络”的控制者；代理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雅各布是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之子……

由此看来，新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几乎都被塔利班原班人马垄断，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广泛的代表性。不难看出，塔利班政权的组织方式、政权性质、主导意识形态都是“前现代”的。掌握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个政权的种种政策，当然也不难理解其对女性的态度了。

塔利班新闻发言人表示，其宣布的所有政府官员仅是“代理”，未来还可能发生变化。对此，我们持谨慎的观望态度。

且不论塔利班政权未来将去往何处、不论阿富汗未来的政治生态如何，目前塔利班相对稳固地掌握了政权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样的“稳固”从何而来？塔利班的政权合法性植根何处？

马克斯·韦伯曾经将权威类型划分为三种，即历史权威、法理权威和克里斯玛权威。历史权威的关键词是“历史”和“传承”，法理权威的关键词是“民选”和“法定”，克里斯玛权威的关键词则是“超凡”和“才能”。

如果要问塔利班的权威归于何处，那么将其认为是历史权威和克里斯玛权威的共同作用类型可能比较恰当——其统治根基源于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长期存在和“神学士”阶层的崇高地位，其内部组织又服从于以奥马尔、阿洪扎达为代表的领袖式人物。

当然，这两种权威类型也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建构的现象：伊斯兰教的文化特质本身要求一个“圣贤”式人物的出现，领袖人物的出现又进一步推动了宗教势力的凝聚壮大。

具体来讲，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包括：

伊斯兰教权。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有长期的传播历史，其绝大多数民众信仰该宗教；“神学士”也正是教士阶层和统治阶层。伊斯兰教为塔利班的统治赋予了神权属性，使其直接承接了历史上伊斯兰王朝的历史合法性。

反美政策。在腐败横生、政治混乱的阿富汗前政府统治时期，民间积蓄了大量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同民族主义相结合就转变为反美倾向；而塔利班决不妥协的对抗行为恰恰迎合了这一倾向，故塔利班的“反对”本身赋予其合法性。

民族意识。普什图族人占阿富汗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而一般认为塔利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普什图族人的利益。如本世纪初受到美国打击后，塔利班就依托在普什图族中的群众基础，隐藏在西南边陲的群山之中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民族意识相对宗教信念更为切实，也更具凝聚力，民族主义往往也能带来最旺盛的战斗力。

领袖魅力。已故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曾表演过一次十分著名的行为艺术：攻占坎大哈后，他派人找到“先知的披风”这件圣遗物，登上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在万人瞩目中将其披在身上以示正统、神圣。而如今的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则是著名的宗教学者，被称为“忠实的领袖”，也同样享有很高的权威。这正是“克里斯玛权威”的传承，领袖的优越特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塔利班的“组织度”。

这四项支柱共同支撑起了塔利班政权的大楼，也为我们预测塔利班的政策偏好提供了可能。

国际关系风云变幻，但总有一些基本事实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样的基本事实就是“常量”，是我们推测其政策导向的出发点所在。显然，塔利班政权合法性的四大来源就是这样的“常量”。基于四大常量，笔者作出三大推论：

首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身份认同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份子，其未来外交政策必将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它必将同伊斯兰世界共同体寻求接触，这或许能为中国带来向中东地区拓展影响力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伊斯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一定冲突。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必将同中国寻求接触，这是必然的，是地缘决定的；但是也不应对其抱有太大的期望，要随时做好做出反应的准备，切不可因为其反美倾向就一厢情愿地将其看作我国的天然盟友。

其次，其国内政治必然趋于人治、集权和神权统治。克里斯玛权威的性质决定了领袖在政体中居于至高无上、总揽全局的位置，也即集权统治；但克里斯玛权威的突出特点也正在于其不稳定性，一旦这一领袖去世或者失去其优越特性，就可能导向政权的动荡——如果阿洪扎达逝世，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公开化，是否会将阿富汗导向新的动乱？

另一方面，塔利班如何解决普什图族民族利益同伊斯兰共同体价值观之间的深刻矛盾，如何调和民族利益同“穆斯林皆兄弟”的教义之间的矛盾？这恐怕也是执政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里还需要说明：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阿富汗几乎必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塔利班所承诺的女性权益同我们理解的权益恐怕有很大不同。国内有一种论调认为，塔利班是阿富汗的“解放军”，这一论调在阶级立场、政治学学理和外交实践上都是荒谬的，必须予以旗帜鲜明的驳斥。

最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同美国的关系也耐人寻味。

一方面，塔利班的权威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反美，长期以来养成的国民心态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塔利班绝不会倒向美国，更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的傀儡政权，这显然是不言自明的共识。

另一方面，随着老政权的倒台、新政权的稳固，反美反政府显然无法带来更多的合法性；塔利班必须要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这一合法性来源必然是“发展”。那么，如何谋求发展？正如前文所谈，塔利班很难完全倒向中国；现今的国际话语权又仍被美国把持。那么，塔利班大概率会选择同美国接触，通过同美国的利益交换获取发展机遇。

由此，我们不难勾勒出塔利班未来的政策蓝图：极力融入伊斯兰世界，提升在伊斯兰世界内话语权；同时同中美保持接触，但绝不会轻易选边站队；谋求发展，压制恐怖主义。

这就是对阿富汗新政权的解析所带来的启迪。我国如何妥善处理阿富汗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西北边疆稳定，还关系着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亚地区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