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想当爱豆的演员就没戏演？

一种焦虑弥漫在演员群体里

传导进学校的表演系

演员的彷徨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9.13总第1012期《中国新闻周刊》

刘天池感觉在学院教课越来越累了，总要跟“外面的势力”博弈。那些力量把学生一个个往剧组拉，而她竭力把孩子留在课堂。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副教授，邓超、白百何、唐嫣的班主任，刘天池感觉越来越无可奈何，年轻的学生急着去见制片人，还没有领悟表演的精髓就毕业了。

她想，与其跟他们博弈，不如去开个“第五年课堂”吧，等到他们主动想回炉重造的时候，还可以回来找她。她把表演课开到了学院之外，在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表演工坊，已经有200多位专业青年演员毕业。

表演系教师心中的这种巨变是从10年前开始的。那时，视频网站崛起，资本涌入影视剧领域，大量良莠不齐的剧集被迅速生产出来，填塞互联网的巨大需求。变化的苗头在2009年就出现了，电视台不再垄断电视剧首播，当年3月，《我的团长我的团》在优酷和电视台同步播出，网络播放量远超此前上网的电视剧。两年后，iPhone4在中国内地发售，智能手机时代来临，人们开始捧着手机随时随地刷剧。智能设备、移动互联网与影视剧三个齿轮紧紧咬合，驱动起一个超级体量的庞然大物。

《如懿传》

到2018年，视频网站和电视台的话语权已经换位。当年最热剧《延禧攻略》先在网络播出，之后才进入电视台，而《如懿传》干脆在腾讯视频独播。央视的一期节目炮轰“天价片酬”，称《如懿传》男女主演片酬合计达1.5亿元。这还不是最高的，该节目称，几位当红小生片酬已达8000万到1.2亿元。

“网络平台加入竞争，各家都烧钱去抢，但突然哪有那么多优秀作品呢？于是开始粗制滥造了。”刘天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她身边很多人转行当了导演，大IP和小鲜肉的组合成为大项目的通行证。

影视作品不再是艺术品，而是用来捧人的工具，“以剧捧人”一度成为最有效的造星密码。造出的偶像变成高价的商品，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

同一时间，一种焦虑弥漫在演员群体里，传导进学校的表演系，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焦灼。这是影视行业近10年来狂飙突进催生的情绪。“外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演员和偶像被迫重叠，似乎不成为“爱豆”，演艺事业就没有机会，这个圈子被推进了同一个高速、低龄化的赛道里，变得躁动、彷徨。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同台竞技中，很多优秀演员丧失了舞台。

焦虑

李越穿着破洞牛仔裤，夹着剧本踱进剧院后台的化妆间，最近他同时在排练和演出几部话剧。相比于光鲜亮丽的影视行业来说，话剧是个相对缓慢而深沉的行当。毕业两年，他和进入影视行业的同学，似乎驶进了不同的航道，几年前，他们都在名利场的门口被反复炙烤。

2015年，李越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那年湖南卫视与上戏联合推出了一档综艺节目《一年级·大学季》，他们班的一些同学被安排参加。这些大一新生曝光在镜头前，感受到市场的巨大兴趣，每期被选为主拍对象的学生，微博粉丝都一夜暴涨，随即被经纪公司争抢。     

那正是制片公司举着“天价片酬”合同到处找演员的几年。狂飙突进的十年，改变了影视行业的规则。匆匆上马的导演、剧本难以成为收视率的保障，自带流量的大IP和演员，就成了投资方“押宝”的首选。

《延禧攻略》

“流量”“顶流”“小鲜肉”等标签应运而生。“演员就是演员，突然出现这么多标签，一定会出问题的。”刘天池听着这些新词，感到困惑和担忧。这些标签都是“偶像”的当代变体。影视剧选人的标准变了，演技和适配度不再重要，身价与演技水平毫不相关，而取决于其身后“饭圈”的能力。

演员姚晨在一次演讲中抱怨，演员拼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马苏恨恨地说：“当时代需要流量，我们就只能流浪。”温峥嵘接受媒体采访时澄清，自己并未退圈，只不过她的戏只能在地方台悄无声息地播。她接的戏投资额逐年压缩，最终沦为粗制滥造。与此同时，资金都在向另一个方向流动。后来她接了一出大制作古装戏的配角戏，进剧组后大开眼界，一个头冠价值百万，喝的全是真燕窝。演员和流量进入同一个赛道，她们的选项变得非常单一，要么是无人关注的小制作，要么放下身段当绿叶。一些女演员自力更生、“曲线救国”，努力成为制片人，只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角色。

在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的时候，一茬茬年轻明星被打造出来，获得令人咋舌的身价。上海市税务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郑爽在2019年主演电视剧《倩女幽魂》，约定片酬达到1.6亿元天价。90后、00后的粉丝为偶像所有作品疯狂买单，像上班打卡一样卖力地做数据、做推广，这正是资本方需要的。粉丝日益低龄化，偶像也必须从小培养，经纪公司必须不断去寻找更新鲜的鲜肉。

低龄化的焦虑迅速蔓延。“先挑好看的、年纪小的，那几年要的都是95后甚至98后，现在00年都算‘老人’了。”毕业那年，李越旁观大一新生迎新晚会，仅仅是一场校内活动，一些孩子却隆重地穿上高级私服定制，身后跟着自带的摄影团队，表情冷酷，“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个商品。”李越说。在平时的汇报演出甚至是考试中，经纪人也会千方百计混入现场，物色未来之星。

《我的团长我的团》

李越入学时已经22岁，在同学中已是高龄，他之前在山东一所艺术学校读到大三，退学后重考进上戏。入学坎坷，还熬过几年跑龙套的日子，他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心态比同学淡定，但不由自主也会被氛围感染。“这种环境很容易产生焦虑”。

“年轻人乱了，老人也乱了，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刘天池说，有一次她到香港，一位香港资深演员在饭桌上操着港普感叹，现在的内地市场，像极了香港影视市场衰落前夜。1995年之前的香港，一个项目只要签了某个高票房明星的名字，马上就卖出去了，根本不问内容。刘天池摇摇头：“2010年到2017年之间，全是乱象。”

躁动

迷茫扩散到学校里，演变成迫切拥抱市场的躁动，有学生反问老师，花时间在学校里多交几个作业，为什么不去见见制片人呢？等到毕业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来不及了。刘天池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几年，老师们也有点儿懵，只能安慰他们：相信这样的环境不会持久，演员还是打好自己的地基。

刘天池坦陈，市场导向一定程度影响到了中戏的招生。中戏一直坚持以好演员的标准招生，“我们常说，招生招的就是一台《雷雨》，生旦净末丑各种类型都要”。但一些老师也会嘀咕，不选择市场需要的演员，选择什么人呢？“也‘打过架’。”刘天池笑笑，那些符合流量特征的学生要不要招，有时候也会妥协。

招生规模也在扩大，世纪之交，中戏表演系从原本只招一个班25人增加到招两个班50人。那时，影视行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以华谊兄弟为代表的第一批民营影视公司诞生并且盈利，国营的电影厂和电视剧制作中心垄断影视制作的时代过去了。2009年，华谊兄弟在资本市场高歌猛进，成为“中国民营影企第一股”。同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扩招，从30人直接增加到75人。

2019年2月18日，中央戏剧学院艺考复试现场。图/北京青年报

现在，踏踏实实专心上课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经纪公司与老师抢夺着学生有限的四年。有的学生大一就签了公司，不过中戏严守一条底线：大一不可以接戏。刘天池自己上大学时，整整四年都不能接戏，后来口子慢慢放开，大四可以出去了，然后妥协到大三、大二。她大学四年在课堂上演了至少200多个角色，现在她问一些毕业生，对方支支吾吾说，大概有十个吧。

回想20多年前，为了扮演一个卖菜的角色，刘天池和同学早上4点多就起来，跟着卖菜的去进菜，然后藏在菜摊儿后面，观察他们跟顾客讨价还价。在小保姆市场体验生活时，她还被人挑中了，当场就要签下来，拉扯间引来了执法人员。“那时候我们觉得把人‘骗’到了，特别开心。艺术嘛，就是认认真真过家家。”那时，热门的电影是《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和《活着》。而现在，市场上最热的作品都是玄幻、架空、甜宠类的戏，离真实生活十万八千里，观察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学生自然兴味索然。“有时候我觉得，以后开课是不是就得学一些《山海经》里的角色？”她开玩笑说。

中国的表演专业教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在中戏，这个体系被拆分成不同阶段，几年里逐步教授。刘天池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第一年学习解放天性，认识自己；第二年，学习理解创作元素，练习表演的章法和技术；到了第三年，学习将这些元素组装，形成内外统一的角色人格。她说，这一套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已经被验证，如果一个学生学了前两年，第三年急于拍戏没有认真学习，出校门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演员的半成品。

2012年11月20日，宋丹丹 （右） 、何冰彩排话剧 《窝头会馆》。图/视觉中国

于是，表演系的老师与经纪公司博弈，也与学生的焦虑对抗。然而学生接戏时大多只听经纪人的安排，不请教老师。“我们这些老师就想笑，经纪人来判断剧本适不适合你演，能比老师更清楚吗？但学生听公司的，跟老师特别不亲。”刘天池叹了口气，师生之间经常互相埋怨，关系紧张的，甚至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这种现象是让我最悲凉的”。

刘天池感觉到，年轻人眼里演员这个职业，与前代人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老师总说，演员要成为生活里的变色龙，丢到人群里看不见。她还记得入学第一课上，同学们都把校徽别在胸口，昂首挺胸踌躇满志，老师一顿臭骂：“胸挺这么老高干嘛？！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你是中戏的，都给我摘下来！”而现在，演员似乎必须被看见，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所以那一代培养的是与生活发生关系的演员，而今天是出来了一批跟生活发生不了关系的演员。”

与学校一样，汇集大量演员的剧院也受到市场的入侵。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些演员外面的工作太多，与剧院工作冲突日益升级。有时剧院进入演出季，演员要求必须给自己派个B角，以便随时外出。“都是以前惯的，说走就走。”2017年，冯远征上任人艺演员队队长，这位多以儒雅角色亮相的演员，亮出了铁腕。上任伊始，他就制定了人艺史上第一份明文的后台管理制度，重视考勤。

他当队长的几年，人艺演员队有人被开除、劝退，也有人主动离职，变动之大前所未有。“我觉得不可惜，剧院不可能向一个演员妥协。”如今已是北京人艺副院长的冯远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彷徨    

1994年，冯远征出演的《针眼警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二天一上街，就有人在背后拍他肩膀，叫他“小邵”。真正让他大火的是那部著名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播出后，至少二三十个同类型的角色找上门来。制片人问他，给你多少钱你能来？“如果有一个角色写得比安嘉和还好，还变态，打动了我，我都能演。”20年后他回忆，那些跟风的剧本都没超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他一个都没接受，绝大部分项目因为他没出演就流产了，“不能因为挣钱，把自己的前途毁了。”

胡蝶登上了《良友》杂志的封面。

这个行业一直都有跟风的特点，很多演员一炮而红之后，走上明星的道路，便陷入自我重复。“明星是不需要改变的，粉丝也不希望你改变。你让一个偶像去演坏人，他的粉丝不干。”冯远征分得很清楚，“是演员，就去塑造好每个角色；是明星，那你就去制造话题。”

前几年，一位当红流量明星托人找到冯远征，高价请他当私教。内容很简单，就是在片场跟戏，告诉明星要这样笑、这样哭，不用分析，只要直接交代怎么做。冯远征立马拒绝了，“那我不是有病嘛，放着剧院这么多好的年轻演员不培养，我去培养他？”他告诉中间人，要想当个演员好好演戏，就去戏剧学院、电影学院进修一年半载，表演是集体行为，得跟很多人一起练。中间人回复他：“他哪有时间！”

冯远征拒绝当明星，他一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话剧舞台上，影视表演只占用很少的精力。几年前他担任人艺演员队队长，去年被任命为人艺副院长，将更多精力投入导演新戏、培养新人，由他导演的新排《日出》刚刚在北京首演。不过，对于另一些演员，如果不提升知名度，可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选择好角色的机会。

综艺节目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增加曝光的机会，但节目里的嬉笑怒骂，对演员其实是一种伤害。演员靳东曾经解释过自己不上综艺的原因。他说，一旦被贴上综艺感、搞笑等标签，即使很受欢迎，但观众可能没办法再看你演的戏。因为一看到这张脸，就想到综艺节目里的搞笑桥段。隐藏真实的一面，是为了不被贴上标签，而标签意味着适应角色的局限。这种“神秘感”是演员的一种特质。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综艺、真人秀之所以对演员职业有伤害，是因为表演艺术需要创造出与现实有一定微妙关系的另一个世界，不是单纯描述现实。而无论是真人秀、综艺，还是其他增加曝光的形式，目的都是把演员硬拉进现实中去，让观众看到与现实紧密连接的演员“自己”，这是“非艺术”的。

2020年，宋丹丹退休的消息传出时，很多人诧异，这位春晚小品女王竟然是有单位的。其实她一直是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塑造过《家》《茶馆》《白鹿原》《窝头会馆》等经典话剧里的角色，但知名度远远比不上《懒汉相亲》《超生游击队》和《昨天今天明天》等小品里的角色。她曾经感叹，小品的成就是柄双刃剑，大大束缚了她在影视领域的发展。三四十岁是一个演员最好的年龄，但她很少接到剧本，只演了《我爱我家》和《家有儿女》，都是情景喜剧。这些因小品成名的优秀演员的苦恼，与当下综艺时代演员面临的抉择如出一辙。 

在中国，明星随着时代浮沉，经历过复杂的演变史。最初，明星是由市场决定的，19世纪京剧舞台上诞生了最早的明星，20世纪20年代，电影业在中国兴盛，初代电影明星出现。1934年，上海《良友》杂志请来胡蝶、阮玲玉、王人美、袁美云等八位当红女影星拍摄了一张合影，“八大明星”一时风头无二。时过境迁，明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乎消失了。1949年8月，在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演员张瑞芳见到重庆、上海的影人，大家都“一袭制服，一顶列宁帽，脂粉不施，素面相向”。

阮玲玉登上了《良友》杂志的封面。

不过，官方逐渐也意识到明星的巨大影响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用武之地。1962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文化部指示印制了22幅当红演员的大幅照片，挂在全国的电影院里。北京市美术公司制成一批三四寸的明星小照片投放市场，8个月卖出71万余张，引发追星潮。两年之后，1964年文化部开始整风，电影演员照片又被撤下。改革开放之后，由市场挑选的演艺明星再次出现，并在世纪之交迎来高潮。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郑宜庸说，演员原本只是一个职业，按理说观众只需关注作品，对其私人生活不应该有过多苛责。之所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是因为知名演员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乃至明星，大众会以完美的人物形象要求他们。最近，刘天池身边很多演员朋友又紧张了起来，因为陆续有演艺人员因各种原因“塌房”。她觉得，由于网络造谣成本太低，某种程度上，演员变成一个被随意“泼脏水”的极度弱势群体，却没有组织对他们加以保护。郑宜庸说，现在出现了对明星群体的污名化现象，可能继续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偏见，将明星群体妖魔化，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公众一言以蔽之：“贵圈真乱”。

“明星不是圣人完人，犯了错也不意味着可以贬损其人格，丑化其职业。”郑宜庸说，我们不应该美化，也不要丑化任何一个个体和群体。大众对明星从盲目崇拜转向一味诋毁，这种态度极端化所暴露出来的不理性，是应当警觉的。“害怕被说，不敢做任何事情。”刘天池觉得，在公众面前，演员们都把自己缩了起来。

演员们确实越来越沉默了。10年前微博刚刚流行，一些知名演员对社会事件发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参与公共事务。后来，他们又隐藏起了自己，在这个舆论场上，只是偶尔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旅行。而现在，他们的账号几乎沦为一个广告位。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您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