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不是搞“福利国家”，它讲求分配和劳动伦理

观察者网：8月最重磅的消息，无疑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但如果再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线，我们热议的话题是全面脱贫、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所以怎么来理解这个时间点推出共同富裕议题背后的政策逻辑？

吕德文：我们国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具体怎么实施、时间周期有调整，从一开始的两步走战略，到后来的三步走战略，最终到十八大以后有了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即两个一百年目标，第一个一百年主要是全面实现小康，其重要指标是消除绝对贫困；第二个一百年，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重要指标就是共同富裕。之前是告别贫困，再进一步是共同富裕，这是两个一百年目标在社会领域最重要的标志。

两个一百年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现代化。无论是消除绝对贫困也好，还是实现共同富裕也好，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化普遍规律的一个重要标志，加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这是共同富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逻辑关系。

地处浙江中部、被誉为中国红木第一村的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改革开放前是当地有名的穷山村。2019年，花园村实现营业收入60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3.5万元，接待中外游客570万人次。图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之前我们在聊脱贫攻坚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谈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等，那么共同富裕跟乡村振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政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来协调？

吕德文：它们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共同富裕当前最大的挑战是要解决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背后其实就是社会阶层的两极化，也就是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

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存在这种风险，一方面社会刚好处于一个新业态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极大程度上加速了财富集中，这跟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模式还不太一样，像工业化、信息现代化最大的好处是拥有大量产业工人。并且，先发工业化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高利润，当资本家富起来的时候，其实也在带动一大帮中等收入群体。

但今天的状况已经不完全是那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很明显的例子是那些平台企业跟金融行业结合起来，造成大量财富集聚，这种集中是存在极端不合理情况的——用俗话讲就是“割韭菜”。韭菜割的是谁？它割的不是穷人，而是中等收入群体，所以新业态很有可能不是在造福中等收入群体，而是隐藏着风险，造成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中等收入群体反而可能萎缩。

我的个人体会是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比传统发展模式，更有可能制造财富的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有缩小风险，包含了两方面：

一是前面讲的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加持技术所导致的结果，说白了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模式所造成的客观后果，低收入群体被压制，其劳动收入总是赶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而中等收入群体又成了被剥削的对象，“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结构就很难形成。

二是不合理的社会政策所造成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缩小，这在过去是有教训的，比如很多走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经济体，甚至包括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面临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社会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像一些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是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的压力特别大。如果放到中国来看，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客观产生的负面效果也非常明显。大家感同身受的，房价高、医疗难、养老难，再加上教育焦虑。无论是中产阶级的巨大压力，还是社会财富没法发挥效率或社会内部高度竞争却内耗的“内卷”，都导致整体运转效率低下，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举个简单例子，所有人都搞培训班是没意义的，只有少数人做才能产生效应。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壮大，只要有一点钱都往里面投，教培市场的扩大不是社会发展的表现，而是社会内卷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退化。但反过来说，教育产品本身具有公共属性，应该是国家主导的，公立学校提供教育服务，人才也能培养出来，要提高教育效率，大家的钱也不会白白耗费在这里。这是典型的社会政策失效所造成的中等收入群体缩小。

尽管从收入上看，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不小，但如果从支出来看，相当一部分所谓的中等收入人群也差不多是穷人。我自己这两年调研了一些社会新群体，比如小镇青年，发现其实中等收入群体跟小镇青年没有本质区别，生活状态也并不比小镇青年好。当然，现在的小镇青年也不是我们想象得跟过去传统农民那样，他们有钱也会搞培训，乡村教育市场的培训班也很普遍，他们也买房买车，也要出去旅游，这些行为逻辑都一模一样。

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特别大，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社会政策调整，某种意义上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实现小康，到了关键节点，还是因为客观上过去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负面效果或者说潜藏风险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并且这个调整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的质量。为什么当下大家深有同感，这不是单纯的政策原因，而是触动了社会的痛点。

2015年5月26日，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与红旗路交叉口的一栋商业楼的窗户上挂满了辅导班的广告。@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这次讨论中提出“三次分配”是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三次分配主要是慈善、捐赠，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群体。当人们聚焦什么是三次分配的时候，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作用应如何看待？对于广大的中低层收入群体来说，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还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您怎么看这三者的关系？

吕德文：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内部又极其复杂，当前阶层分化程度其实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更复杂一些，这一点等会放到后面详细展开，我先讲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的概念，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因为过去在政策上不太倡导，更多地谈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做大蛋糕，而不是分蛋糕。大家都有机会使劲赚钱，赚的多也不要紧，只要是合理合法收入，就都是你的。

其实，今天的主色调也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总体上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角度看，确实只能算是刚跨进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总的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财富的调配只能是补充性质的，而不是最重要的手段。

在我看来，至少在近几年内，三次分配不是最重要的，只能说是倡议性或方向性指引，为将来的社会政策做储备，作为政策工具箱里面的一个工具。但现在恐怕还用不上，等到国家真的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再拿出来用。

目前三次分配最主要的用法是调整过高收入，能把非法收入那部分给弄清楚就已经很好了。比如前段时间娱乐圈的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针对这些非法收入进行法律监管，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三次分配可以对一些合法但不合理的财富进行政策引导分配，有些明显是属于全社会或国家政策所创造的财富，由于制度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其流入极少数利益群体手中。从国家层面来说，这部分财富要测算清楚，再让它回到二次分配渠道。这些才是三次分配的重点所在。

至于有些人赚了很多钱，那是他的合法收入，鼓励他们做慈善之类，意义恐怕微乎其微。况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阶段的中国还不太需要。我们国家一直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助人为乐传统，慈善、捐赠这些方式可以去倡导，也可以去立法规范，但它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我们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我觉得现阶段要客观看到城乡二元社会的特点，比如大部分低收入群体确实在农村，但他们的生活成本也比较低；综合算起来，收入支出相抵消后，生活质量某种意义上还不算差。

我前段时间发了一篇文章，谈农民生活的中产化，他们也可以过上跟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差不多的生活，说白了就是他们也可以享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我们没有必要把这部分群体悲情化。

当然，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如果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完善起来，他们可以从分配中获得更多，比如说产业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生活环境；即使不能迅速缩小贫富差距，但至少可以通过初次分配获得更好的收入。

其实现在中西部地区有些工厂的务工收入跟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一般中西部地区的工厂工资有四千块左右，到沿海发达地区也就是五六千块。但，初次分配的区域差异，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另外一点是，中西部地区的务工收入主要靠加班，在劳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不够，就业质量差，我们可以在这方面着手改善。

把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好，增加初次分配，这很重要，看上去只是增加了一点点，但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才是初次分配要着力的最重要群体，一旦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那中国确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相对共同富裕的国家。

至于二次分配，主要是靠财政和税收方式，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成熟、效率也很高的调节机制。像脱贫攻坚的大量资金，主要靠二次分配。说到底，这是中国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工具，也是共同富裕的一个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政策等等塑造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在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追求社会发展，另一个方面追求社会公平。它是追求实质正义的，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只要大家觉得不公平，社会总是有办法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底层架构”中就具备了政策调整的合法性，所有人都接受。分配制度领域的改革，本质上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度要求上的体现。

成都夜经济 @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不过现在关于三次分配的问题，还没有太多信息，实际操作和规范目前都还不清楚。

吕德文：现在还只是一个雏形或理念，距离落地操作还有一段距离，但它作为一个方向是正确的，这符合我们国家的特点。中国将来肯定不会出现那种可以控制社会的超级资本，拿他没有任何办法，这在我们国家是肯定不允许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允许有这种利益集团存在。

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真的是一个超越利益集团、超越阶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其重要原因就是它代表整体利益。

观察者网：您提到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目前可能还是一些方向性的东西，不过外界也有一种担忧是，现在政府对大型平台企业监管严厉，再加上这些政策出台，仿佛具有一定指向性，所以一方面追求社会公平毫无问题，但另一方面会不会某种程度上挫伤企业家的积极性？中央会议提出共同富裕后，隔天腾讯表示要捐500亿作为“共同富裕”基金，随后阿里也宣布投入1000亿，当然目前外界并不清楚这些资金会如何运作。

吕德文：这个问题要辩证看待，首先企业想要取得真正长远发展，跟社会肯定是共生关系，没有一个企业希望涸泽而渔。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很大一部分利润来源是游戏，但因此造成的一些社会问题，对企业本身也是有影响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公益要求，是其经营活动或获取更大利润的过程中，本身就需要这些东西。

很多互联网企业都积极开展公益，参与乡村振兴项目，一方面我们要表示肯定，他们确实在正儿八经做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发挥企业优势，另一方面企业也有长远考虑，比如乡村数字化真正搞起来以后对这些企业是很大的商机。

这些庞大的基金主要在做这些事，你可以说它是公益，也可以说是它是在做前期探索，只不过是以公益形式在探索。

至于如何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如果从消极角度来看，企业确实要“学乖”一点，在灰色地带要特别注意。但我们也知道，创新往往源于灰色地带，当然出问题的也是在灰色地带。

我们现在谈共同富裕，只是最终结果，即财富制造出来以后的分配形式。分配制度改革只关心社会创造的总财富最终流向哪个地方，但并不在意财富是从哪里创造出来的。

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毕竟是一个社会政策。积极来看，任何一个大型企业想要成长，都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成长，是一种整体成长；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不存在纯粹意义的、跟政治无关的企业。事实上，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到社会中去，经济行为要获得效果，就得跟社会制度、政治、风俗习惯、文化等相契合。

现在国家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其实是非常明确地向企业释放信号或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对所有企业都是公平的，并不是针对某个企业。

其实，经历新冠疫情后，我们越来越明白，制造业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很多看似光鲜亮丽的创新企业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还是要靠制造业。当然，第一产业就不用讲了，农业肯定是基础。我们还是要依靠这两大基石，再来发展其他产业。

换言之，社会真正的财富创造，初次分配很重要，因为大多以制造业为基础，单单依靠初次分配就能滋养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假如没有这个基础，共同富裕就很难实现。

继腾讯之后，阿里巴巴宣布将投资千亿，助力共同富裕。

观察者网：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如此大的行政版图中，共同富裕的问题，除了个体之间的差异之外，肯定还涉及区域之间的差异，过去通过财政转移方式进行再分配，在共同富裕的议题下，怎么来理解个体与个体、区域与区域等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呢？换句话说，共同富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比如对于脱贫，我们有可衡量的指标或可参考的对照系，那么共同富裕应该是什么呢？

吕德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农村要经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通过改革来实现农业和农村发展，调动农民积极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要政策工具就是分田到户；第二次飞跃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两者的政策目标和工具不太一样。

第一次飞跃的时候，大家都很贫穷，贫困户不是少数，不可能全社会所有人富起来，所以重心是能脱贫一个就脱贫一个，鼓励大家凭借自己的努力富起来，也是给社会减少了负担。逐渐发展到后期，像最近几年的脱贫攻坚，其实贫困户真的是极少数，这部分人是真的依靠自己的努力也没法改善生活，这时候扶贫或低保等各种社会政策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实现共同富裕有两种政策工具，一种是针对少数人的福利政策，通俗地讲就是社会特殊群体，比如极端贫困者，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发达、是否有质量的重要指标。

有些国家很发达，但满街都是流浪汉，你说这个社会是好还是不好？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现在街头基本看不到流浪汉，这说明现有的福利政策在发挥作用。我在民政局调研时发现确实在社会救助层面加大了投入，有条件实现应助尽助，尽管保障救治水平不一定高，但可以解决基本问题，这已经很厉害了。

再比如农村低保，也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并且都是动态的，这个月陷入贫困马上提交申请，下个月就开始享受低保待遇。社会学领域有个专用名词叫瞄准率，低保的瞄准率是很高的，相反扶贫政策的瞄准率并不高，上次我们就谈过贫困政策应该常态化，扶贫和低保两线合一就可以。低保制度已经很完善、覆盖面广、效率也很高，直接移交给民政部门去做就可以了。何况，中国已经宣布全面脱贫实现小康，把这部分纳入常规性的、针对少数人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一块就行。

当然，还有一些针对少数群体的公共服务也在慢慢完善，比如精神病人群体的救助框架正在逐步建起来。今年暑假我在农村调研精神病人的情况，他们的保障水平就比较差，虽然可以住院，但农村的精神病院条件比较差，病人情况也不容乐观，无法得到有质量的救助。一般家庭但凡有点条件都不愿意送进去，而是自己带着四处求医。

毫无疑问，我们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已经有了意识并采取了行动，基本上能实现社会福利政策全覆盖，只要有生活困难的人，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覆盖。

再者，针对大多数人的社会政策很重要，包括刚才讲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这是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它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完全市场化，要是完全资本主义性质就很麻烦，必然会制造不公平。

这些领域我们虽然不反对市场、不反对资本，但社会政策要讲社会公平，讲社会的总体效益。如果这些方面能做到相对公平，让普通民众负担小一些，也意味着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这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现在都用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就收入层面来讲，有很多东西讲不清楚。中国社会存在很多复杂现象，首先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是一个完全货币化的国家，比如农村有些交易不依靠货币或现金支出，属于非正规经济或自给自足，农民的住房等等也不纳入市场体系。一方面很难统计，另一方面有些隐性支出也算不进去。

如果说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情况，按照现在常用的概念去套是套不上去的，它无法客观反映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的生活质量究竟如何。

共同富裕说白了就是大家生活质量都还可以。现在看上去好像大家收入都还可以，玩得也挺开心，但如果问生活质量如何，好像大家过得又不怎么样。这说明当下社会的问题所在，已经到了需要走第二步的时候。先富群体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大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但富裕质量不高，所以要采取措施巩固中等收入群体。而最重要的巩固措施就是社会政策要合理。

比如我们比较关心的充分就业，就业政策是基础，放到社会政策层面，可能还会更关键。客观而言，我觉得我们的就业没问题，国家统计局的很多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一个人回到农村家里面，你说他是就业还是没就业，有些情况很难计算，它不像在城市里面，没有就业就真的是没有，何况事实上城市里面也存在非正规就业。所以，就业本身问题不大，关键是要把基本的东西保障起来。中国提出以内循环为主，是因为我们内部市场很大，社会需求高，只要大家生活好了，自然会制造很多需求。

观察者网：今年6月，浙江被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某种信号的释出。我记得您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出，浙江经验具有特殊性，其他地方无法借鉴或者说不能借鉴。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城乡融合、鼓励要素流动的角度来看呢，浙江的经验是否具有可借鉴性？同时，在浙江这个示范区，您觉得哪些政策、法规可以做探索性的先行先试？

吕德文：试验本来是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但是现在浙江的示范是朝着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的方向去的，这可能会造成一些反面效果。举个例子，浙江有26个山区县，每个山区县都投入大量资源，这要怎么投入？一是靠财政，一部分省级财政直接转移支付进去，这是可以的，也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普遍操作，像东部发达地区的税收转移支付到中西部，也就是二次分配。

但浙江主要还不是这种方式，而是融资。浙江的山区县普遍都在大搞建设，县城房价也要两三万，也有不少群众因为拆迁一夜暴富。这到底是共同富裕还是别的问题？照此逻辑，各种工程搞得轰轰烈烈，房子一拆，都是百万富翁，看上去是共同富裕了，但背后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有多高？浙江的山区跟中西部地区也没什么本质区别，房子田地都一样，钱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这些都是社会财富，说白了都是地方债务。

正常而言，就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社会政策完善起来，比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保障某地的医疗质量，不只是省会杭州的医疗高质量，山区县也能保证不差；再比如住房保障，所有人不为住房发愁，教育质量也要有保障，农村教育资源、山区教师通过统筹方式得到更好发展。这些事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应该做的。但在山区县里面搞很多高标准项目，所有配套设施一流，真的没有必要。

浙江经验表明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我们要承认有些地方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会衰落的，如果对标中西部地区的话也是如此，人口都聚集到市里面去了，很多地方未来是会衰落的。所以，建设投入要有梯度，要测算当地居住的主要是什么人口，有什么需求，绝对不能一刀切，就仿佛全浙江都一样，这会出问题的。第一，浙江的财政是有限的，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就想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现实的，哪怕在浙江这样相对富庶的省市也是如此。第二，实现共同富裕，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透支，不能大干快上；浮于表面的、虚假的共同富裕，要坚决杜绝。

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劳动创造幸福。无论国家政策有多么好，大家都要依靠自己的奋斗。而国家、社会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保障，然后让人们自己去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共同富裕绝对不是等靠要，要避免福利国家的陷阱。否则，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生活却及其匮乏。如果共同富裕制造了一大批食利者阶层，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哀。

所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单单是社会政策是否合理，还不能忽略关键一点就是社会主义是讲劳动伦理的。对应到分配制度，最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因为社会主义有劳动伦理，无论是个人幸福还是社会发展都要依靠自己的奋斗，通过努力劳动提高收入，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起到辅助补充作用。

观察者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共同富裕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有钱、富足，而是要有一套更完善或者更良好运作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制度？

吕德文：对的，共同富裕主要不在于客观上你有多么富足，而是背后要有一个良性运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很重要的价值基础，也就是刚才讲的劳动伦理。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消除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某些人或者企业的财富获得方式违背了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有些人是扎扎实实经营，而有些人是靠割韭菜，这是有很大差别的。

同样的，对于有些不富裕的地区和群体也是如此，不能依靠国家财政直接让这个地方变富裕，二次分配是为他们提供基础条件，但幸福生活还得靠自己创造，这是最关键的。就像我一直对扶贫政策有些批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违背劳动伦理，把钱送给他，这种扶贫有什么意义？除非是真的弱势群体、丧失劳动能力，但要知道大多数贫困户是有劳动能力的，这就不对了。

致敬劳动者 图片来自人民网

观察者网：这段时间以来，国家监管机构对互联网大企业出手，政府推出共同富裕议题，再加上教育政策改革等，种种信息夹杂在一起，仿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都是资本的错，甚至有外媒声称中国是不是反资本、反市场，乃至出现“劫富济贫”的误解，当然这也加大了我们社会的撕裂感，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吕德文：我觉得要这样看，资本为什么错，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你没有规训它。资本是需要驯服的，它本身不存在对错。如果有人要说资本天生是恶的，那也可以，问题是你有没有让它有作恶的条件。所以，从普通看客的角度来讲，你可以那样评论，但是作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或是国家管理者，那样看问题肯定是不对的。

就像很多人也会说政府权力是恶的，都是同样的思维。这样讨论问题就没有意义了。有意义的讨论是，我们处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所有人性的恶，所有参与财富创造和分配的相关主体和要素都能被有效规训，把它的负面性压到最低，同时将积极面发挥到最大。

资本最大的优势是能够高效配置资源，如果让政府去配置，就没有资本配置得好，因为资本的嗅觉最灵敏，对生产需求等信息判断也最精准，所以要充分地利用好资本。

但与此同时，资本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它只考虑效率，考虑利润最大化，它不会考虑赚钱过程中对社会公平的伤害。但政府的好处是可以利用政策工具来规训它、引导它。比如这两年疫情蔓延，大量资本涌入在线教育和教培市场，电视、手机广告到处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出来出问题了，于是政府开始介入，压低教培市场利润，引导资本流向其他地方。

所以两者是相互匹配的，政治有伦理，经济也有伦理，搞政治的要注意效率，维护公平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但也要考虑让资本发挥它的作用。而资本在赚钱的同时，要考虑政治问题。

同样的道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也是相辅相成的，初次分配做好了，二次分配就会简单一些，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政府厉害的话，在初次分配、经济布局中就能高效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建设好当地的市场条件，将资本引导到中西部地区，如果资本进去了，那二次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就可以变小。而这些地方拿到财政转移支付后，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给资本进驻创造便利。反之，二次分配搞得好也有助于初次分配质量的提升。初次、二次、三次分配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作为社会个体而言，要认识到一个重要原则，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不是福利国家，不能等着国家给你提供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福利国家的概念很不好。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劳动国家，是一个有劳动伦理的国家，你要成为社会的主人，就得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意味着天生就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只有尽了自己劳动的义务，才是属于劳动人民，才能享受社会的财富。

共同富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面效应，它的政策目标就是缩小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阶层差距。前面谈到的初次分配中的产业布局，本身就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方式，二次分配就更是重要手段了。至于各个阶层之间的差距，社会政策要继续发挥作用，包括减少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等等。我想，这是现阶段共同富裕对我们的最大警示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