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了了，跟我上山！”

咱们上回说到，周恩来、叶挺、朱德等人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兵败潮汕。

就在中国革命事业陷入黑暗之时，一股光亮出现在湘赣边界山区。

文 | 有观点大历史

编辑 | 李雪 瞭望智库

时间倒回南昌起义的第7天。

武汉不负“火炉”称号，气温高达40摄氏度。

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幢西式小楼里，刚从冯玉祥军中回来的邓小平从接头地点将一个个代表接过来，“白色恐怖”笼罩，房间闷闭，大家不能吸烟，代表们打地铺等待人到齐。

拯救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便是在这个环境下召开的，主题是组建“人民军队”“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队”。

8月9日，代表们通过“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提议，预备利用秋收阶段阶级斗争激烈时期，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4个工农基础较好、存在共产党力量的省，启动秋收起义。

此时的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负责此次起义的重点——湖南省。

他有深厚的农民运动经验，北伐时曾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培训了大量农民运动骨干，在组织内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瞿秋白语），能与彭湃相提并论。

【注：彭湃，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创立者，所著《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当时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

就在毛泽东准备动身时，出现一个插曲。

当时，国民党政府尚未与苏联绝交，苏联驻广州、武汉、长沙的领事馆还在。共产国际派出巡视员赴长沙了解当地情况，指导秋收起义。这位巡视员叫马也尔，对外身份便是苏联驻长沙领事馆领事。

同当时多数共产国际代表一样，此人迷信大城市暴动，见到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便建议集中湖南的力量帮助夺取广州，是为：“由湖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

这个提议得到夏曦等与会人员的赞同。

毛泽东当即表示反对：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

“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

“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是要上山。”

与党内大多数人认同“城市革命论”不一样，

毛泽东认为，中国国情不同，很多苏联案例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就如他在早前工作大会上批评总书记陈独秀不重视农民运动：

“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中，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

一番“交锋”，调集农兵前往广州的意见败下阵来，毛泽东正式得到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领导工作。

在长沙市郊沈家大院里召开的湖南省委大会上，当地干部瞧着这位口若悬河的年轻人，有些傻眼——除了在“不再打国民党旗帜”方面取得共识，他说的话和当地干部之前得到的消息完全不一样。

有两个重要议题：

其一，中共临时中央对起义后土地政策的施行力度仍未下定决心。“八七”会议决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而毛泽东主张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论在全国还是湖南，都是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无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如此，起义的积极性就难保证。

其二，会议进行了关于土地国有化的讨论（即便此时还没有走到全面提出土地“国有化”的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做的并不是一次简单土地再分配，那样只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而是打算创造一个彻底推翻地主政权的新世界！

另外，毛泽东认为“八七”会议制定的在全省实施暴动的计划不贴合实际，言道：“兵法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嘛！”

他根据实地考察估算，这几号人领着千百号农民外加几杆鱼叉和鸟枪，能拿下全湖南？就算把南昌起义军全拉过来也够呛。

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放弃其他几个中心，在群众基础好、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发动起义。

9月初，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坐火车来到安源。

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符号。清末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采矿技术开发了安源煤矿。只是，当时萍乡境内的萍水河承载不起巨量煤炭运输，便修建了看起来没头没尾的株萍铁路。这也是江南的第一条铁路。

在农业社会的旧中国，这里非同寻常地有着一两万深受压迫的煤矿、铁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几年前，毛泽东来过这里（第四次），与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领导了载入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册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他第五次来，是要清点人马。

听了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等人的汇报，他有点惊喜。

除了原有安源矿井队、工人纠察队，在大革命失败后逃散的“农军”也聚集在这里，加起来约有1700人。

【注：“农军”，亦称“农民自卫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武装，是各地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

这批“农军”的领袖王兴亚介绍了自己的两个拜把子兄弟，绿林好汉袁文才和王佐，目前正盘踞在井冈山，“咱们要是败了，便上山去投奔他们”。

惊喜不止于此。从武汉等地出发，没赶上南昌起义的卢德铭部、约500人的余贲民平江农民自卫军、潘心源带队的浏阳农军，以及罗荣桓率领的一百来号农军，此时也都在北面约两百公里处的修水一带。

有了这5000余人，毛泽东大手一拍，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成立：

第1团以警卫团、余贲民平江农民自卫军为基础编成，驻修水，向平江进攻；

第2团由安源工矿部队为基础编成（附汇集于此的莲花等地农军），驻安源， 进攻萍乡，沿铁路进击醴陵、株洲；

第3团由浏阳农军为基础编成，驻铜鼓，向浏阳方向进攻。

行动总指挥为卢德铭，各部拿下关键节点后会师长沙。

时间定于9月11日。

【注：在修水，卢德铭等人已经将所部编为一个师，辖两个团，但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则是在安源工矿部队加入后。】

9月6日，毛泽东伪装成安源路矿工人，在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工人俱乐部工作人员易子义的领路下，前往一百多公里外的1、3团驻地铜鼓和修水，传达精神、布置行动。

行至浏阳张家坊村时，被民团拦下。这时，湖南军阀唐生智积极清共，已经杀害了数百人。若被民团抓去领赏，肯定死路一条。

毛泽东当即掏出几十块钱（来自潘心源），准备花钱开路。但是。对方只收钱、不办事，依旧将三人拿下，要送往民团总部。得亏他们身手不错，三人寻空逃走。他和潘心源乘机逃走，易子义被抓。

好在有惊无险，否则中国历史将由此被改写。

9月11日清晨，起义军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毛泽东为这次行动写了一首诗：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器动。”

战况，远远没有想象中乐观。

此时的军队从上到下，除卢德铭外，根本没有多少作战和训练、管理经验，尚在起步阶段的工农部队还远远不是将来的铁血雄师，一个战斗力之弱，只能用“菜鸟”二字来形容。

9月14日，第3团在白沙镇召开群众大会时，竟没设置岗哨，1400人的队伍在国民党军袭击下溃散，最后只收拢500人。

而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被寄予厚望的卢德铭第1团，在长寿街遇挫。他们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黔军王天培部北伐时期被蒋介石清洗后落草的一支，

结果在攻打湘、赣两省要冲长寿街时，该部临阵倒戈，给了第1团致命一击。

第1、3团本欲会合，以图后战。然而，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这些农军本就是本地人，正值中秋，不少人回家过节去了。

第2团在行动中被国民党军围困，慌乱之下，跑散了。

就此，三路大军全部遇挫，5000人减员至2000人。

真是无组织、无纪律！

见状，毛泽东作出决策：打不了了，跟我上山！

“我已经致信湖南省委，建议停止长沙暴动。”

“当前我们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大城市。不打大城市，干什么呢? 到广东、湖南、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去，那些边界地方无人管，我们来管。

我们到那里休息，到那里建立根据地，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和敌人干！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如此言论激起巨大争议。

此时，南昌起义军“覆灭”的消息还未传来，城市革命论的思想在大家心中深深扎根。共产国际顾问马也尔气急败坏，认为这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向中共临时中央狠狠地告了一状！

不仅如此，众多指挥员，特别是类似师长余洒度、3团团长苏先俊这样的黄埔生、正规军，更是难以接受。

余洒度直言：

“农村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进攻中心城市，放弃城市不打就是逃避革命斗争。是害怕和敌人作坚决斗争的表现，大家应该明白，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工人，工人！懂吗？请问到了农村后，去依靠谁？”

苏先俊：

“我同意，我们刚打了几个败仗，就放弃攻打长沙，接着也放弃攻打中、小城市。见了敌人就躲、就跑，天天叫敌人追着屁股打冷枪。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哪次革命不是以攻占敌人的城市为目标? 十月革命是，辛亥革命是，北伐革命也是。因为城市里有敌人，就放弃了进攻，往没有敌人的荒山野林里钻，这算啥子革命？打不了城市，以后我们这支军队吃啥子？穿啥子？从哪里搞给养呢？”

经过激烈争论，多数人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上山路线”势不可挡。余苏两人拍案而去，先后找借口离队，回到了城市。

没过多久，两人便得到广东方面起义失败的消息，对革命彻底绝望。此后，曾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任师长的余洒度，投了国民党，在1934年被蒋介石以“贩毒”名义枪决；第3团团长苏先俊自行脱党后出卖湖南著名工运领袖郭亮（导致郭亮被杀害），两年后，被攻下长沙的彭德怀处决。

9月23日，在部队自芦溪向莲花行进的过程中，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的伏击，卢德铭为掩护部队撤退，战死。对于这个年仅23岁，革命意志坚定的白马将军，毛泽东悲怆高呼：

“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军心浮动，士气低落。

怎么办？

人民军队建军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来了！

江西永新县，一条小河自三湾村外绕过，周围群山枫叶火红，如朝霞一般。

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确立革命信念。

他直接在大枫树下拉出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一摞摞大洋，高声宣布：

“参加革命，完全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 至5元钱的路费，开证明信离队。”

就这样，秋收起义部队就剩下700人。

但是，事实证明，革命队伍在精不在多。

在剔除了不坚定者后，毛泽东的第二步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此之前，南昌起义军主要通过领袖个人魅力和威望和以铁血手段维持军纪，即便是叶挺独立团，也只有一个党支部。

在政治上不稳固的军队，经不起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对罗荣桓（特务连党代表）、何长工（卫生队党代表）等党代表们说∶

“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心脏强壮，摔打一下皮肉无关紧要。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把连队的党支部建设好，让连队的心脏坚强地跳动起来，才会使党的血液，流贯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

他着手在队伍中建立党组织：班、排设党小组，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单位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

另外，在部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措施，扭转封建军阀部队的“私有、等级制”习气。

首先，使用“八大员”，先从称呼上平等。

长官改称“指挥员”，士兵称“战斗员”，伙夫称“炊事员”，还有“警卫员”“卫生员”等。咱们熟知的“指战员”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

其次，“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当时，包括南昌起义军在内的武装，虽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在待遇、管理等方面，基本沿用老规矩。比如伙食不一样，士兵吃大灶，连以上军官吃小灶（四菜一汤）。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非但伙食特殊，打骂士兵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毛泽东要扭转这一情况，并立刻以身作则，立行执行。

用罗荣桓元帅的回忆的话说就是：

“正是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灵魂，也才使这支部队得以扭转旧式军队的习气，农军的自由散漫作风。不至于被强大的敌人消灭，或在上山后演变为流寇。”

在“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的号子声中，这支部队朝井冈山方向开去。

与此同时，在朱德的率领下，南昌起义军余部小心翼翼地在各军阀势力边缘行进——在赣南山区的寒风中，踏上了西去之路。

随着两支部队越来越近，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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