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九一八事变”的罪人

本文转载自：血钻故事（ID:xuezuangushi）

本文作者：哲空空，血钻故事主编

大家好，我是哲空空。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与大家聊聊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张学良和蒋介石。这两个人物都被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具体情况如何，谁才是那个更应该被谴责的对象，一直富有争议，今天，血钻就给出自己的观点，也欢迎大家一起进行探讨。

本文主要参考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书系出版的《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此书逻辑缜密，颇有新知，也许会让大家对那段历史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

短短几个小时，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及长春落入日寇之手。短短几个星期，日寇挟废帝溥仪，沐猴而冠，于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府，即“伪满洲国”。 

日寇以极短时间侵我东北，已是万目睚眦，更令人义愤填膺的，是中国军队的不抵抗。彼时的东北，是张学良地盘，其父张作霖，因不与日寇合作，被炸死在皇姑屯，张学良背负国仇家恨，可谓不共戴天，怎奈窝窝囊囊，不敢开枪，空有士兵25万，机关枪4000挺，飞机200架，坦克、野战炮众多，而日寇关东军仅1.1万人。张学良麾下诸将，更无一个是男儿，将东三省锦绣山河拱手送人。 

日寇发起进攻时，张学良身在北平，接受戒毒治疗，统帅尚如此，军队士气可知。此外，还有一事，少为人知，东北军建制规模，多赖日本装备指导，关东军情报机构，对东北军了如指掌。事变当日，日寇竟能在中国飞行员到达机场前，将其全部拘押，由此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张学良三令五申，叫部下别惹日本人。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猛打电报，千里传音，发出指令，若遭遇日军进攻，中国军人不得抵抗，军械子弹入库，不许有异议。

张学良 

在此形势下，日寇仅凭屈指可数兵力占领中国东北广袤土地，控制3000万人口，在一份日寇的正式报告中称，整个“满洲战争”，仅有378名日本士兵丧生，821人受伤。 

今有人言，张学良不抵抗，乃是执行老蒋的绥靖政策。蒋介石多次明里暗里，逼迫张学良遵从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与蒋介石联络密切，实时汇报日军侵略动态，而蒋介石的回复永远只有一个：不要抵抗，等着他向国联上诉。 

当时当日，彼国民党政府并未直接统治东北，它可对东北宣布主权，仅因张学良与蒋介石结盟，拜了把子，接受国民党政府中的职位，但东北这盘棋，具体怎么下，还是他张学良说了算。若张一心抵抗，南京政府绝无强迫之可能。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余不敢为少帅隐也。 

话说回来，若论“九一八事变”的罪责，蒋介石和张学良相比，孰轻孰重？窃以为，蒋的罪责要重的多。

国民党北伐之后，蒋介石一直有个愿望：获得日本的承认。 

但这中间有个矛盾。 

1926年，蒋介石发动北伐，旨在统一中国，为获取支持，激励士气，说了许多豪言壮语。如军阀是帝国主义工具，待天下大定，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其中就涉及日本，如废除“二十一条”、归还辽东租借权、取消南满铁路垄断权等。 

待南京政府初定，蒋介石口号不喊了，转头讨好日本，会见田中义一，拍着胸脯保证，彻底断绝与共产党关系，并尊重日本在东北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既得利益。 

1928年5月3日，国民军进军北平，行至济南，与日寇发生冲突，战斗持续一周，数千名中国人死难。管外交的黄郛赴济南谈判，被日本军事当局扣押，里子面子都丢了。 

此事激怒山东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示威运动不断。蒋介石害怕日寇，采取绥靖政策，令中国军队撤出济南，会见日本官员，甚至镇压反日运动，还贱兮兮地清除了街道上的反日标语。 

经蒋介石一番“努力”，济南事件平息，1929年4月28日，日寇从济南撤走，不久后，日本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渴望获得日本承认的“心愿”虽达成，却完全打错了算盘。 

1930年代初，美国大萧条波及世界，日本也受到影响，政府缩紧预算，砍了军费，引起军队中激进分子不满，遂心生毒计，煽动对华战争，落在行动上，就是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镇位于长春以北。1931年，一家公司先向中国农民租用土地，又转租给朝鲜人，由此产生纠纷，朝鲜租客与中国人发生械斗，中国人上告地方政府，政府下令禁止朝鲜人筑渠，这时，日本领事警察插了进来，开枪驱散人群，帮朝鲜人完成了筑渠。 

日本军国分子以此为借口，操纵日朝右翼媒体，煽动反华情绪。在朝鲜，127名华人被杀，另有约400名华人受伤。 

当此之际，中国人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上海总商会电告全中国商业组织，督促他们从1931年7月24日起，禁止出售日货。 

蒋介石怕激怒日本，继续主推绥靖政策，日寇有恃无恐，终于在1931年8月，为9月18日的事变制定了最终计划。 

面对日寇的蹬鼻子上脸，蒋介石为何坚持绥靖政策？ 

答案是：为自己。 

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事实上地方军政大佬各行其是，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等，都各自坐镇一方，拥有实权。

为统一全国，蒋介石于1929年春，与桂系李宗仁开战，使其退出华中。当年5月，蒋介石击败冯玉祥，使其两名部下韩复渠和石友三“反水”，韩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石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这两人虽表面归顺，却随时可能再次“反水”。 

1930年春，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双方军队杀得天昏地暗，两败俱伤，冯、阎这边伤亡约15万人，蒋这边伤亡约9万人。关键时刻，蒋介石给张学良送了1000万银圆，并承诺让张控制黄河以北地区，由此，1930年9月，张学良加入战局，支持蒋介石，冯、阎二人这才败下阵来。

经此一役，蒋介石军费超支，四处搞钱，民脂民膏，付之战火。 

1931年春，风波再起，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而胡汉民曾是孙中山密友，关系盘根错节，广州那波势力，包括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联合李宗仁和张发奎，一起逼蒋介石下台。 

“九一八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犹如被十面埋伏的困兽。张学良当时将近一半的精锐部队都在关内，如果他把这些部队撤回来对付日本人，那么蒋介石的安全感就会大大降低，蒋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即是这种缺失安全感的体现。 

对于这一点，汪精卫看在眼里，因此，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汪精卫就开始打“日本牌”。他派陈友仁颠儿到东京，向币原献媚，强调消灭蒋介石和张学良，将有利于中日利益。甚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全国民众公开谴责张学良不抵抗时，油头粉面的汪精卫私下里仍在继续向日本献媚，其汉奸丑态，直令人想吐。

汪精卫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继承的是“北伐遗产”，其思想精髓，多受孙中山影响。国民政府每次开会，都要宣读孙中山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奉行绥靖政策的蒋介石，想必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如坐针毡。 

在玩弄诡计上，蒋颇有一套，他最擅长的是一招“乾坤大挪移”，将日本问题颠倒过来，每当有对手指责他的不抵抗政策时，蒋都会倒打一耙，反诬对方破坏团结，意图挑动内战，为日本人火中取栗。 

仓皇之下，蒋介石病急乱投医，竟然看中了“法西斯主义”，通过蓝衣社，将自己鼓吹成一个铁腕人物，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蒋介石公然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 

虽巧言令色，却难掩虚弱本色。蒋对日的绥靖政策，让其声望直线下降，搭台子唱大戏也不像，明明是个软蛋，却要乔装硬汉，岂不可笑？

1931年9月20日，上海30所大中院校师生组成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一周之内，全国各地学生，以及东北的难民同胞，蜂拥至南京，展开游行示威。

蒋介石为“灭火”，会见了学生代表团，并对他们说，如果国际联盟和《凯洛格公约》（1928年签订的国际公约，规定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不能维护公道，国民政府将进行最后的和崇高的战斗，我将率领军队和全民族为保存我们的种族与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而战……如果需要与其他爱国者一起倒下，我将前去前线。 

蒋介石的言辞与行动总是相违背，就像大河两岸，永隔一江水。其实真相很简单，蒋介石为了一己私欲，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欲令智昏，未能及时抗击日寇，一拖再拖，致使无数中国人的生命白白牺牲。 

蒋介石对日本软了许多年。

直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将蒋介石扣留，迫使其签订六项协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这才放弃内战，勉强“营业”。 

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捐弃前嫌，从中斡旋，促成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抗日战争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