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九一八”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战争：舆论战

“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整整九十年，从1931年的这一天开始，中国东北沦于敌手，数千万同胞终日苟活于侵略者刺刀和铁蹄之下，中国资源被掠夺，中国人民被欺凌。

还有那些大小汉奸，甘为日本人充当耳目，时时刻刻盯着中国人一言一行。中国人稍有失言就可能性命不保，若被汉奸说成是“赤党分子”，那便是灭门之灾。

东三省沦陷期间，东北人民以歌为泣，以血为书，号恸之声天地可闻。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著作已有很多，但对日本人发动的“舆论战”却涉及不多。

跟军事斗争一样，中国当时在舆论斗争上也是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哪怕是中国领土遭到外敌侵占，哪怕是中国人民遭到日寇杀戮，中国人在国际上却很难发声，更不要说争取到各国人民的同情。

在舆论战方面，先说一个人，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他的名字不断地被人们提及，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站上奥运赛场的运动员–刘长春。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刘长春作为国内小有名气的短跑运动员，极为可能代表中国首次出战奥运会。

而日本人将他当成了舆论战的一部分，1932年5月，日本控制的《泰东日报》发布一则新闻：“满洲国”（伪）已派刘长春参加奥运会，并已得到国际奥组委认可。

日本人为什么要对刘长春进行舆论绑架？有两个目的：

一、918事变之后，日本人急于让傀儡政权“伪满州国”得到国际“能见度”，而奥运会赛场是非常理想的场合；

二、强行将刘长春说成是伪满代表团成员，扰乱中国民心，打击中国的自信心。

刘长春立刻在北平的《体育周报》发表声明：“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为人马牛。”

随后于《大公报》上再次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些声明，压下了日本人制造的舆论阴谋，1932年7月8日，上海各界在新关码头为刘长春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多家中国报纸配发了新闻照片。

刘长春“单刀赴会”，在海上历时21天来到美国。虽然这是一次非常寒酸的奥运之旅（代表队只有8个人），但此行粉碎了日本人的国际舆论阴谋–用伪满取代中国。

不过，从918舆论战来说，南京政府的处境与军事上一样，处处被动挨打。

而日本人不但要在国际获得舆论优势，还要在中国培养它的代言人。

九一八的国际舆论

中国东北被日寇公然侵略之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被动到什么地步？

连九一八本身是不是一场战争？竟然都模糊不清。

日本报纸说这不是战争，因为中国军队没做多少抵抗便撤退了，中国也没向日本宣战。

巴黎、伦敦、纽约的媒体一开始只是将九一八事变当作是一件小事。

既然不是战争，那么国际反战运动等组织就不会向日本发声抗议，更谈不上对侵略者的谴责。

“九一八”过去一个多月后，1931年10月21日，共产国际看不下去了，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召集各国共产党代表开会，批评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共产党报刊没有反对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声音。

库西宁说，日本人行为比战争更恶劣，中国的城市被轰炸，居民被大规模屠杀，这难道还是不是战争吗？日本人诡辩“满州”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你们怎么能相信？

共产国际执委会责令各国党刊党报立即改正错误立场。

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国际舆论，无论右派和左派报纸对于日本人的暴行是非常麻木的。这也说明日本在国际舆论方面下了多少功夫去淡化自己的侵略行为。

蒋介石集团在九一八之前，宣传重点是“剿匪”，对日本则采取了“不刺激”方针。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对张学良提到：“他们（日本人）嘴大，我们嘴小，倘若抵抗，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大会上还在强调：“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决断。”

国民党政府一边不敢动用力量在国际上发声揭露日本人的暴行，以自己“嘴小”为推脱借口；一方面又用逆来顺受的姿态指望“国际公法之决断”。

国民党这种态度，已经决定了它在军事和宣传上的双重失败。

舆论手段和军事手段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宣传到位了，可以使自己的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甚至是兵不血刃；宣传失败了，自己就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

蒋介石并非不重视舆论，而是国民党的宣传上犯下了方向性错误，外敌当前，他们还在全力宣传“剿匪”。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5月9日，汪精卫从欧洲来电，表示要纠合在欧同志，为中国宣传。胡汉民也从巴黎致电南京表示愿意承担国际宣传之责任。两人都需要蒋介石提供日军暴行的图文材料，方可向世界告知“济南惨案”之真相。

蒋介石却非常”谨慎”，5月17日刘峙向他请示，是否向报界披露日军在济南的暴徒细节，蒋介石却表示“对日案切勿擅自通电发表。”至于汪胡二人需要的材料，蒋介石则一直拖着不给，他怕汪胡二人会因此事得到比他更大的海外影响力。而南京政府的宣传机构建设一直非常薄弱，要经费没经费，要地位没地位，负责人只是科级官员，中央级高官和地方大佬谁会搭理他们？

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才感觉到国际舆论方面的被动，11月17日，设立了“国际宣传组”，由陈布雷负责，这样才有一个专门针对日寇的宣传机构。

在欧洲，由顾维钧等人以个人名义进行宣传，到日内瓦（国联所在地）散发材料，巴黎的爱国留学生团队与东北学生会一起用写文章、办演讲、贴标语等方式揭露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虽然海外中国人非常努力的进行宣传，但困难重重。

宣传经费，就是一个大难题，一封从上海发往巴黎的电报，当时价格是五字八元，发一篇揭露日军暴行长电文需要多少钱？而国民党拨出的海外宣传经费每月仅有一万元左右。

那么只好写信邮寄，但时效性就没有了，而日本人的谣言在满天飞。

国内宣传呢？硬件方面，电台干不过日本人。在电影方面，中国拍了很多实地纪录片，想让在华外国人了解东北人民的悲惨境地，但是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电影院不让播，甚至连买片头广告方式都不行，因为人家跟日本人关系密切。

1932年，为了粉碎”伪满州国“的谎言，中国的教授，学生、金融界精英、商界精英、爱国资本家自发地站出来，利用个人关系和个人财力进行反日宣传，才有了一些好转，刘长春赴美国参加奥运会就是一个例子。刘长春本人也带着揭穿日本人和汉奸谎言的宣传使命。

直到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才有了功率75千瓦的电台，能覆盖到夏威夷地区，耗资40万元。每天播送11小时，语言有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等。

电影方面，由陈果夫负责，一部反日宣传短片经费为500元，长一点是1000元，但经费还是严重不足。1934年蒋介石才批了十万元，拍摄了上百部影片。

日本人的反华宣传影片有多少？7000多部，这宣传战怎么打？

而且日本人聘请的是中国演员拍那些宣扬”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的电影。后来这些为”满州映画“拍戏的明星以汉奸罪论处。

日本人的宣传手段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便着手针对中国进行舆论引导布局，内藤湖南的《中国政治无能论》、矢野仁一的《中国无国境论》、稻叶君山的《中国愚昧论》不断出版，企图建立”日本人优秀，中国人低劣“的认知。

日本议员们则纷纷前往欧洲、北美，联络感情，美化”共荣计划“。

因为1927年的北伐军歌曲里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大联合!大联合! 打倒帝国主义”之词，日本就硬说中国人排外，民族主义高涨。

中国人排外形象被塑造成功后，什么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济南惨案……肯定都是中国人激怒日本人在先。

舆论战就是这样，当你被植入一个思维模式后，就跳不出这个圈子，一有什么事情，马上认为皆是中国人有错在先，今天不是有人动不动要中国人反思吗？

九一八爆发，《朝日新闻》就一口咬定是中国排外举动导致情势恶化。

不是国联谴责日本，反过来是日本要求国联要注意“中国人的排外运动，反日运动，中国遵守条约以及保护外国人安全”等问题。

日本人还派汉奸去豫鄂湘赣等红军活动区域去收集“反日”材料，汉奸把“证据”交给日本人，可以换钱。

日本人再将“证据”加工成小手册，以日文和英文印刷，送给各国外交使团。

日本人的舆论战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既要离间中国与各国关系，又要瓦解中国人的斗志。

在国际上，日本反而成了“自卫者”，它在中国领土上”自卫“。

国民党一开始就没有宣传战略，走一步算一步，最后逃到在小岛上，结果还是那个德性，天天忙着向台独势力自证”清白“。

实际上，九一八的舆论战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结束，有的“历史发明家”用日本人的“史料”来证明九一八还有另一个“真相”。这些“史料”貌似珍贵，其实就是关东军宣传材料一部分。用关东军宣传材料当成学术研究成果，这还算是中国人吗？

虽然历史硝烟早已散去，而打着学术名义为侵华日军涂脂抹粉的小丑在网络也时常出没。如果这类“学者”横行于网络，那么，带出来的只能是“精日”败类。

90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告诉后辈一个道理：

想用忍让来平息对手欲望，用惨状来博取友邦同情，想都不要去想，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强大，军事重要，宣传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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