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美国一棵“歪脖树”，中国换回一片“大森林”

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着三名航天员从天宫空间站成功返回地面，此次太空任务历时三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的太空驻留时间纪录。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为后续空间站的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反的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故障频发，寿命所剩不多。如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在未来几年退役，中国将是唯一运营空间站的国家。

与美国在航天领域封闭、排外的做法不同，中国不仅一直致力于外层空间的和平探索与利用，还以开放态度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合作。在空间站的开放问题上，中国比美国有着更加开明的态度，允许别国科学家通过天宫进行科学研发任务，这会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是一个真正有着包容性的国家。

回顾几十年来的中美太空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中国一步步地从弱小走向强大，稳扎稳打，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至今，美国总统拜登将不得不做出选择，即要么在太空计划上与中国对抗，要么找到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甚至增加双方合作的方法。

毕竟探索并开发广袤的太空，大国可以单干，但国际合作已被证明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次，美国能否“弃暗投明”？

二战结束后，冷战旋即开始。地面显然已无法满足美苏竞赛，太空成为新的竞赛场地。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开启了人类的航天之门。

这一事件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开始大肆渲染苏联的威胁。《纽约时报》就宣称这是共产主义在全球的一次重大宣传胜利。甚至有媒体宣称“这是太空珍珠港事件”。

美国国防部压力很大，希望能早日发射卫星，以平息苏联的不利影响，别说还真抢了个人类第一。

两个月后的12月6日，美国进行首次卫星试射，电视全程直播。然而，火箭两秒后便一头栽了下去，化为一片火海。美国人心碎不已，苏联人大肆嘲笑。

次年2月1日，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索者1号（Explorer-1）”终于成功发射。随后在10月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正式成立。美国开始疯狂砸钱，美苏太空竞赛开始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美苏将冷战从地表带到了太空，目睹这一切的中国暗下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美国第一颗卫星上天4个月后，毛主席决定“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然而要实现卫星发射需要两大支撑：基础学科和工业体系。考虑到当时状况，卫星被认为“与国力不相称”，于是1959年思路调整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

1960年2月19日，中国首枚探空火箭模型终于在上海试射。“T-7M”模型火箭非常小巧，主火箭直径只有25厘米，长度5.34米，起飞质量190千克，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10千米，是计划研制的“T-7”探空火箭的模型火箭。

当时的发射条件简陋，超乎人们的想象：火箭的点火装置由灯丝上的硝化棉制成；用于火箭分离的定时装置是闹钟改的；弹道也通过手摇计算机和算盘来计算……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给火箭加注燃料的设备居然是普通的自行车打气筒，而追踪火箭轨迹的所谓“雷达”竟是手摇天线。

“T-7M”火箭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从确定方案到发射成功，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堪称神速。尽管它只飞了8千米高，但却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火箭，开启了我国飞向太空的第一步！

毛泽东曾激动地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我们就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同年9月，探空火箭“T-7”发射成功。奠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基础。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太空中终于传来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东方红”！

冷战年代的卫星发射被赋予了太多政治意义，但如果剥离意识形态色彩，把航天当作一个战略产业，那时的中国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中国航天史上第一次与美国的交流发生在1978年。那时正赶上中美即将建交，为了示好，美国向中国赠送了1克月岩。这次交流给予了我们展望未来的机会。

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对美国赠送的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图｜新华社

中美航天合作，源于当时的相互需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乏资金，并且需要进入世界商业航天的契机，而美国缺乏合适的运送卫星入轨的交通工具。

1986年，是全球航天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起飞73秒后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4月，美国大力神火箭起飞8.5秒后爆炸；5月，美国德尔塔火箭刚一升空便遭雷击，被迫自毁；同月法国阿里亚娜火箭也出现了第三次点火失利，未能将卫星发射到指定轨道，发射宣告失败。

100多天内接连发射失败的情形，搅乱了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已经造好的卫星由于火箭的短缺而在地面滞留。美国卫星公司不得不开始考虑其它国家的火箭。目光最终聚焦在了刚刚进入商业发射市场的一个新玩家：中国长征火箭。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长征火箭的成功率高，并且非常便宜。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太空力量的壮大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在那个中美蜜月期，在商业发射上扶持中国，无疑可以抗衡苏联、维护美国利益。

那时的中国航天，也遇到了一个难题——缺乏资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航天产业几乎没有国家任务，“皇粮”不足，人才出走。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中国航天人意识到，长征火箭应该在国际市场中有所作为。于是，他们提出了利用中国火箭去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任务的设想。

对于当时在商业发射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也迫切需要美国的订单来提高长征火箭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打开国际市场大门的关键一步。

1985年6月，中国航天技术在巴黎首次展露风采。同年10月，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承揽国际发射业务。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和世界上从事卫星制造的最大企业——美国休斯公司签约，用“长二捆”火箭发射休斯公司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两颗卫星。12月17日，中美签署了《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两国政府还就商业发射服务建立了年度磋商机制，为长征火箭发射美制卫星奠定了基础。

按照协议规定，卫星制造商向中国提供的数据信息都须事先经美国政府批准，所有卫星、火箭技术协调会由美国政府官员在场监督，卫星运抵中国实行免检，并且24小时处于美方保安人员的监控之下。

当时的美国既想在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拉中国一把，钳制苏联，又不能让中国获得任何关键技术。所以当时的合同可谓极其严苛：

第一，美方不给我们预付任何的经费；

第二，不给我们提供关于这颗卫星的任何的技术材料；

第三，在发射第一颗澳星之前，一年以前要完成一次正常的卫星发射；

第四，如果无故推迟或者发射失败，中方将给美方100万美元的经济赔偿。

然而，当时中国的主要运载火箭是长征三号，近地运载能力只有1.5吨，很多主流卫星已经达到了2.5吨。这样长征三号的运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而“长二捆”是在长征二号丙火箭上运用捆绑技术，增强推力。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没有实物，只有图纸。

合同规定，我们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这个型号火箭的研制生产，火箭必须在1990年预定的时间内完成试飞。如果试飞失败，则合同失效，同时必须支付高额罚款。

西方专家中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如期办到。完成这个任务，按常规需要4到5年时间，就是美国，至少也要两年半时间。

但是，18个月后，奇迹真的出现了。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只是，成功的喜悦还未退去，失败就到来了。

1992年3月22日，“长二捆”执行发射美国休斯公司的澳星B1卫星任务，在点火阶段，助推发动机、支撑块都出现故障。千钧一发之际，发射台旁的工作人员冲了进去，冒着火箭随时爆炸的危险，卸下了价值1.4亿美元（约合9亿元人民币）的卫星。

科研人员经过缜密调查，排除了故障。1992年8月14日，“长二捆”重新发射澳星B1获得圆满成功。1994年8月28日，“长二捆”成功将美国澳星B3送入轨道。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长征系列火箭多次获得国际订单，发射外国卫星入轨。

然而，科学的道路上，牺牲也在所难免。

1996年2月15日，搭载美国通信卫星的长三乙火箭点火发射22秒后，由于惯性基准平台失效，最终撞上了1.85公里外的山坡，剧烈爆炸，星箭全毁。同时造成6人死亡，57人受伤，80余间民房毁伤。

1998年，长征火箭一年6次发射，把10颗外国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标志着中国火箭的生产、发射已达到一定规模。此后，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进行的商业卫星发射鲜有失败，稳稳占据国际商业发射市场7%～9%的份额，成为世界第三大火箭供应商。

中美两国在商业发射上的合作，使得中国迅速积累起了相关人才和经验，然而大环境却已经变了。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牢牢站稳全球霸主地位。共同的敌人没了，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尤其是19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让本就出现裂痕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1999年美国国会出台的《考克斯报告》，是中美航天合作受阻的肇始。这份名噪一时的文件指控中国“利用发射商业卫星的机会，特别是故障调查来窃取美国卫星、导弹与火箭技术，进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首先，报告借着中国几次发射失败，说成是故意破坏。不顾美国卫星安全完全由美方人员实行24小时的严密监控的事实进行各种妄想性的猜测。

其次，报告对与中国有高科技合作的美国公司做出了无中生有的推测和诋毁。

报告说，得到美国公司技术援助的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既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其技术的军事用途改善了中国的军用通讯、军事指挥、侦察卫星、太空武器等方面的技术。对这一指控，休斯和劳拉公司进行了严正驳斥。然而，这两个公司仍然分别支付了3200万（约合2.07亿元人民币）和1400万美元（约合90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再次，整个报告用荒谬的猜测性语言污蔑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为间谍，为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核技术、卫星技术。

时任美国能源部长里查德森表示，读完《考克斯报告》后的印象，就好像是“读了一篇推理小说”。

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商业授权法》，从法律上彻底禁止美国卫星，甚至是包含美国零件的航天器在中国进行发射，并开始全面进行相关技术封锁。

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卫星是由美国制造或者使用美国制造的零件，因此美国在商业卫星发射上的蛮横做法对中国造成了重大伤害。至今，中美没有再进行过商业发射合作。

至此，中美之间的发射合作告一段落，但中美航天人各取所需，创造了一段难得的佳话。

对于中国的航天事业而言，来自美国的订单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航天事业缺乏资金的燃眉之急，超过当时长征火箭最大运载能力的发射订单也驱动我们一鼓作气，自主研发了推力更大的火箭型号。高标准发射任务的历练显著提高了我国长征系列火箭运载的可靠性，并且成功借此机会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

1999年，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一号”飞船。2003年5月，中国首次载人航天取得成功。当年10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对此表示衷心祝贺。与此同时，中国的另一重大航天项目——探月工程得到了国务院的正式批复，开始启动。

1999年11月21日，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太空飞行取得圆满成功，技术人员在对飞船返回舱进行现场处理。图｜新华社

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积极进展显然引起了美国的重视。

2006年4月2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代理高级主任威尔德说，小布什总统提议NASA局长访问中国，并就探月与中方展开对话。此后，中美航天主管部门的交往迅速升温。９月，NASA局长格里芬访问中国，被视为中美再次开展太空合作的萌芽。

2008年之后，虽然中美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时而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美国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解读中美太空关系的势头上升。2008年12月，即将离任的小布什总统否决NASA关于推进中美太空合作的建议。

2009年，新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继续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倡议，并于11月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写道：“双方期待本着透明、对等和互利原则，就航天科学合作加强讨论并在载人航天飞行和航天探索方面开启对话。双方欢迎NASA局长和中方相应官员在2010年实现互访。”紧接着，NASA局长博尔登顶住压力和反对声音，于次年10月应邀访华。

然而，合作很快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强力抵制。

美方指出，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隶属于军方。从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航天工业体系中，11个集团下属的55个公司构成的军工企业居于核心位置，民企只负责三、四级配套产品。美国认为，这种情况存在相当大的技术转让风险，有充足理由要求保持对华距离。

有学者指出，美国关注对华技术输出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技术输出将帮助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美国拥有优势的领域。其次，对华技术输出还存在技术扩散的危险，中国有可能将部分技术扩散到朝鲜和伊朗这些国家。

2011年4月下旬，在由美国国会批准通过的奥巴马《2011财年拨款法案》中，沃尔夫参议员等人增添了臭名昭著的“沃尔夫条款”。

条款指出：禁止中美两国之间任何与NASA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甚至还禁止美国航天局所有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这等于NASA和科技政策办公室主办的活动必须受到国会的全程监控，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自主权，伤害了他们的主动性。

至此，中美太空合作再次全面中断。

2011年5月16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执行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尽管奋进号搭载的阿尔法磁谱仪项目有许多中国科学家参与，就因为刚生效的“沃尔夫条款”，NASA取消了中国记者的采访通行证

2013年，受雇于NASA兰利研究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姜波在回国飞机上被捕，沃尔夫大肆向媒体宣传这名中国公民携带“大量他或许无权支配的信息技术”，却没有查到任何证据，最终竟称他电脑里有“黄色电影”。

“沃尔夫条款”已经成为美国处理航天领域与中国合作问题的一个得力的法律工具。

2013年9月底，NASA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6名中国学者参加第二届开普勒科学会议（主题涉及NASA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无故禁止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属于严重冒犯行为，此举引起多位美英著名科学家不满，并号召抵制会议。事情越闹越大，沃尔夫办公室迫于压力向NASA解释是条款理解错误，最终NASA重新邀请6名中国科学家出席会议。

然而，“沃尔夫条款”并不拒绝商业合作，针对这一例外情形设定的两个条件是:不泄露“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相关的技术、数据或者其他信息”；提前30天向国会提交证明。但是，何为“与国家安全……其他信息”，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界定。

比如，2014年，关于商业化运营国际空间站科学研究平台。中国高校向美国提出合作意向。克服诸多困难和障碍后，2015年，这一项目最终通过美国国会、国际空间站合作方的各项审查，获得NASA批准。2017年，由北京理工大学独立设计研发制造的空间环境基因实验装置成功运抵国际空间站。

总之，“沃尔夫条款”已经成为美国处理航天领域与中国合作问题的一个得力的法律工具。美国政府可以完全从本国利益出发，利用这一工具，在与中国的航天合作中，做到有进有退，进退自如，有条件地开展与中国的交流和合作，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美国长期打压没能抑制，反而激发了中国航天业的发展。经过长时间积累和探索，中国航天在火箭、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方面都有了很大突破。

火箭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阵容整齐的火箭家族。从串联到捆绑、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以及空间探测器的能力一应俱全。

卫星方面，中国卫星行业已经部分进入了先进国家行列。尤其是北斗卫星系统，2020年北斗三号系统已组网完成，向全球提供服务，并且不局限于GPS卫星传统的导航功能。

载人航天方面，从神舟系列到天宫系列，中国已掌握了载人天地往返、出舱活动、交会对接等载人航天三大基本技术。并已发射了第一组空间站模块，且将在2022年开始常态化人员留驻。

月球与深空探测方面，“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首次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带样返回等多个重大突破，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画上圆满句号。

2021年5月15日，航天科研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测“祝融号”火星车工作情况。图｜新华社

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已抵达火星，火星探测车“祝融号”也已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下一步拟于2028年实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同时还将在2025年前后实施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和主带彗星的环绕探测，2029年实施木星系及行星际穿越探测任务。

同时，美国的卫星出口政策已严重伤害到美国卫星工业的利益。

美国华盛顿大学航天政策研究所专家曾表示，太空探索中的国际合作已成潮流，国会的禁令显然不合时宜。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还实施了“联盟-阿波罗”计划——苏联的联盟号与美国的阿波罗号在轨道上对接。冷战后，美俄在建设国际空间站方面也有广泛合作。相比之下，同为主要航天大国，中美状态很不正常，双方潜在的太空合作严重受限，几乎处于全面中断状态。

美国国防在线网也认为，以国家安全为由最后使美国的宇航工业遭受更多损失，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好处。文章认为，被各种规定捆住手脚的美国卫星工业反而催生出一个伴随美国市场份额缩减而繁荣起来的全球产业，但对美国试图限制的中国，影响有限。

相反，失去了美国一棵“歪脖树”，中国换回了一片“大森林”。

2004年以来，中国相继与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签署了3份通信整星出口发射合同，涵盖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2009年9月25日，中国宣布将为老挝发射一颗通信卫星，从而成功实现了中国向东盟国家整星出口零的突破。

2012年12月19日，中国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将土耳其地球观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对此，长城公司前总裁王海波曾说，“重返国际市场，不是碰运气，是真干出来的。连续发射成功，令国际市场对长征系列火箭刮目相看，整星出口也实现零的突破。长城公司已从单一的发射服务承包商，发展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航天产品及服务的系统集成商”。

《纽约时报》评论道，“中国进军了规模达1000亿美元（约合6462亿元人民币）的民间卫星通信市场。一直以来美国主导着太空开发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太空开发受其制约，但现在中国正试图重建这一秩序。显然，中国的卫星外交攻势取得了一定成功。”

第一，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太空合作。

中国于1980年成为联合国太空委的正式成员。2000年11月10日，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北京办公室正式揭牌。这是联合国太空司设在中国的第一个国际机构，也是中国与联合国在空间技术减灾应用领域合作的重要成果。

第二，中国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

中国与巴西通力合作，不仅打破了发达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合作研制卫星“不可能成功”的预言，成功将３颗卫星送入太空，而且将获取的数据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国，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太空合作的风采。

2008年，在亚太地区国家的共同推动下，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在该组织框架下，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多个项目的合作研究，促进了亚太地区国家空间领域的合作。

第三，中国广泛参与太空多边合作组织。

如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国际深空探测协调机构、国际地球观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有国际宇航联合会、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国际宇航科学院等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

第四，中国同样高度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太空交往。

中国与俄法英德等发达国家之间都有长期的双边合作项目，包括深空探测、月球探测、对地观测、空间科学研究与实验、人员培训等领域。

由此可见，中国对于国际太空合作的参与是广泛、均衡和多元的。美国作为拥有最先进太空能力的国家，当然在中国的国际太空合作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从中国太空交往的整体来看，与美国的交往仍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目前，中国是美俄之外惟一一个能独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美国《太空》网站指出，无论怎样，中国的航天计划“值得各国政策制定者严肃对待”。

确实，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吸引力也在增强。“嫦娥五号”携月壤归来，空间站上天，火星车着陆，中国在航天领域接二连三取得重大成就，也带来了大量的经验和宝贵数据。不出意外，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太空合作将再迈上一个新台阶。

拜登的一些高级顾问敦促美国在太空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他们认为，在有限空间内合作可以缓解两国间紧张局势，降低发生太空竞赛的可能性，还能让美国保住全球太空领导者的地位。

博尔登也表示，阻止中国加入太空合作是错误做法。“我担心的不是中国去了哪里，而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去了中国。”他担心，美国若不与中国进行合作，中国会利用自己独立的太空项目“抢走”美国的合作伙伴。“我们似乎并不担忧中国发射并建造自己的空间站”，但“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这不是一个好领导者的标志”。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弗里泽也认为，美国的太空项目正被预算问题困扰，很多项目停滞不前。而且美国的太空计划连续性不好，当政府或国会换届后，之前的计划可能就会发生改变。此前就有盟友投资了美国太空项目，但后来美国单方面退出，致使盟友遭受损失。尽管中国的工作进展可能慢些，但一旦设定了目标就会坚持下去。其他国家会因此选择与中国进行合作。

弗里泽还提到，中国还具备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也是世界上首个登陆月背的国家。中国这些“与众不同”的能力，能够向美国的合作伙伴提供“独家”数据。

“中国决定不与美国竞争，而是抢走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与我们不同的合作机会。”

在博尔登看来，中国的太空技术已经很先进，不需要与美国合作就能实现重大太空目标，但全世界都希望中国能参与合作，而不是选择“单干”。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

当然，同样有不少人认为，美国在太空领域仍保持明显优势，只不过受财政因素限制无法兼顾太多，必须有所取舍，这也正是中美在太空领域进行合作的潜力所在。

与合作论并存的还有威胁论。

《纽约时报》称，在美国政府眼里，太空已经变成中美“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特朗普政府曾以此为借口推动组建“太空军”，并推出了重返月球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前副总统彭斯也曾声称中国在“抢占月球战略制高点”，“希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航天国家。”

《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的载人登月及其他太空计划都有军事意义，中国军队可借此获得有关远程通讯、测绘、导弹和反卫星等方面的经验。五角大楼也猜测，中国正通过太空计划摸索美军的软肋，并断言，“一旦发生冲突，解放军能在第一时间摧毁美国卫星”。

针对中美航天合作的现状和愿景，德国《柏林日报》以旁观者姿态进行了总结：中国已成为世界航天强国，许多美国业内人士企盼中美重启航天合作。然而，相比具体技术，外界更关注中国此后会扮演什么角色，尤其是其军事目的。同时，的确有不少人相信，双方一旦合作，中国将比美国更能从中受益，有朝一日取代美国的航天霸主地位。

其实针对太空竞争与合作话题，我国早已有过回应。比起“对抗”和“争夺主导权”，我国一贯坚持的是将航天事业用于和平目的，本着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精神，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裴照宇也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倡议，希望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然而，正如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说的那样：能不能与美方合作，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

近年来，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较快发展。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航天合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任何一方都是有好处的。即使在冷战时代，美苏还联手进行过阿波罗与联盟号飞船的交会对接试验。现在，处于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中美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怎么就不能开展航天合作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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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席志刚，《“卫星禁令”阴影下的中美航天合作》，凤凰周刊

18 李会超，《中美太空领域交流受阻，根结在于美方的偏见与懒政》，科工力量

19 熊超然，《NASA：紧盯中国》，观察者网

20 陈思佳，《纽约时报：中国把月壤带回地球，开启了“太空竞赛新时代”》，观察者网

21 刘程辉，《拜登太空顾问：美国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很重要》，观察者网

22 兰顺正，《观察｜拜登顾问敦促中美太空合作，但“坚冰”短时难以融化》，澎湃新闻

23 《外媒关注中美太空合作：中国受益更大成霸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24 《〈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5 曹然，《NASA前局长博尔登：沃尔夫条款应废除，限制中美科技交流没好处》，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