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不是中国的“雷曼兄弟”！

本文转载自：环时深度观察

作者|保罗•基廷 汤姆•福迪

9月15日，美英澳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宣布组建AUKUS三边安全联盟。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购买美国潜艇，将澳大利亚及其军队拉入美国军力体系，损害了澳主权。

这一切都是在所谓“安全环境改变”的主张下进行的。

这种变化就是中国“更加自负”的国际姿态。

在莫里森及其政府看来，中国国内外姿态的改变，不是一个复兴大国的转变，而是“威胁”。

但事实上，这种威胁从来不曾产生和实现过。

“威胁”一词意味着军事入侵，但中国从未对澳大利亚进行过威胁，连暗示都没有。

中国对澳葡萄酒或海鲜征收关税，并不构成军事威胁。

香港事务亦是如此。

即使中国在南海造岛，也并非对澳的军事威胁。

但莫里森及其政府就是以这种“威胁”思维对待中国及中澳关系的。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错读，得到工党的默许和纵容。

在莫里森怂恿下，澳背弃了21世纪——亚洲的世纪，选择了半个世界以外——大西洋地区低迷、衰落的盎格鲁圈。

工党是这一历史性倒退的同谋。

澳一些媒体也是如此，它们构成让莫里森把国家出卖给美国人的大环境的重要组成。

中国并未攻击别国，攻击别国的是美国。

但一些澳媒却将中国描绘成怀有恶意的侵略国家。

澳大利亚人幸运地拥有自己的大陆，不与别国接壤，当然也不在中国的领土主张范围内，从中国到澳东海岸要飞10小时。

认为澳在军事上需担心中国这类观点，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

澳大利亚通过渲染将中国塑造成敌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

自由党对中国充满恶意，他们为此准备让澳在亚洲迷失方向——从亚洲寻求澳大利亚的安全，却听命于另一个不在亚洲的战略保护者。

此种战略相当于重仓押注美国及其在亚洲的持久力量。

莫里森和工党没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在本地区找到自己的路，包括对华关系，却将我们与美国未知的耐力和痛苦拴在一起。

澳通过此次潜艇采购协议，等于将海军力量交给美国人指挥，同时在军事上将自己置于无力击败中国陆基和海上阻遏力量的位置。

放弃对本国的军事控制权，需要一种匪夷所思的无能，莫里森及其政府恰恰做到了。

恒大集团面临违约风险。

西方主流媒体兴奋不已，因为他们热衷于有关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恐怖故事”。

于是，诸多文章冒出。

《纽约时报》9月23日发文渲染恒大事件。

但我们要清楚：恒大不会成为另一个“雷曼兄弟”。

西方围绕此事炒作，不仅出于担心，还在于媒体报道中国时，热衷于歇斯底里和负面。

只要与中国有关，哪怕是一点点的负面新闻，他们都会趁机大肆渲染，夸大成世界末日般的事件。

这个过程中，西方媒体常喊“狼来了”，却一次又一次把事情搞错。

这是个以“期待最坏”的心态为前提的新闻周期，意识形态偏见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的每一件事，都被西方当成尽可能坏的消息来报道。

比如，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称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路透社去年援引白宫顾问的说法称，新冠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多年前有人写过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

这种“末日预测”似乎源于一种执念——巴不得中国失败。

此类无益的媒体环境产生噪音，转移了人们对实际情况的注意力。

恒大情况亦是如此。

中国一直在避免不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金融损害。

如今政府对那些不可持续、由债务推动的增长，采取更强硬态度。

中国努力维持较低但有机、可持续的增长。

违约公司数量增加，这是为了迫使企业提高效率，从而创造一个生产力更高、结构更健康的经济。

通过恒大，中国政府向其他公司发出警告：没有哪家公司是大而不倒的。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无所作为。

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希望引发金融危机，尤其是在这个西）把北京当成一切替罪羊的时代。

中国的金融系统不像西方国家，政府可在适当时候实施管控——这也正是“中国崩溃论”频频出错的原因所在。

中国希望结束依靠债务推动的增长，这正是它现在所做的事情。

西方媒体却一如既往大肆宣扬中国悲观论。

没有什么比一场“危机”更令他们欣喜和期待的了，因为这助长意识形态愿望。

恒大只是西方媒体错位、卑劣的歇斯底里的最新话题。

近年来，一些“崩溃论者”一再唱衰中国。

尽管他们的预言一次又一次被证明落空，却坚称会有一场危机出现，最终迫使中共犯下“致命失误”。

由于在第一次冷战中获胜而产生的傲慢，西方认为“美国价值观”必然胜利，因此中共会遭遇与苏联相同的命运。

这些看法当然是意识形态和绝对主义的。

诚然，没什么是永恒的，但中国共产党之前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危机，那种韧性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共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来克服迄今为止的每一个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不是植根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而是一个基于实用主义和自我反省的生存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实用主义”来自于毛泽东。

这可以说是一种科学方法，而非意识形态。

后来中国从毛时代的挫折中学习并恢复过来。

相关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被邓小平采纳并重新诠释，实用主义被置于中国的治理核心，僵化的意识形态被摒弃。

正如邓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这种前提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把社会主义思想与市场方法结合起来。

现在一些西方人可能会指责中国正在改变。

然而，经常被忽略的背景是，相关事件并非发生在真空，而是西方对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敌意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产物。

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认为“更多开放”“更多改革”是中国唯一的“正确道路”。

因此，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如果中国走了一条他们不喜欢的道路，就会垮掉。

然而，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中国的体量、资源和现实，而且忽视了非常不同的环境和历史。

一些西方学者不认同中国当前所走的道路，这源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调整来适应（现实）、展望（未来）并坚定应对挑战，保持人民群众的支持。

就在一年前，西方一些人还称新冠疫情对中共构成重大威胁，但结果显然并非如此。

无论如何，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或许会发现他们将一直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