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环时深度观察
和美英组建AUKUS三边安全联盟、购买美国潜艇，澳大利亚这一举动的背后，是该国政府和媒体一直渲染的“中国威胁论”。
在“中国威胁论”泛滥的同时，“中国崩溃论”也不时被西方媒体炒作，而恒大事件就是最新的例子。
只要与中国有关，哪怕是一点点的负面新闻，西方媒体都会趁机大肆渲染，夸大成世界末日般的事件。
作者|保罗•基廷 汤姆•福迪
莫里森在制造“中国敌人”
9月15日，美英澳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宣布组建AUKUS三边安全联盟。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购买美国潜艇，将澳大利亚及其军队拉入美国军力体系，损害了澳主权。
这一切都是在所谓“安全环境改变”的主张下进行的。
这种变化就是中国“更加自负”的国际姿态。
在莫里森及其政府看来，中国国内外姿态的改变，不是一个复兴大国的转变，而是“威胁”。
但事实上，这种威胁从来不曾产生和实现过。
“威胁”一词意味着军事入侵，但中国从未对澳大利亚进行过威胁，连暗示都没有。
中国对澳葡萄酒或海鲜征收关税，并不构成军事威胁。
香港事务亦是如此。
即使中国在南海造岛，也并非对澳的军事威胁。
但莫里森及其政府就是以这种“威胁”思维对待中国及中澳关系的。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错读，得到工党的默许和纵容。
在莫里森怂恿下，澳背弃了21世纪——亚洲的世纪，选择了半个世界以外——大西洋地区低迷、衰落的盎格鲁圈。
工党是这一历史性倒退的同谋。
澳一些媒体也是如此，它们构成让莫里森把国家出卖给美国人的大环境的重要组成。
中国并未攻击别国，攻击别国的是美国。
但一些澳媒却将中国描绘成怀有恶意的侵略国家。
澳大利亚人幸运地拥有自己的大陆，不与别国接壤，当然也不在中国的领土主张范围内，从中国到澳东海岸要飞10小时。
认为澳在军事上需担心中国这类观点，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
澳大利亚通过渲染将中国塑造成敌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
自由党对中国充满恶意，他们为此准备让澳在亚洲迷失方向——从亚洲寻求澳大利亚的安全，却听命于另一个不在亚洲的战略保护者。
此种战略相当于重仓押注美国及其在亚洲的持久力量。
莫里森和工党没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在本地区找到自己的路，包括对华关系，却将我们与美国未知的耐力和痛苦拴在一起。
澳通过此次潜艇采购协议，等于将海军力量交给美国人指挥，同时在军事上将自己置于无力击败中国陆基和海上阻遏力量的位置。
放弃对本国的军事控制权，需要一种匪夷所思的无能，莫里森及其政府恰恰做到了。
中国任何问题，西方都当大事炒
恒大集团面临违约风险。
西方主流媒体兴奋不已，因为他们热衷于有关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恐怖故事”。
于是，诸多文章冒出。
《纽约时报》9月23日发文渲染恒大事件。
但我们要清楚：恒大不会成为另一个“雷曼兄弟”。
西方围绕此事炒作，不仅出于担心，还在于媒体报道中国时，热衷于歇斯底里和负面。
只要与中国有关，哪怕是一点点的负面新闻，他们都会趁机大肆渲染，夸大成世界末日般的事件。
这个过程中，西方媒体常喊“狼来了”，却一次又一次把事情搞错。
这是个以“期待最坏”的心态为前提的新闻周期，意识形态偏见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的每一件事，都被西方当成尽可能坏的消息来报道。
比如，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称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路透社去年援引白宫顾问的说法称，新冠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多年前有人写过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
这种“末日预测”似乎源于一种执念——巴不得中国失败。
此类无益的媒体环境产生噪音，转移了人们对实际情况的注意力。
恒大情况亦是如此。
中国一直在避免不可持续发展造成的金融损害。
如今政府对那些不可持续、由债务推动的增长，采取更强硬态度。
中国努力维持较低但有机、可持续的增长。
违约公司数量增加，这是为了迫使企业提高效率，从而创造一个生产力更高、结构更健康的经济。
通过恒大，中国政府向其他公司发出警告：没有哪家公司是大而不倒的。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无所作为。
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希望引发金融危机，尤其是在这个西）把北京当成一切替罪羊的时代。
中国的金融系统不像西方国家，政府可在适当时候实施管控——这也正是“中国崩溃论”频频出错的原因所在。
中国希望结束依靠债务推动的增长，这正是它现在所做的事情。
西方媒体却一如既往大肆宣扬中国悲观论。
没有什么比一场“危机”更令他们欣喜和期待的了，因为这助长意识形态愿望。
恒大只是西方媒体错位、卑劣的歇斯底里的最新话题。
唱衰中国者会一直失望
近年来，一些“崩溃论者”一再唱衰中国。
尽管他们的预言一次又一次被证明落空，却坚称会有一场危机出现，最终迫使中共犯下“致命失误”。
由于在第一次冷战中获胜而产生的傲慢，西方认为“美国价值观”必然胜利，因此中共会遭遇与苏联相同的命运。
这些看法当然是意识形态和绝对主义的。
诚然，没什么是永恒的，但中国共产党之前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危机，那种韧性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共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来克服迄今为止的每一个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不是植根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而是一个基于实用主义和自我反省的生存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实用主义”来自于毛泽东。
这可以说是一种科学方法，而非意识形态。
后来中国从毛时代的挫折中学习并恢复过来。
相关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被邓小平采纳并重新诠释，实用主义被置于中国的治理核心，僵化的意识形态被摒弃。
正如邓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这种前提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把社会主义思想与市场方法结合起来。
现在一些西方人可能会指责中国正在改变。
然而，经常被忽略的背景是，相关事件并非发生在真空，而是西方对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敌意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产物。
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认为“更多开放”“更多改革”是中国唯一的“正确道路”。
因此，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如果中国走了一条他们不喜欢的道路，就会垮掉。
然而，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中国的体量、资源和现实，而且忽视了非常不同的环境和历史。
一些西方学者不认同中国当前所走的道路，这源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调整来适应（现实）、展望（未来）并坚定应对挑战，保持人民群众的支持。
就在一年前，西方一些人还称新冠疫情对中共构成重大威胁，但结果显然并非如此。
无论如何，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或许会发现他们将一直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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