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刘俏：中国经济能否再创造一个奇迹？

文：刘俏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开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特别是疫情后大家都在思考，人类文明该往哪里走？未来社会发展以及行业经济的大方向在哪里？在经历了40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之后，在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增长路径不再适用之后，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

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当我们衡量文明形态的时候，通常看两个特征：第一，我们使用的能源是什么，第二，我们通讯和出行的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用能源和通讯与出行的形式来界定文明的形态。

碳中和是中国正式宣布向新的文明形态展开冲击的开始，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剧烈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

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提出碳中和？在提出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寻找新发展动能的情况下，提出碳中和？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对过去四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理性认识。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GDP增速达到9.4%左右。我们可以用索洛模型作为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现代增长。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解释的部分，索洛把它归结于技术进步和机制、体制创新所激活的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就是说，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过去四十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可以由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来解释。要素投入方面，我们经常提到“人口红利”，过去四十多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方面，中国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再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形成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同时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上在4%以上。

因此，在整整40年时间里我们维持了9%以上的GDP增长速度，背后的大背景是中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而中国也在2012年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现在，我们的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工业。

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和解答，中国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降到2%左右时，未来20年、30年、40年、50年的发展动能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将提出碳中和提到如此高的位置的一个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

这五个要素合在一起之后有可能会带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奇迹，即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速。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为了符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全球需要在205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大约为340亿吨），按IRENA测算结果可得出，2021-2050年内全球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须约达131万亿美元之巨。我国目前碳排放规模大约为100亿吨，占全球比例约为30%，若IRENA测算正确，那么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投资规模达255万亿元；其他的估测也都在百万亿级别。

如果到2060年中国要投255万亿人民币，每一年的投入基本上占到GDP的3%，以2020年为例，就相当于要投入约3万亿人民币，那么它对整个中国产业结构，经济社会的冲击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剧烈得多。

2021年正好是中国加入WTO的第20年，过去20年我们实施对外开放，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整个大循环体系的形成和运转，未来30年、40年、50年，发展故事往哪里走？

首先讲一个背景，碳中和的两个数字“30、60”中的“30”——2030年达峰，数字是108亿吨，这108亿吨净排放量是怎么来的？

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65%以上，这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这种情况下从2005年的能耗倒推出2030年的能耗，同时预测一下2030年的GDP大概是什么增速，基本上就是得出了108亿吨。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08亿吨降到0、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而美国从61亿吨降到0预计用43年时间（2007年达峰，目标2050年碳中和），欧盟从45亿吨到0，中间有60年时间。

换句话说，中国要完成这个使命，所经历的变革，不管是技术变革还是经济社会变革肯定是最剧烈的，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碳减排斜率最陡峭。

我坚持一点，碳中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学、管理学问题。

简单举个例子，有人说把能源全部变成非化石能源，比如全中国都用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把高排碳行业的火力发电产能降下来，但是这背后涉及到的是经济均衡问题。

以钢铁行业为例，据统计，中国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量到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18%，如果要用风能、太阳能完全替代火力发电，那我们需要的钢的产量，跟现在需要的钢产量是一个量级的。从这个角度讲，这就不是简单的用A技术替代B技术的问题，需要做整合分析。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国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在内蒙古减排跟在江浙地区减排，假如说同样的成本，内蒙古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主要产业结构、主要的就业来源是跟火力发电、煤炭相关联。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制定什么样的技术和产业政策，以及要用什么样的碳分配交易设计？总而言之，碳排放权本身是一个稀缺资源，但怎么去配置这个稀缺资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刚刚开始。

大家会认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个行业作为出发点，比如电力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44%，把这44%搞定了，碳减排目标就大大逼近终点。但是有一个逻辑，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下，任何行业之间是通过投入产出关系互为上下游，一个行业会通过传递效应把影响传递给别的行业，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总体。

毕竟现在中国有1.4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生产网络，不能局限地把某一个行业看成孤岛。从这个角度讲，我有一个简单判断，减排、碳中和，不能只盯着火电行业，应该考虑谁是真正的节点行业。

我们把视线从生产端转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费占到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来源。所以在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是从生产端，从需求端同时下手的综合性的方式。这意味着未来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些学者会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同时要倾斜，不用化石能源成为了一个约束条件。但是其实在这个愿景下，围绕着碳排放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范式的彻底变革，或者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用经济学语言讲就相当于就是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会完全变化。

过去，我们现有的关于经济学、管理学的认知都是基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消费者效用函数时代，是不是我们未来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约束条件，而是看作推动社会和推动文明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

统一碳价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现在通过多余配额在碳交易体系交易形成的碳价格面临波动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另外，碳排放权免费发放本身也可能扭曲碳价的定价逻辑。

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路径在哪里？

总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要靠万千市场微观主体、靠每一个个体共同努力。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底层逻辑。我们依靠大量的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家们用他们对未来的理解，对商业的理解，把行业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同时把链条做得更加夯实和扎实。新兴文明形态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机遇，但是背后的路径如何勾勒，不仅仅是靠政府、靠顶层设计，最终落地实现的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们。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用了四十多年时间催生出1.45亿个微观经济单位，这些微观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将各个行业连接起来，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内的生产网络。生产网络的密度随着微观主体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密度越来越大。这样国家的产业改革以及行业的技术变革通过生产网络溢出到别的行业，产生乘数效应，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保持中、小、微企业的活力，维持生产网络的畅通运行，是我国实现又一个经济奇迹的微观基础。

如果我们透过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用理性的方式判断中国经济，我们将会有不同的解读。《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以99.21%的高票通过。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有幸参与规划编制的前期研究，三个课题的研究成果都入选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写的《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一书，分别融入“总体思路”、“深化改革”、“城乡区域”主题。在该书中，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研究展望了2035年的中国经济，它将呈现出令人期待的格局。关于未来的经济场景，可以反映为一些更为具体的数据：

(一) 到2035年，中国的GDP按2018年不变价计算，将达到210万亿(注：按“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GDP年均增速分别为5.5%、5%和4.5%来估测)。

(二) 人均GDP将趋近3.5万国际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与现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相似。

(三) 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9%提升到接近60%，其中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44%提升至60%。

(四) 到2035年，中国还将拥有接近6个亿的“90以后”(即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接近3亿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为中国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劳动力将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保障。

(五) 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值得关注：2035年金融资产的总规模可能达到840万亿(按照金融资产相当于GDP的4倍来计算,现在这个比例已经是3.9倍)；居民消费122万亿，其中服务消费达到73万亿；医疗大健康增加值达到21万亿(相当于GDP的10%，与现在欧盟的平均值相当)；金融行业增加值达到16.8万亿。

……

需求端的巨大变化将决定2035年的产业格局。未来的高速增长机会将在以下这几大产业里出现：新兴工业（包括高端制造业、IT制造业和清洁能源)；新消费（包括电动汽车、娱乐产业和教育产业）；互联网（包括电商、游戏和金融科技）；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医疗健康服务、医疗保险）。需求端无疑将倒逼供给端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将伴随着新动能的释放，整个中国经济其实在未来的十五年，在转型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内容。虽然转型并非易事，但是值得期待。

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基础的变迁决定了未来的中国经济会与现在有不一样的格局。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另一面，那更可能发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