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归国与大国政治下的“二选一”

兔主席 20210925

今日晚间，孟晚舟结束了1,000多天的拘留，终于回到深圳，受到热烈欢迎，在朋友圈刷屏。这种整个朋友圈刷屏的场景已经久违了。

人们感慨孟晚舟这段时间经历的艰辛和不易，感慨她的坚持，感激国家的支持。也感叹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如何同国家命运深刻地绑定在一起。

我相信，就在几年前，这些站在业界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从企业家/创业者、到高管和经理人，到投资人，到各种专业人士（银行家、律师、审计师、咨询顾问等等），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全球不断趋同、聚拢，资本、人员、技术不断开放、愈加自由流动、前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确定的全球化社会。

人们认为，所谓的“精英”是不分国界的，至少越来越不分国界——在这一代未实现的话，在下一代即可能实现。他们操国际化的语言，拥有国际化的教育，可以在各种全球大都市选择自己的就业地和居住地（纽、伦、新、港、京、沪、深……），在最顶尖的城市置业，享受来自全球不同地方、品牌的消费品，在假期到全球任一地点旅游，了解各国的风情文化，能够让自己的子女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好的教育资源。他们认为，自己的下一代，会发展成为更加自由流动的全球精英。这些“精英”可以彻底打破地域限制，他们实现的不仅仅是人身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理念、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也大致相通。他们彼此之间所不能理解、难以沟通的事情越来越少。

在这样一个趋同、聚拢的全球化世界里，存在着一批所谓的“国际精英”（cosmopolitan elites）。这些精英能够突破地域及文化的约束，彼此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甚至，他们会认为，精英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会超过他们与本国经济阶层及教育水平更低的国民之间的共同语言。此时，一个居住在北、上、深的有丰富海外经验的中国精英，会觉得自己与一个柏林、伦敦、东京或纽约的精英更有得聊。观念更相似。

这是一个在全球化中溶为一体，彼此“融化”和“消解”国民身份认同的全球化精英。他们都脱离了母国的群众。不仅中国的精英如是，发达国家的精英也如是。

他们更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念、意识、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利益。大概不能称他们为“阶层”，但他们因为共享的利益和理念，成为一个有共性的群体。

对于这种精英群体的不信任（无论他们是企业家、投资者、专业人士还是政客），正是过去几年西方国家右翼化、民粹化、民族主义化之根源——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英国的脱欧，以及美国Trump的上台（及其后掀起的政治浪潮）。

但作者以为，所谓全球化的精英（cosmopolitan elites），其核心价值观、理念、生活方式，很大程度是由西方主导的，并且主要由英语国家主导（最后又可归为所谓的“五眼”国家，即美英澳加新）。英语国家不仅仅主导中国、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还会主导欧洲大陆国家。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所谓的“全球化精英”，实际要看他在能够在多大程度西化（Westernized）、美化（Americanized）。西化/英美化程度越高，越被认为是国际化，越能在国际精英流里畅通无阻。

对于中国精英来说，他们其实只是把自己欧美化，“混入”英美/西方的文化圈子和游戏规则而已。当然，过程之中，他们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自立和价值自立。但是面对西方人，如果我们以一个天平做比喻，那么中国人需要更多的西化，更多的迎合西方，才能获得西方的认可，而不是反过来。

从文化上看，这种关系是“非对称”的、“不对等”的、“不平等”的。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游戏规则。这被认为是未来的路径和终局。

中国有大量这样的精英群体。他们的基本假设是：现代文明的路径和终局就是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最终一定朝着西方的方向发展。尽管最后中国可能会有不少中国特色（正如日本政经体制有大量的日本特色，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但大的框架，应当是西方的框架——基本的药方如此。

我们回看中国历史过去上百年的求索，都是试图通过西方寻找路径。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最初也是在西方（德国、苏联）寻找救国的理论、模式、制度、实践。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以降，中国积极改革开放，与美国（及英语国家）“相安无事”。人们处在一种高度的确定性下。

全球化的精英也就形成了。

他们希望让子女在英语国家（最好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为此，他们愿意提前做出准备，让子女在国内接受国际教育，以便于在高等教育阶段适应国外的生活。他们也愿意在更早的时段（譬如高中、初中）送子女出国，在当地接受教育，以便更加提前地适应当地文化。他们愿意为此适度放弃中国本土教育——他们认为这些教育的质量不高（“应试”、“填鸭”、“缺乏素质教育”、“缺乏现代性”）。他们纵然也希望子女获得很好的母语/母国文化教育，但为了与国际接轨，获得更好的国际教育，愿意放弃/牺牲这样的教育，忍受这样的代价。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的路径和终局是不断贴近西方，“变成西方”，那我先行一步，在西方等待不就可以了么？我更加贴近西方，才能更好的为未来做准备，才能更好的适应未来的中国。

他们中的很多其实是希望子女回国发展的，希望子女成年后还能与自己保持很近的物理距离。同时，他们认为，子女接受了西方的精英教育，而中国社会又是迈向西方的，那么提前在“终点”等待，回到中国，一定也是可以适应的——套用某个说法，这叫“降维打击”。退一步，即便不愿意回中国发展，那也是子女个人的选择。西方毕竟代表更加自由的社会啊。子女做出选择，那是他们追寻自由。他们开心就好了。在发达的西方，他们难道会过得不好么？而且，中国会越来越像西方的。他们历练一些年（“镀镀金”），再过些年回来，还可以混得更好。

另外，“全球化精英”们也是自信的。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构建足够的“吸力”，把子女从国外吸回中国。只是区别于前些年，到最近几年，他们越来越需要依靠中国的强大——子女觉得中国已经颇为发达，发展机会很大，没有必要留在国外，而主动选择回国。

全球化精英相信，中国崇拜西方、迎合西方、趋向西方。为了适应这一切，提前做好准备，他们还会做出很多安排和选择，譬如：

——为自己或子女换取外国的护照、永居身份。中国护照无论如何是受限的，不那么“好用”。有外籍身份，可以帮助他们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

——同时，换取外国身份还是一种保护。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随时可以离开中国，到海外定居；在关键时刻，身为外国公民甚可获得政治保护；

——他们拥有海外账户，配置大量的海外资金与资产——以便于在海外投资，置业、生活，以及一切的不时之需。没有海外资金，就不可能实现资本的全球流动；

——他们希望所投资的企业或创业的企业到海外上市。这符合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要义。毕竟中国有资本管制，监管也很强，离岸上市为自己的资产构建了多一层的保护；在金融全球化、资本全面自由流动的未来，这样的安排又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在海外置业。资产既可以用于自住，又可以作为投资；

——他们在海外投资产业。认为在中国多少有些“不安全”，不妨进行全球配置。

——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们会为下一代做海外安排。很多自己根本无意去海外居住、生活及发展，往往是在考虑和顺应下一代。

在很多年以来，这都是“全球化精英”的“通行做法”。作者以为，大多数人并非不爱国，只是他们确实相信中国贴近西方，相信日趋全球化的、西方主导的世界。这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型和范式。在这样的模型下，他们做出理性选择。

“全球化精英”相信的是全球化的、超国家的社会。他们很难有特别强的国家身份感，认为太强的身份感属于狭隘民族主义，是“不酷”的。他们以国际化的身份为荣。应该说，他们的国家认同是模糊的、混乱的。

全球精英皆如此，美国尤甚：商业精英不顾一切的做税务安排以求避税（并构建了一套全面妖魔化政府及公共开支的意识形态）；他们公司假设在海外；他们愿意为了避税而放弃美国国籍；他们愿意为了降税而支持他们从品味上、趣味上、价值观上极度厌恶的Trump。）。

都是一群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已。

马克思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实际看来，这是非常难的，属于理想主义。美国的工人能和中国的工人联合起来？这是梦话。美国的工人恰恰是最反华的。战后的左翼社会学者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更高的“阶级觉悟”，相反因为教育水平和见识问题，更易受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影响和操纵。所谓的无产者，最注重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宗族、宗教、血缘、土壤、民族，唯独不是阶级。

相反，全世界的有产者/大资本家，联合起来更加容易。他们的群体更小，文化与价值更相似，利益也更一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资本家很难，但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围剿无产者，倒是颇有可能。

在美式民主里，这些资本家还会和政客联合在一起，围猎无产者。

回到正题，说中国的全球化精英。

及至中美贸易战及中美关系大撕裂之前，他们绝不相信世界会进入一个中美之间“二选一”的境地的，更绝不希望被迫做“二选一”。

他们希望做全球化的精英、全球化的机构。

机构层面：

——全球化的治理、制度、实践

——全球化的业务布局

——全球化的架构/资金安排及投资者结构

——全球化的身份和文化

——与政治无关，去意识形态化，或保持“一臂距离”

“在商言商”，打造全球化的企业——尽可能地淡化与政治及国家身份的联系。

个人层面：

——全球化的身份

——全球化的人身自由流动

——全球化的资本与投资

——全球化的置业

——全球化的教育

——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与文化

从这些指标看，他们正是“无国界”的全球化精英。请注意，这并不说明他们不爱国，也不说明他们有任何道德伦理问题，只说明在那个年代（中美贸易战之前），大多数人只是按照既定的框架、范式、模型来安排自己的利益。在当时，所有这些安排都是合理的，“主流的”，不涉及政治和伦理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企业家与高管其实对中国国家层面的政治、政策并不那么的了解，反而因为历史，因为不了解现状，对中国的制度有一些不安全感，总希望保持一些距离。

因此，除非有外力推动，民营企业都乐于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维持一套“在商言商”的商业话语。他们绝不希望涉足自己并不了解，不善驾驭的政治领域。他们希望与政治保持距离——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

除非迫不得已。

这个外力，要么来自于本国的监管。

要么来自于国外。

中美贸易战，使得许多的中国民营跨国企业突然陷入了这样的选择境地。

对于华为而言，这就是美国所推动的在全球范围内对华为的制裁，以及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当局要求对孟晚舟的逮捕。

华为被卷入了大国政治。

被卷入大国政治的也远不止它一家。

作者在去年八月写过一篇文章，《国运造就企业，企业也造就国运 ——为什么Tik-tok不能出售美国业务》

一切都变成了大国外交政治的筹码，都是更多游戏里面的组成部分。对于企业的创始人/高管/投资人而言，过往的基本框架/假设/模型/范式均被颠覆。全球化的、自由流动的世界似乎不复存在，世界在步入某种新的“冷战”。而企业因为“中国属性”，将被区别对待——这种认定和歧视并不因为企业的股东结构、创始人身份、公司注册地、上市地、治理结构等而有任何的影响。公司不得不在“二选一”里选择唯一可行的答案——中国。企业的命运完全与国家的决策、国家的努力、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

大国政治帮助企业完成了“二选一”。含糊的、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的昔日世界不复存在。

华为选择了中国。

孟晚舟也选择了中国。

但是，他们有选择么？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华为企业、任正非、孟晚舟都是爱国者。但在这样的大国政治下，企业和个人变得如此的渺小。他们是否爱国已经不重要——美国人已经替所有人做出了选择——华为就是中国，甚至华为就是中国政府。华为势必与中国的国家，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国运绑定在一起。

两年多前，离开中国赴往加拿大——搭乘飞机的那一刻的孟晚舟——肯定不会想到历史会这样发展，华为和她要面临这样的境遇。

但这就是历史。

在大时局之前，我们相信她会主动做出正确的选择。

同时，在这样的大时局之前，她也没有选择——历史已经帮助她、帮助华为做出了选择。

在世界眼里，华为就是中国的。它的命运与中国坚定的绑定在一起。它的未来离不开中国、需要中国。

大概没有什么人比经历1,000天非法拘留、为祖国尽力营救、穿着红装走下飞机的孟晚舟更加理解和相信这一点。

那些在深圳宝安机场欢迎孟晚舟的人们——估计有许多人是华为员工——我相信许多人内心念想的是，孟晚舟——你终于回来了。你是中国的，我们是中国的。只有中国才能保护你，只有中国才能保护我们。希望你感受到祖国的温暖、祖国的爱。你不要再走了！！

我不知道西方媒体看到深圳宝安机场欢迎孟晚舟的宏大场面会做何感。他们大概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主导安排的某种“宣传”场景。他们不会理解欢迎的群众是由衷的，朋友圈的转发是衷心的。他们不会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在将一些对西方多少还有所理想、有所好感的人士彻底推向中国，帮助他们做出决绝的“二选一”；他们不会理解这一事件对华为及其他企业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影响；他们不会理解这一事件对中国民心与国民爱国主义的鼓舞。

孟晚舟既已回国，皆大欢喜。站在今天，从全局视角、历史视角看，我会觉得这件事整个是件“好事”——它会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相连；国运造就企业，同时企业也能造就国运。

华为会记住这一天，中国人民会记住这一天，中国历史也会铭记这一天。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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