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一个帝国主义者在联合国的傲慢宣言

本文转载自：底线思维​（ID:dixiansiwei）

“我要告诫诸位：美国永远会继续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盟友，保护我们的利益。对任何进攻，包括恐怖主义威胁，我们都会全力打击。面对当下与未来的威胁，我们会全力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如有必要，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

在9月21日联合国76届大会开幕第一天的大会中，年老的拜登颤颤巍巍地走上了讲台，摘下口罩，开始了他20多分钟的冗长讲话。拜登象征性地对“450余万新冠病毒的死难者”们表示了哀悼——在这其中，有超过15%的死难者来自他号称要护卫的美国。随后，拜登话锋一转，在“人权”与“全球合作”的口号下，向全世界表明了他要将人类重新拖到战争阴云之下的决心。

“美国将继续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友以及我们的利益不受攻击，包括不遭受恐怖主义威胁，而且我们准备在任何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用来保卫我们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包括针对持续存在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相比他前任粗暴的姿态，拜登更愿意用“外交”的幌子来包装他的帝国主义。他不像特朗普那样，赤裸裸地向美国的“盟友”们讹钱，像一个包租公那样，将全球公共安全包装成美国提供的有偿服务，并伸手直接要求盟友们为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付账。

拜登在讲话中强调，美国将参与竞争，并且将“激烈地竞争（compete vigorously）”

不！带着“进步”光环上台的拜登，要将这种美国单边主义的霸权态度包裹在道貌岸然的“外交”姿态下。然而，拜登的美国所希望的“外交”既像是一战前夕欧洲霸权者之间，那种充满了秘密外交、民族帝国主义倾轧与军国主义色彩的脆弱联盟；又表现出了一战之后，威尔逊试图借用国联，向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的那种自由帝国主义的傲慢态度。

自由帝国主义者将“普遍主义”理解为某种特定政体、秩序与价值观体系的普遍化。尽管它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它的理论基础则直接来自于18-19世纪英国对外扩张高峰时期，为扩张行为辩护的理论家们。

拜登在讲话中不断提及“自由”（freedom），他强调，“我们的安全、我们的繁荣，与我们的自由是相互连接的”。在“安全”、“繁荣”与“自由”这些普遍的原则之前，拜登添加了“我们的”进行修饰。这个含混不清的物主代词恰恰给出了在帝国主义者眼中“普遍价值”的界限，即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者”进行的价值观投射。这种“普遍价值”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者的自我辩护。

这正如早期自由主义者、东印度公司的雇员约翰·司徒亚特·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为英帝国对“野蛮人”进行专制的暴力统治所做的辩护。他强调，“专制主义是治理野蛮人的合法的政府模式”，只要能够让野蛮人的状态“有所改善”，那么无论使用何种手段达成这种目的都是“正当的”。

这番论述不免让人想起了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对印度民族起义者进行“炮决”的残酷手段，让人想起布尔战争时期英国殖民者为镇压布尔人而发明的“集中营”，让人想起比利时在殖民刚果期间对黑人实施的砍手砍脚暴行，让人想起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也让人想起了美国及其“盟友”借反恐战争之名，在关塔那摩黑狱中发明的水刑，在伊拉克、阿富汗对平民进行的虐杀。这一切帝国主义的暴行，都在“教化”之名的掩盖之下。而今天，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老朽的拜登又一次搬出了这种帝国主义的说辞。

8月29日，美军撤离前一天，10名阿富汗无辜平民被炸死。图片来源：新华社

“改进”的观念对自由帝国主义者而言是立论的关键。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文明阶段”论与“社会状态”论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道德基础。密尔强调，统治实践和制度，需要根据被统治人民的德行和智力，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当然不是要承认全球制度的多样性，相反，这种论述强调，野蛮人无法克制自己的“自私意志”，无法“遵从任何规则”，因此必须被排除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范之外。只有通过文明人对他们的严格教化，通过“有力的专制主义”——即殖民统治，才能慢慢地让野蛮社会习得文明社会的属性。

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长达数个世纪。在今天美国政客们不断重复的论调中，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将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描绘为“规则破坏者”的说辞。这无疑是在重复几个世纪以前，殖民帝国主义霸权者们那些陈腐的滥调。实际上，是希望建立一个以极少数人为中心的、排他的、自利的、有限度的“自由秩序”，并将这种“自由秩序”伪装成普遍主义。

在拜登冗长的联合国讲话中，这种有限度的自由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讲话中，拜登一共提到了6次“进攻”（attack），14次“威胁”（threat），8次“盟友”（allies）；仅仅3次“合作”（cooperation），以及1次“多边”（multilateral）。文首摘录的那段拜登的讲话，很好地给出了拜登使用这些词语的语境。我们看到，拜登在谈到“威胁”时，毫不掩饰他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立场。凡是对美国利益造成“威胁”的，均被视为对美国的“进攻”。美国则鼓励自身“盟友”之间的“多边”“合作”，对这些“进攻”做出集体回应，消除当下与潜在的“威胁”。

只有符合美国利益的，才能被冠以“人权”的大旗，只有同美国进行合作，才能被授予“全球合作”的名声。这无疑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违反联合国精神的战争宣言。它的核心是陈旧的、由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者们创造的干涉主义。它也将重复两次世界大战始作俑者们的罪恶，将战争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世界，特别是不被视为“盟友”的、广大受霸权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上。

有意思的是，在与古特雷斯的会见中，拜登称赞美国和联合国之间的“牢固伙伴关系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的”，这种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一时倒让人错愕：“美国和联合国”“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那联合国遵循的“价值观和原则”到底是什么？

相比之下，在习近平主席同场发表的简短讲话中，“合作”出现了8次，“多边”出现了5次，而“进攻”与“盟友”这类充满军事同盟暴力色彩的词语则从未出现。相反，“不对抗”、“不排他”、“摒弃小圈子”、“和平”、“发展”等议题，则是组成中国多元化、多边主义秩序观的主要部件。

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

今天的联合国已经76岁，它的肇始则是80年前的《大西洋宪章》。作为联合国的雏形，《大西洋宪章》本质上是美、英、苏之间的战时同盟。在它从一个大国战争同盟，转向为一个希望推动国际秩序和平与平等发展的组织的过程中，来自于广大亚非拉世界对霸权主义的抗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一抗争历史中的关键一分子。

就在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前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后来题为《论联合政府》的长篇报告，为战后中国政治与世界秩序勾勒了一幅较为细致的图景。报告中强调，中国人民欢迎各国政府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但是，毛泽东同时强调：

“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绝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

同样是谋求人类普遍的繁荣与自由，毛泽东点出了一种与帝国主义者“教化”路径截然不同的方案。这种方案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最后公报》中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公报》中强调，万隆国家期待的国际平等秩序，需要以各个国家的自我解放为基础。而实现这种解放的路径，需要通过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助达成。这种合作与互助的前提，是对普遍存在于亚非国家中的“殖民主义”的反抗。

正是在对反抗本身多样性的认可，以及寻求共识与合作的理想基础上，以反帝与反霸权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第三世界运动，才真正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世界平等政治秩序的起源。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第三世界将联合国从一个大国军事同盟，转变为谋求人类普遍利益的民主平台。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图片来源：新华社

亚非国家间的国际合作与互助尝试，还首次将平等纳入到现代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在“国际主义”的合作与互助基础上，构想了另一种全球规模的秩序。在这种秩序想象中，独立民族的兴亡并不必然遵循“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准则，它更进一步体现了互助与创化的组织原则与目的论理想。随着亚非国家在社会历史变革与重新认识自身“民族”传统的互动中，去殖民历史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种建立在作为独立主体的“民族/国家”与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的共同命运基础之上的、互助的世界秩序想象，对西方中心的帝国主义叙述进行了祛魅。

在西方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叙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被描述为一个规则的破坏者。这种帝国主义态度，在拜登的联大讲话中也有明确体现。除了北约之外，他格外强调了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形成的“四方伙伴”关系，并强调这个联盟在应对“健康安全、气候与技术”挑战时的重要意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拜登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近些年在压制中国行动中，美国的重点打压领域。

就在此次联大召开之前一星期，美国便伙同澳大利亚和英国，成立了一个以压制中国为任务的政治-军火同盟，甚至不惜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向澳大利亚输送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尽管目前尚未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武器，但“战斧”毕竟是可以使用核战斗部的。这种一面鼓吹和平、繁荣、自由，一面扩散核武器的“人权”表演，本质上是对战后艰难形成的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平等秩序的直接蔑视。

美国所描述的全球“普遍秩序”，是一个在霸权暴力威慑下，以美国为君主的专制主义秩序。美国这个拥有5550枚核弹头，军事预算占全球总军事预算40%，在全球共有600余个海外基地的“暴君”，将中国这个仅有320枚用以自卫的核弹头的国家，描述为极大“威胁”，并极力希望将中国拖入“新冷战”的现象，无疑向世界再次展现了自由帝国主义谎言背后的霸权本质，展现了隐藏在自由、进步、普遍人权说辞背后，那种干涉主义的暴力本质。

虽然拜登极力想要在内政与外交场合中，塑造自己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形象。在他的联大讲话中，拜登向美国的所谓“盟友”们喊出了“我们共同领导”的口号，宣称“不断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迎来一个“不断外交”的“新时代”。

然而，拜登政府的军事预算却与特朗普政府没什么两样。在拜登治下，美国2020年的军事预算高达7780亿美元，占全球各国军费总和的40%。在拜登政府的军事预算中，仅仅有关核武器的预算在过去的一年里，便比前任政府增加了1130亿美元。此外，在拜登政府提交的军事预算中，继承了特朗普政府12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项目，也从实质上继承了前任政府大肆在全球“盟友”中进行核武器扩散的思路。

“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这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傲慢宣言。当拜登的美国说到战争时，它将会用“和平”与“人权”来装点暴力。当拜登的美国说到党同伐异与霸权军事同盟时，它将会打着全球合作与维护秩序的旗号。这当然不是拜登的创造。在过去的30年里，从科索沃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委内瑞拉、海地、古巴、伊朗，在全球每个遭受动荡与苦难地区的背后，都有打着自由与人权旗号的美帝国的影子。

用枪炮与制裁传播和平与繁荣，这个诡异的帝国主义逻辑压迫了全球数百年，并为现代世界带来了两场全球规模的战争。如今，“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霸权秩序下的和平必不能持久，未来终究是在霸权反抗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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