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字的极简大国制造史：一部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创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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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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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来到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工厂参观。博尔顿报告：“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

乔治三世不解：“到底是什么？”

博尔顿回答：“是力量，陛下。”

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让世界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水力、风力这些不稳定、不连续的动力，转变为可以依靠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持续动力进行生产。手工制造时代从此进入机器时代。

瓦特去世后，讣文中写道：“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

“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回顾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不经成为制造强国而走向繁荣富强。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 

毛泽东对机器、机械化和工业的透彻认识，和中国近代史上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是分不开的。1963年，他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指出，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2020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已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即已成为世界第一，到2020年占世界的28%。

然而，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依然强烈。这种紧迫感深植在民族记忆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变化继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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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利用蒸汽实现机械做功，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古希腊力学家发明的汽转球。引领近代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则可追溯到1679年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发明的高压锅。之后，多位英国发明家和工程师都对蒸汽机进行了研究。1712年前后，锻工出身的托马斯·纽可门造出了纽可门蒸汽机，广泛应用了60余年。

瓦特成为“蒸汽机”的代名词，不是因为他发明了蒸汽机，而是因为他不断改善，让蒸汽机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极大推动了各个行业的工业化进程。

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仪器制造师的瓦特，在为学校修理一台纽可门模型机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热机效率、制造工艺等，发现气缸每次循环大约有3/4的蒸汽热量被白白浪费了，而且由于每次循环都要向气缸内喷入冷水，不能连续工作。

1769年，他设计了带有分离式冷凝器的蒸汽机，这样就不需要使汽缸的温度降到常温再重新加热，蒸汽机的效率因此提高了3倍。这成为瓦特的第一项专利。

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棉纺织业。1733年，一家棉织工场的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加快了织布的速度；1765年，曼彻斯特的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可以同时纺出8个纱锭的“珍妮纺机”，大大提高了纺纱效率；1769年，理发师出身的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9年，纺纱工克隆普顿发明了骡机，到1800年一台骡机能同时纺400个纱锭；1785年，传教士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将织布效率提高了40倍……

机器生产的增多，需要强大的动力，瓦特的蒸汽机生逢其时。随着越来越多纺织厂使用蒸汽发动机，到19世纪初，英国基本完成了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动力化。

机器的使用还改变了家庭手工生产的组织方式。1771年，阿克莱特在一条河边建立了新式工厂。厂房里安置了多台纺纱机，由一台水轮机同时带动它们工作。这一形式的本质不在于使用机器，而在于创造新的工作场所——不同工种的工人在不同场地通过分工合作，进行生产；工人要听机器的指挥，遵守纪律，按固定时间上下班，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按时工作就会延误整个工序。

蒸汽机出现后，阿克莱特迅速将其引入工厂。之后还在更多地方建立新的工厂。这位最早采用规模化、制度化、机械化方式组织生产的人，被称为“近代工厂之父”。

一旦蒸汽机取代水力，工厂就不必只建在河边，而可搬进城市。1769年，英国斯坦福郡一个陶工世家出身的乔赛亚·韦奇伍德，在开办陶瓷工厂时把原来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流程，分成几十道专门的工序，如挖泥、运泥、拌土、制坯、上釉、装窑、烧窑、上彩等等，都由专人完成。这种精细化分工的方式随之在各行各业展开。

韦奇伍德被誉为英国的“陶瓷之父”。《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说，“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韦奇伍德于1795年去世，大部分产业留给女儿苏珊娜，她的儿子是进化论开创者查尔斯·达尔文。

1828年，棉织品出口占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棉布成为第一个全球化经营的商品，在全球获得原料，为全球生产，在全球销售。1840年前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

詹姆斯·瓦特和马修·博尔顿的形象被印在50英镑的钞票上，以纪念他们对工业革命做出的贡献。直到2019年7月英格兰银行发布公告，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才将取代他们两人，登上2021年年底发行的50英镑新钞。

博尔顿最初是伯明翰的一位工厂主，他和瓦特合作了几十年，他们的孩子依然是合伙人。他不仅为蒸汽机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提供了资金，还帮助瓦特将其专利在英国议会延长了15年。最重要的是，他一直为瓦特指引市场方向，比如市场更需要大功率、旋转式运动的蒸汽机。当时在伯明翰，有一个工业家和科学家组成的“月亮社”，虽然瓦特对商业经营没有兴趣，但通过这个组织，他得到了来自工业界的信息，帮助改进自己的发明。

技术发明无疑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只有当技术发明和生产实践、专利保护、新的工厂组织、投资家与企业家相结合，这场革命才能真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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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这被认为是蒸汽机投入实际生产的开端。

这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序言第一句话开宗明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也就是说，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根本。他还强调了“看不见的手”以及分工的重要性。

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段写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的话，被认为是关于市场经济原理的最早也最经典的论述。

1776年，在一个新大陆上，美国建国。《独立宣言》对人的权利的肯定，是其立国之基。在1776年这个时点上几种不约而同的力量的交汇，勾勒了人类实现经济发展所需的一个基本结构：人的自由权利+用市场配置资源+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完成的。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和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响应调整的基础上的”。可见在经济增长背后，需要先进技术，也需要制度和文化的支撑。英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认为，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最伟大的增长发生在那些人们看到了经济机会，并愿意精神振奋地抓住这种机会的社会里”。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创业精神，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哈佛大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指出，从历史经验看，新教商人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中扮演着领先者的角色，他们遵循勤奋、诚实、严肃、节约时间和追求金钱的价值观。据统计，18世纪在英国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中，清教徒（新教徒）占接近一半的比例，而清教徒在总人口中只占5%。瓦特以及焦炭炼铁法的发明者达比等都是清教徒，英国各行业最大的企业也多由清教徒创办。兰德斯说：“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是一种成就，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德·弗雷斯在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中，提出用“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替代“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的理由是，在1650～1850年间，英国出现了家庭劳动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为取得更多的新式消费品，家庭中劳动投入日益增多（即勤勉），包括男子劳动时间加长，妇女儿童参加劳动，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

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逐渐丧失了工业霸主地位。1870年到1913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了1倍多，同期美国增长了8倍多，德国增长了4倍多。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德国。

这是为什么？美国学者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指出，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工业文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工业城市被作家和报纸描写成丑陋的怪物，而乡村静谧、安适的环境被讴歌；另一方面，英国的贵族制度和贵族精神影响巨大，实业家们在积累财富后追求贵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会看齐”，开始“绅士化”的过程。他们羡慕贵族绅士不事生产、流连社交的田园生活，不惜重金购买乡村地产，建造宅邸，或热衷从政为官。

在乡绅文化的影响下，英国的银行业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工业投资，以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到来时，工业投资不足，技术更新迟缓，设备相对陈旧。后发的美、德等国则率先采用新技术，在合成化工、电力和电子、内燃机和汽车等新兴工业领域迅速崛起。

还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当时英国企业家还有广阔的帝国市场，仍能从旧的投资中获得充足利润，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性的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而过日子”。他们没有对产业结构及时调整，长期倚重纺织、钢铁、煤炭、造船等大宗产业，在化工和电气等新兴领域缺乏投入，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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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渐渐弱化，在北美新大陆，企业家精神正蓬勃发展。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和清教伦理相关，但更加持久，并因一轮又一轮的移民潮得到持续补充，也更具“冲破旧规则的束缚、创立新规则”的创新性。

理查德·S.泰德罗在《创新者：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中说，“近250年以来，我们可以很公平地宣称：美国在创办和培育新企业方面是最出色的”，美国的企业家们不是向贵族绅士看齐，而是“对未来下注”，他们的心理取向是“追求未来的财富和繁荣”。

1848年，13岁的苏格兰移民卡耐基还在匹兹堡过着白天做童工、晚上读夜校的日子，迟至1870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仍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钢铁的总和。但到1900年，“钢铁大王”卡耐基退休的前一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其中很多都来自卡耐基的钢铁厂。

卡耐基说过：“世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像蜗牛一样在爬行；而合众国却像快车一样风驰电掣般疾驰而过。”

从钢铁时代到电力时代，到半导体、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美国的创新从未止步。英特尔公司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说，历史是关于这样一些人的——他们尽一切努力不受历史的束缚，这样他们才能走出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

从卡耐基到诺伊斯，“他们或者创造了新技术，或者拥抱了新技术。与利用其他竞争优势取胜相比，他们都更巧妙地利用了新技术取胜。”理查德·S.泰德罗写道。最近几十年，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等等，同样利用新技术创造了新的历史。

美国制造史上有无数灿若群星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名字，但在这些名字之前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就是美国立国后首任财政部长、美国“国父”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91年，汉密尔顿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当时美国9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但他提出，“不仅一个国家的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未来的美国一定是一个由制造业、贸易和城镇化共同驱动的商业共和国。他主张政府对制造业给予关税保护，对创办新企业补助奖励；协助国内道路、运河之改善；吸引商人投资于制造业的冒险事业，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商品交换和运输这样既舒服又获利的领域”。

每一个制造业大国在其发展之初都离不开学习与借鉴。美国工业化早期阶段，为获得英国先进技术，无所不用其极。有“美国制造业之父”之称的塞缪尔·斯莱特，英格兰人，在阿克莱特的工厂当工头，21岁时在家乡德比郡的报纸上读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广告，凡能为美国提供纺织制造最新技术者都能获得奖金，他于是伪装成农夫，1789年搭乘“农场工人”号蒸汽船前往纽约。

他写信给美国商人布朗谋求支持。当时布朗及其合伙人已经搜集了很多阿克莱特机器的零部件，斯莱特加盟后，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1791年在罗德岛建立了美国第一家水利棉纺厂。

像斯莱特这样的“技术外溢者”还有很多，例如苏格兰工程师亨利·伯登，他为“美国技术的摇篮”——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军械厂带去了很多技术；威尔士人戴维·托马斯，他最早将无烟煤炼铁技术引入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业中。在尝到甜头后，美国更加不遗余力地吸引海外移民。从1820年到1928年，美国的移民超过3800万人。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美国还是英国的学徒，要从英国“进口”技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在钢铁、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和英国、德国不相上下。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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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强大，全世界感受最强烈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强化了美国的“世界兵工厂”地位。

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在《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一书中指出，战场的背后是实业的较量，“私营企业在战时爆发巨大的生产力，迅速将美国军队装备成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是那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以及在军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普通男女，让美国在战争中唱响了凯歌，并为战后长达30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时期美国的生产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斯大林曾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

美国强大制造业的背后有四根支柱，分别是发明家、企业家、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以及开放的移民文化。

美国是发明家的乐园。作家哈罗德·埃文斯等人在《他们创造了美国》一书中介绍了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著名的53位创新者，从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机轮船“克莱蒙特号”的发明者富尔顿到搜索引擎时代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爱迪生被看作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家，名下专利多达1093项，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研发和商业推广的漫长过程把发明的理论转化成创新的现实”。他告诫助手：“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不能像有些德国教授那样，毕生研究蜜蜂身上的绒毛。”爱迪生是发明家，还是进行融资、处理法务和培育市场的创业者。

美国也是企业家的摇篮。亨利·福特没有发明汽车，但他发明了汽车的生意。《财富》杂志将他评选为“20世纪美国企业家”，原因是他把汽车变成实实在在的、牢固的、便宜的日常用品。在T型车问世前，制造业的生产都是由工匠完成的，一次只制作一件产品。但是，当福特把新兴的“规模生产原则”改用在汽车上，蓝领中产阶级诞生了，日薪5美元使他们买得起房，养得起家，还买得起自己造的汽车。

然而，并不是只有企业的所有者才能成为企业家，职业化的经理阶层在美国也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早期通用汽车的斯隆，到20世纪末期通用汽车的杰克·韦尔奇，都是职业经理人的典范。

20世纪是企业家的世纪，也是管理的世纪、经理人的世纪。1909年，弗里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则》，他的信念——“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成为20世纪管理的奠基石。德鲁克曾经评价，由于泰勒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3%到4%的复率增加，这个成就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

美国不是没有过挑战，但依靠科学发明家、企业家和强大的研发、技术与制造基础，总能够创造性地回应挑战。在以原子能、空间技术、计算机、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曾一度落后于前苏联。在刺激之下，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组织实施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在工程高峰时有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参加，总人数超过30万人。1969年终于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

1965年之前，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贸易都是顺差，但1965年日本对美国实现了顺差，1966年联邦德国对美国实现了顺差，1971年美国整个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1970和1980年代，美国的钢铁、汽车和芯片等制造业支柱产业都落在了德日之后。里根担任总统后，力主改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出“经济复兴税法”，缩短大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促进工业企业加速技术开发。199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等方面重新夺回优势，接着又开启了互联网新时代的大繁荣。

在此过程中，与其说是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挥了作用，不如说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把美国带到了新的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硅谷。硅谷是美国的新移民之谷，风险投资之谷，勇于冒险、宽容失败之谷。硅谷的一个个Garage Business（车库生意）变成了Global Business，这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在于无数创业公司此起彼伏、永不衰竭的创新冲动，以及对这种冲动全面和有效的保护与鼓励。

今天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美国也没有放弃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创新投入。2015年美国制造业占GDP之比为12%，但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占美国国内研发投入的2/3以上。在芯片、医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化工、航天航空、军工、能源等方面，美国依然领先于世界。

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推出《无尽前沿法案》的新版本，以增强美国的科技创新和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其核心是，将发展关键产业科技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如果最终获得通过，接下来的5年里，将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1100亿美元的资助。

该法案目前确定的十项关键产业科技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其他先进软件开发；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机器自动化与先进制造；自然和人为灾害防御；先进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先进能源，电池和工业效能；先进材料科学、工程学和其它重点领域。

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过去几十年美国不断将制造业外包，“去工业化”，这是事实。但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高地上，美国从未放弃。软硬件合一的苹果公司就是美国和全球制造业的“珠穆朗玛峰”。《财富》杂志“2021年世界500强最赚钱的50家公司”排名，苹果以574亿美元的利润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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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预言。他的祖国德国，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个分散的邦国体系1871年才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努力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

德国的工业化比英国晚半个世纪，1887年英国议会甚至通过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用以和“英国制造”区别，那时的德国产品是劣质的象征。

但英国人显然低估了德意志民族的力量。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高度肯定了德国新教徒“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精神和“富有天职”的责任感，歌德的《浮士德》则表达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的追求和不屈不挠，海涅说“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它一旦走上任何一条道路，那么它就会坚忍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这些精神的力量，在深层次上构筑了德国前进的不熄动力。

1835年巴伐利亚建成德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制造轨道、机车，挖隧道，修桥梁，直接推动了采煤、冶金、机器制造的兴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铁路运输建设，把德国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原料产地与工业中心连接起来。此外，海运和水运也得到了大力发展，不来梅和汉堡成为造船中心和海外贸易重镇，莱茵河从9米拓宽到30米，多瑙河、伊萨尔河、鲁尔河也不断得到修缮，德国成为航运大国。

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干预不可小觑。普鲁士利用“开明专制制度”，通过政府鼓励，促进工业发展。从1870年代上半期开始，德意志帝国相继颁布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法、迁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金融机构的管理法，1873年统一了全国货币、邮政和度量衡体系，1879年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保护国内工商业。一个统一大市场开始形成。

德国高度重视教育，是近代西方国家中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德国政府强力支持科学研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大型公司都有独立的研究部门，把科学引入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的4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4名来自德国，占1/3。德国在苯胺染料、电动机制造等方面，从理论到应用的速度，比英、法快三到五年，许多发明都是“英法开花、德国结果”。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指出，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化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

在这些背景下，一批有着鲜明的工程师、发明家气质的德国企业脱颖而出，奠定了德国制造傲然于世的基础。西门子、博世、戴姆勒、奔驰，这些品牌都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

1866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基础上，造出了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1879年又发明了电动机，将电能再转变为机械能。电梯、电力机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都是西门子公司最先投入市场的。

在内燃机方面，戈特利布·戴姆勒、卡尔·奔驰、威廉·迈巴赫这批“为机械而生”的德国理工男，开发出了被称为“祖父钟”的内燃发动机和“搭载汽油发动机的汽车”。他们是这个产业的奠基人。

在化工方面，1861年曼海姆一家煤气公司老板恩格霍恩意识到煤焦油的商机，开始生产品红（一种红色染料）和苯胺（从煤焦油中提炼的一种原料）。巴斯夫公司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这些德国制造企业的灵魂似乎是相通的：以发明家或工程师作为创始人，以某个细分领域的发明专利或技术诀窍作为起点，不断提升核心能力，创新迭代，最后成为行业标准。这是典型的“专家化+家族化+专业化+全球化”的路径。

德国的中小企业也都是这种专精气质。德国有一大批在细分市场默默耕耘、异常专注，并成为全球领袖的中小企业，技术遥遥领先但又隐身大众之外，他们被称为“隐形冠军”。赫尔曼·西蒙在关于隐形冠军的研究中指出，德国的双轨制教育（“二元制”）保证了企业有源源不断的技术工人。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也曾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

如果说美国公司更多代表了随时跳跃的创新性，那么德国公司更多代表了穿越时间的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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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西方列强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后，为扩大市场，势必进入人口最多的亚洲。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船队，带着总统亲笔信，在日本浦贺入港，提出贸易要求，史称“黑船事件”。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决心“破除从来之陋习，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成果十分明显，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表面看，日本狂热地模仿西方，穿西装，办舞会，将西方戏剧元素也引入东京剧院的舞台。但实际上，日本的发展有其内源性的基础。在江户时代，日本武士入藩校学习，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设立的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学习读写，初等教育很发达。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签署时，佩里向日本赠送了美国的武器、电报机和蒸汽机车模型，一年后，日本的佐贺藩便成功研制出了蒸汽机车，设置了大炮制造所，仿制出英国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佩里说：“如果日本打开国门，恐怕会成为美国强劲的对手。”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也是拜坚实的社会资本之所赐。1946年日本制造业生产能力不到战前最高水平的40%，用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的描述，“简直是人造沙漠”，但在美国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带动的制造需求以及战后重建需求的刺激下，日本工业迅速振兴。更重要的是，日本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奠定了经济振兴的微观基础。

二战前，日本财阀林立，企业高管岗位都被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大股东把持。1945年9月到1950年3月，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实行解散财阀的多项措施，1950日本修改旧商法，取消了担任企业董事要有资格股份的规定，保证有能力的企业家可以登上领导岗位。这些新一代企业家大都是凭借经营企业的专长和能力登上领导岗位的，他们有较高的学历，坚实的理论基础，很多来自基层，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当一部分是技术人员出身。

当时从基层走出来的企业家包括：日立制作所的仓田主税（战争结束时是该所的笠户工场长）、东洋人造丝公司的袖山喜久雄（原为滋贺工场的兵器部长）、日本石油公司的佐佐木弥市（原为普通董事）、小野田水泥公司的安藤丰禄（原为普通董事）、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的广田寿一（原为技术部企划科长），等等。

技术人员出身的新一代企业家更加重视技术革新的作用，一方面大胆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一方面建立独立的研究体制，把研究和经营相结合。川崎制铁公司的西山弥太郎最先引进美国的现代化黑色冶金技术，建设了日本第一个沿海钢铁联合企业。本田技研公司的本田宗一郎、索尼公司的井深大、三洋电机公司的井植岁男，都是推动日本制造业现代化的技术型企业家。本田宗一郎研制成功了轻型摩托车，井植岁男研制成功了喷流式洗衣机，索尼更是一系列革新性家电产品的带路人。

除了造物，日本企业家注重“造人”。松下幸之助开创了“终生雇佣制”“年功序列”等管理制度；东芝强调把“职工的独创性与一丝不苟的作风结合起来”；东京电气化学工业公司经理素野提出企业经营的“修、破、离”，“修”是首先要学习，“破”是由模仿走向创新，“离”是更上一层楼、开辟新世界；盛田昭夫更加注重产品创新，“最重要的不是去夺得市场，而是善于创造市场”，这是索尼的基因。

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最初深受美国影响。1950年，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到日本传授如何提高军工品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成为系统”。1955年到1965年，日本生产力委员会向美国派遣了6600名研究生产力的产业界代表，其中就有“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他在福特汽车的流水线边仔细观摩，洞察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缺陷，后来在丰田开创了包括“多品种小批量”、实时存货（JIT）、自动化、看板方式、标准作业、精益化等内涵的丰田生产方式。

大野耐一在其著作中说，“丰田生产方式的目的在于彻底杜绝企业内部各种浪费，以提高生产效率”。他要求每个员工在做任何一项作业时，都要“重复问5次为什么”。一台机器不转动了，你就要问“为什么机器停了”， “因为超负荷保险丝断了”。再问“为什么超负荷了”，“因为轴承部分的润滑不够”。再问“为什么润滑不够”，“因为润滑泵吸不上油来”。再问“为什么吸不上油”，“因为油泵轴磨损松动了”。再问“为什么磨损了”，“因为没有安装过滤器，混进了铁屑”。如此反复追问5个“为什么”，就会发现需要安装过滤器。如果没有问到底，换上保险丝或者换上油泵轴就了事，几个月后就会再次发生同样故障。

“日本就是有这种把别人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的能力，甚至还发展成了文化。”一位美国作家曾这样评论。如同大野耐一用丰田生产方式超越了福特主义，20世纪50年代，石津谦介创立的服装品牌VAN和所倡导的IVY LOOK（常春藤造型），将美国常春藤盟校的学生穿衣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让美国人感到日本人更了解“常春藤”。1978年，时尚巨人VAN破产，其诸多代理商被迫转型，其中的一位代理商叫柳井等，他的儿子柳井正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创办了优衣库。

二战后日本曾大量“山寨”美国产品，再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1980年代，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将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发展原子能、先进材料、电子信息、计算机、纳米技术等。2019年夏天日韩纷争时，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包括“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都是半导体制造中的关键材料，日本在世界市场占据70%-90%的压倒性份额。在硅晶圆、光掩模以及封装材料等核心材料领域，日本也占世界市场的50%。

日本制造也存在一定问题。曾在日立工作16年的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说，日本企业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企业制度过于僵化，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日本制造的“技术过盛”会降低产品的性价比。为了让产品提高1%的性能，日本企业往往会不惜增加投入30%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导致日本制造的成本急剧提升，在价格上失去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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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以制造业增加值计算，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意大利、法国、英国、墨西哥。排名第五的韩国也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二战后，韩国的经济比朝鲜还落后，因为在之前的日本统治期间，工业集中在北方，南方主要是农业。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的政策，创造出“汉江奇迹”。

目前，在电子信息、造船、轮胎、合成纤维生产及纺织业、汽车、钢铁等领域，韩国都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LNG船制造领域，韩国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电子信息产业，三星早已超越日本，直逼苹果。全球前五大半导体厂商，韩国有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三星更在2017年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厂商。

韩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依赖大型企业集团，如三星、现代、LG、SK等。这些大集团所引发的“财阀资本主义”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曾任总统的朴正熙在《我国发展之路》中指出：“现代经济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强烈的集中倾向。巨大的企业——此刻对我们国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不仅充当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定性角色，还能带来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

为了扶持企业发展，韩国政府早在1969年就通过《电子制造业扶持法》，通过提供优惠贷款、减税、外汇贷款打包以及限制新企业进入等政策，保护本土电子制造业的发展；1973年宣布了“重工业促进计划”；1975年公布了扶持半导体产业的六年计划，强调实现电子配件及半导体生产的本土化……各种各样的支持政策，与时俱进，直到今天。

但仅有政府支持也是不够的。韩国制造业崛起的关键还是一批抱负远大、死打硬拼的企业家，其中最典型的，是有“双子星”之称的LG和三星。

1958年10月1日，前身是一家雪花膏和家用塑料制品生产商的LG集团，成立了韩国最早的电子工业会社“金星舍”，即后来的LG电子。他们从联邦德国收集收音机组件，聘请其技术人员到韩国现场指导，只用了10个月就生产出韩国第一台真空管调幅收音机。之后又派员到日本日立学习，并在韩国率先推出电风扇、冰箱、黑白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等产品。到60年代末，韩国的电子公司已有145家，物美价廉的韩国电器，逐渐走向欧美市场。

1938年李秉喆成立了三星集团的前身“三星商会”，1969年成立了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创立之初，起点并不高，比如从日本索尼进口黑白电视机的成套散件和基本组装技术，生产低档产品，再贴上日本三洋的品牌销往海外低端市场。

三星了不起的地方，是其罕见的跃升能力。根据其官网信息，三星电子迄今经历了七个发展阶段。1969-1979年为“在电子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的阶段”，此后的六个阶段分别是：进入全球市场（1980-1989），在变化的科技世界中角逐（1990-1993），成为一支全球力量（1994-1996），推进数字前沿（1997-1999），开创数字时代的先河（2000-2004），位列Fortune Global优秀企业（2005年至今）。

纵观这七个阶段，三星电子的三大特征一目了然，即纵向一体化、全球化、抢占先进技术制高点。

以三星电视为例，从1970年生产第一台黑白电视到2006年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用了36年。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1991年，三星电子在半导体事业部设立了专攻TFT（薄膜晶体管）液晶技术的部门，进入液晶显示（LCD）领域。三星在日本的研发机构利用液晶面板产业的衰退期，雇佣失业的日本工程师，获得原始技术，消化吸收，进而追赶和超越。在上游液晶面板领域的突破，增加了下游的电视终端产业的竞争力，这是三星彩电成为世界王者的重要原因。

三星电子在创业5年后进入半导体产业。1974年12月，三星电子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一半的股份，1979年收购剩余股份，改名三星半导体，1980年和三星电子合并。

三星进入半导体，是李秉喆的小儿子李健熙的建议。当时高管都反对，李秉喆也很犹豫，但曾在美国留学的李健熙认为，韩国资源匮乏，未来将是一个信息科技世界，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他先用个人的资金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的股份。

1983年5月三星正式开始研发首款量产产品64K DRAM，有开发组成员说，以三星的技术和装备条件，等于“要求自行车生产厂商制造超音速飞机一样”，美日半导体公司也极为排斥，工程开发过程充满了困难。但1983年11月，三星成功自主开发出64K DRAM的工程、检查、组装等半导体全线工程技术，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VLSI半导体（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国。

在生产管理上，三星追求极致效率，主动挑战自己。三星第一台半导体生产线只用了半年完工，而国际同行需要两三年时间。为了缩短工期，三星管理层和工程师住在施工现场。三星坚持“储备产品的研发战略”，在生产现有产品的同时就启动下一代产品研发。

“追求安逸定会落后”，所以三星总是提出更高标准，逼迫自己跳跃。在看准方向后，三星有着“不怕流血”、进行反周期投资的勇气。1984年开始，DRAM价格周期性波动，加上要支付专利使用费等因素，到1986年三星半导体累计亏损3亿美元，资本金几乎亏光。但三星并没有保守，当时2线刚竣工，市场萎靡，李秉喆指示3线迅速动工，分批追加投资，向更高技术领域进军。1988年DRAM市场井喷，利润完全抵消了所有累计亏损。三星半导体高管说：“存储业是这样一个行业，如果你不能在过去进行适当的投资，那么你也不可能在下一次行业兴盛时赚到钱。”

三星还有一个著名的战略，就是“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即大力开发上游产品的核心技术，同时发展下游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产品。

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三星电子排名15，在电子消费领域仅次于苹果（排名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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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中国传统制造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1585年，西班牙人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称赞中国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他们产大宗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林纳达的丝，是该国的一宗最大的贸易”。

到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其中一个原因是与世界的隔离。

中国确实有很大规模的内部市场，从分工角度看，似乎完全可以支持“自循环”。清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1793年乾隆皇帝在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前来觐见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使团访华，因不肯向嘉庆皇帝叩头被遣返，嘉庆皇帝在给英吉利国王的敕谕中说：“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

中国不以远物为宝，但此时英国所造之物，已是在近代科学原理指引下，经由技术的不断创新，在工业化进程中展开的制造。大机器时代的制造威力很快就会显现，而清王朝还茫然无知。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的铁壳战舰“复仇女神”号的马力为120匹，铁皮厚11.4厘米，清军的火炮无法将其击沉，而且它还能拖起英国的主力帆船，在合适的地点对清军炮台展开攻击。战场较量的背后，也是工业化能力的较量。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但是缺乏活力和变化，令人乏味的单调一致统治着一切，也让一切都失去了活力。”这是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中一位随员的记录。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悲剧性的，但这种悲剧迟早都会发生。

洋枪洋炮的冲击，让清政府中一批“开眼向世界”的官员走上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路。这些觉醒之士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原点。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也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以及连绵的战火，让中国缺乏一个适合的环境，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那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工业化早期的那些名字。1956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新中国成立，由于落后太多，有一种急迫的追赶意识。毛泽东曾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非坦途。1958年的大跃进，以“基本工业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为指针，“以钢为纲”，出现了大量超负荷的蛮干问题。1961年，中国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工业领域调整的重要方向就是收缩。由于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只能在相对封闭、备战性、指令性的状态下，自力更生推进工业化。其间既有“两弹一星”、石油大会战等可歌可泣的成就，也有单一所有制、指令性计划所必然导致的不注重民生产品、僵化与低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1978年，中国代表团出访西欧后才发现，联邦德国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有2000名工人，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瑞士伯尔尼一个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发电站，只有12名员工。中国江西的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职工298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

1979年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这位经济领导人点透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缺少市场调节，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40多年过去，从产能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正在迈向制造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实现工业化的最新版本。中国的工业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业化，是关系到十几亿人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压缩型的工业化”，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工业化，是开放环境下的工业化。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与中国的人口红利、奋斗资本相遇，迎来了经济腾飞的重大机遇。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大力引进外资和鼓励出口，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商直接投资形成新高潮，2013年起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一步释放比较优势，中国工业化从“产品外溢”为主进入到“产品外溢与产业外溢相结合”的新阶段。

中国的工业化，是市场和政府握手的工业化。从基础设施投入，建立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提供优惠政策，到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实体经济，形成特色产业带和“簇群经济”，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是明确而持久的。

中国的工业化，是企业家不断创新的工业化。从改革开放起，一代代创业者、企业家，在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中，抓住机会，奋力拼搏，在一个个产业上追赶、并跑，甚至局部领跑。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和消费形态，也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命运和世界经济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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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20年代，展望下一个30年、40年，谁主沉浮？

无论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中国制造业仍将是世界制造业的基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宏阔和壮丽的制造业诗篇。宏阔代表体量，这个故事已经成立。壮丽代表高度，代表对人类的贡献，特别是创新方面的贡献，这个故事也已拉开帷幕。

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这五大制造业国家之后，一批新兴经济体印度、越南、墨西哥也跃跃欲试。但从国家综合能力和制造业的先进性来看，还有巨大的差距。

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一直重视“印度制造”的发展，印度市场有潜力，劳动力成本有优势，国际产业转移对印度的改革有预期，所以印度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不少制造业外资的流入。印度是全球第三大产药国，最大的仿制药制造国、出口国和疫苗生产国，纺织业也有很大规模，2018年还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不过，印度的仿制药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药，70%的原料药从中国进口，扑热息痛、阿莫西林等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几乎达到100%。印度手机制造的元器件、零配件基本也从中国进口，产业链很不完整。至于印度各邦的文化高差异、政策执行效率和连续性不够，以及基础设施薄弱，劳动力虽然年轻但知识、技能和组织化程度落后，更是看似不难解决但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

越南有9600多万人口，从1985年到2019年年均经济增长6.4%。越南劳动力成本较低，美国也一直希望把在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但越南过度依赖为外资代工，三星在越南的所有工厂的总产值相当于越南GDP的1/4，越南对外出口的1/3来自三星。靠外资打天下，使得本土企业的成长环境受到抑制，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此外，越南电力发展主要依靠水电，接近极限，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墨西哥有1.3亿人口，近十多年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助力下，借助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国际产业链的转移，制造业有了明显进步，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产业。墨西哥总出口额的80%左右面向美国，市场稳定。墨西哥的问题也是对外资高度依赖，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本土制造体系。

印度、越南、墨西哥将在全球制造业的未来版图中占据更多份额，应该没有太大悬念。这是产业分工的规律决定的。但撼山易，撼中国制造难，中国就像世界，规模世罕其匹，从简单组装到复杂制造、创造智造，均有广阔空间。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力将源远流长，有转移，更有转型、升级和创新。

从“二战”结束后的过往半个多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全球制造业格局重写，给了新兴经济体巨大的发展机会。但美国也在不断反思。

2012年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无厂设计”的生产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业务外包至亚洲。由此导致对精密制造的需求量减少，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锐减，精密制造能力衰退，进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仪表等行业发展出现问题。

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光伏电池，但美国在全球光伏电池市场早已被边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伏电池产业中的许多技术是与其他产业共享的，如半导体、平板显示器、LED和固态照明、光学镀膜等产品的制造，而它们大部分已迁出美国。

显然，制造业的失去，不仅关乎就业，更关乎产业能力。很多创新，都是需要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的。把制造统统外包，短期可以让公司的财务回报变得亮丽，提升资本回报，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创新土壤送给别人”。

如何看待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说，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回顾历史，我们相信，生产性创新是大国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关键所在。善造物者天助之，有坚强的制造业，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心里不慌。

中国制造业和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行百里者半九十，路漫漫其修远兮。制造业依然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基石。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制造业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又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答案，装在每一个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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