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藏着的历史细节：71年前那个国庆周，毛泽东连续几天不能入睡

作者：景桥先生

本文转载自：你的景和我的桥（ID:jing6qiao）

文/景桥先生

看完《长津湖》，这几天，在家重温《抗美援朝》等历史文献，思绪万千，热血难凉，是故记之。

我一直认为，当年决策出兵朝鲜，某种意义上，其伟大不朽，丝毫不弱于抗美援朝作战本身。

电影《长津湖》，用了几个镜头和细节，记述当年决策的艰难过程。中央政治局连轴开会，会场烟雾缭绕，开到深夜，从西北当天赶回的彭德怀，中途入场，搬了把凳子，坐在后面听。然后，毛泽东期待地望了彭德怀一眼，彭总一言不发。镜头一转，隔日，彭德怀到毛泽东住所，表态支持出兵，毛泽东这才欣慰道“这我就放心了！”

这几个镜头，管中窥豹，略展现了当年所下决心之大、所作抉择之难、所虑战略之要。

历史，往往就藏在细节中，要时间的大浪，淘尽砂砾，方见真金。71年后，我们都明白这场战争之伟大，是为立国之战，守百年和平。

然在当年，新中国刚建立的第一年，绝大多数人无法看清这一点。我党有个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真理，又常只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

1950年10月1日-8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周，正是“是否出兵朝鲜”的最终决策周。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那几天里，“毛泽东考虑出兵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

但，历史就是这么惊心动魄、出人意料。在几乎所有人包括国外、国内认为，中国不可能单独出兵硬杠“联合国军”的情势下，1950年10月19日黄昏，第十三兵团数十万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跨过的一刹那，注定要惊天动地。

跨过的一刹那，积贫积弱一百余年、任西方列强蔑视凌辱的中华民族，注定要真正站起来，巍然屹立世界东方。

第一个国庆节的战争阴云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日。

上午10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毛泽东，内心并不平静。正是在这一天，麦克阿瑟通过电台正式向金日成发出了投降敦促书。也正是这一天，“金日成发来急电，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军情十万火急。当夜，庆祝的焰火还没有熄灭，毛泽东就喊来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剖析局势。

彼时，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已于9月15日展开仁川登陆作战，并于9月27日与自釜山向北突进的美军会师，完成合围，彻底斩断了7万多朝鲜人民军主力退路。9月28日，美军攻占汉城，并迅速抵近三八线，北朝鲜全线溃败之势已无法扭转。

对情势恶化的应对，毛泽东并非完全没有准备。

早在7月，北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南进半岛、直抵釜山之时，一向居安思危的毛泽东，就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是月，中央军委作出了一个极富远见、至为关键的部署，即命令第38、39、40、42军即刻于东北边境的战略重镇安东（丹东）集结，组建东北边防军。

当时，38军驻扎在武汉以南一带。业已复员的38军原营长曹玉海，正在武汉一所监狱任监狱长，并和一位美丽的女护士热恋。听说老部队正开赴东北，他毅然决定回归部队。他写信和恋人告别：

我不是不需要幸福，我不是天生愿意打仗，可是为了和平，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我就要去打仗了。

想起《长津湖》中，刚刚回到家中的伍千里，掏出一把津贴，兴高采烈准备盖房子时，却又连夜奉召归队，不正是这一幕的真实写照么？

但准备归准备，真要下决心，事关国运，考验何其艰难。会议讨论至夜深，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出兵的初步设想，但分歧很大，反对出兵的声音占了主流。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又继续组织开会。

这个时候，形势已是万分火急了，会前，毛泽东甚至亲自草拟了发给苏联的电报，希望斯大林为我军提供空中掩护。没想到会上，大家仍顾虑重重。这封电报因此搁置未发，只将多数人的意见，电告苏联驻华大使。

但，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决定于10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入朝作战问题，并决定通知彭德怀进京商议。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显然是倾向于出兵的。听到诸多反对声音，他思虑再三，担忧不已，“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

出兵不出兵，这是一个问题

电影《长津湖》中的那次会议，就正是10月4日下午至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开了3场。

一开始，争论仍很激烈，反对出兵的理由说了很多，不少高层都存在顾虑。

大致有三种：

一是担心抗美援朝会影响新中国和平建设。彼时，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安，谁想打仗？事实上，当时不少军队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很多部队的中心任务由作战转到生产，在大规模动员复员，“不少兵器生了锈，甚至一门炮的炮筒里，麻雀在里面做了窝”。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会上明确表态，“中国刚刚打完战争，再打仗经济上负担不起。军队的装备也落后，与美国人打仗，一旦顶不住退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在东北地区防守为好。”电影中伍千里就对父母说“哪里还有仗打！”

二是担心打不赢美国这个头号西方强国。当时，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新中国仅为60万吨；美国拥有原子弹，解放军是“小米+步枪”；美国一个师配备70毫米以上火炮330门，是解放军一个军的两倍，更别说坦克、飞机、航空母舰了。从数字上看，如果要打，连军国主义的日本在美国面前都不堪一击，“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要硬杠上去决一雌雄，似乎以卵击石，毫无胜算。从林彪的态度也可看出这一点，真要打，东北边防军大多是四野老底子，东北将士又最适合入朝在寒冷地带作战，但生性谨慎精于战力计算的林彪，都心存疑虑，刚好又在养病，便推辞了帅印，其倾向性意见不言而喻。

三是担心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6年，各方犹心有余悸。而受意识形态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已明显呈对抗之势。万一闹大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多半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这个顾虑，不仅中国担心，美国、苏联以及各国都担心。抗美援朝后期，美国叫嚣要使用原子弹，英国首相就第一时间飞到美国劝阻。后来的事实证明，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苏联也正是出于这种顾忌，不但不敢出动地面部队，连空军都不敢支援。甚至在10月8日，美军两架喷气式飞机轰炸了苏联境内的一个机场，美国吓得够呛，却没想到苏联竟也装聋作哑。

彭德怀是当天下午4时，才抵达北京中南海的。初来乍到，他还摸不清情况，只是听会，没有发表意见。

会议一直开到很晚，讨论胶着，议而不决。虽然我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但争议太多，毛泽东当然也就不会拍板。他只好说了一句颇为感性的话：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这句话，当晚一直萦绕在彭德怀的脑海中。他当晚住在条件较好的北京饭店，怎么也睡不着，以为是沙发床无福消受，搬到地毯上也还是睡不着。

两位历史伟人，那一晚，都睡不着。

10月5日上午，没有开会。睡不着的彭德怀，找到了同样睡不着的毛泽东，经过一夜深思熟虑，他提出应立即出兵入朝作战。当毛泽东拟让其挂帅出征时，彭德怀当即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颇为感慨道:“这我就放心了。

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彭德怀才在会上掷地有声坚决支持毛泽东：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由此，会议正式作出了出兵决议。

民主集中是一个不断说服的过程

说实话，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他大可直接下令出兵。

但显然，他不想这样做。国力悬殊本就很大，如果思想不能统一，这个仗怎么打？

民主的过程，就是让大家意见充分表达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教育和说服的过程。在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到转而挺进井冈山途中，在长征出发至湘江战役途中的担架上，毛泽东就非常善于做这种思想工作。有些材料，说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朝鲜。我觉得，力排众议这个词，应该修改为统一思想。

在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以其伟大的战略远视，极其形象丰富的说教方式，再次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推动历史。

会上，毛泽东多次指出：

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他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其中，最著名的那句话就是：“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

当然，更多的会议资料，尚未解密。但在10月27日，毛泽东同好友周世钊的谈话，也可窥见其思想伟力：

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

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其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在这样民主集中过程中，周恩来算是一直支持毛泽东的。多年经验，让他早有深刻体会，从不轻易反对。因为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最后总是对的。

而毛泽东，更需要这样的民主，通过不断做工作，统一领导层思想，达到更高的团结，进而形成“硬核”力量。

就这样，一次次的利弊剖析、深入谈话、思想碰撞，不断做工作，越来越多的决策层“转过了弯来”。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在当天飞赴东北的军机上，彭德怀身边多了一位“刘秘书”，毛岸英成为了第一个志愿军战士。

国难思良将，也需冲锋陷阵的勇士。毛泽东将自己的长子，亲自送到了最危险的朝鲜前线，“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长津湖》中，毛岸英说：“几十万老百姓的儿子，一道命令就上了战场，我毛岸英有什么理由不去？”

将自己的儿子第一个送上战场，也是毛泽东做工作的一部分。他不只是说服别人，还自己带头做。

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也要出兵

而就在志愿军成立的当天（10月8日），毛泽东却又作出了一个暂缓出兵的决定。

这一天，毛泽东接到了斯大林“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再度陷入两难。要知道，麦克阿瑟可是出动了1200架飞机，没有空中掩护，志愿军只能被敌机当靶子打，那都是我人民子弟兵呀，都是老百姓的儿子呀！

接报后，毛泽东紧急派周恩来出访莫斯科，试图说服苏联出动空军援助。没想到，苏联出于自身顾虑，不愿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已铁了心不出兵援助。

周恩来放狠话：“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将暂缓出兵”；

斯大林则回应：“中国既然困难，不出兵也可以。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这个时候，毛泽东再次面临艰难的抉择。

时下，有部分人士分析，认为苏联当时打了个“输赢通吃”的算盘，如果北朝鲜打赢了，苏联获取了朝鲜半岛的不冻港；如果北朝鲜打输了，退入东北打游击，苏联就以协防为由，复又进入东北获取大连等不冻港，并能遏制中国发展维持霸权。总之，无论哪一种局面，苏联都是赚到了。

但理性分析，我认为，苏联希望北朝鲜打输而从中国获利的意图，可能性不大。试想，如果美军支持的南朝鲜统一半岛，苏联的远东地区同样门户大开、直面威胁，“邻居失火了谁都可能引火上身”！只能说，假如失败了，苏联能够接受失败的后果。而直接怼上美国，苏联还没这个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

但不管怎样，也不管苏联是否留有“后手”，新中国接受不了朝鲜半岛被美国占据的后果。

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再次商量后，取得了一致意见：既然美国已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

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听到中国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援助也要出兵的决定后，流出了眼泪，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

显然，毛泽东的出兵决心之大，是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

尊严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找回来

出兵入朝，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最为艰难的抉择之一。

胡乔木回忆：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他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从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最后决定入朝作战，经历了101天，中途几经转折，史称“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彭德怀就曾说过:

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为什么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

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民族尊严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找回来。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屈辱，一退再退，得到了只是更多的欺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识，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决非在天安门宣布一声那么容易，必须“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和平，绝不是谈出来的，一定是打出来的。无数铁的事实警示我们：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只有挺直脊梁、抡起拳头，和敌人硬碰硬，把敌人打趴揍痛，他们才会相信，“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才会赢得建设国家的和平环境。

用《长津湖》的台词，就是“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辈就不用打了！”

历史的走向，最终也证明了抗美援朝“参战利益极大”。

这场战争，让中华民族洗刷了百年屈辱，找回了失落百年的民族尊严，维护了新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让世界重新认识了站起来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威望举世瞩目，护佑了70载的和平建设环境。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重塑了民族灵魂、重振的民族自信、重造了民族精神！

而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预见力、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舍我其谁的胆魄，纵横捭阖于国际棋局，中华民族从一个“棋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棋手”！

网上有个评价，可谓中肯：“一代人，吃完了五代人的苦，做出了五代人的事，打完了五代人的仗，建立了五代人的功！”

那一年的国庆周，已近花甲之龄的毛泽东，为了民族未来大计，连续几晚都无法入睡，想想，都心疼。

10月19日晚，接到志愿军已连夜跨过鸭绿江的报告后，他只说了两个字“睡觉！”

日月永辉，伟人千古！

主要参考资料：1.《苦难辉煌》，金一南；2.《朝鲜战争》，王树增；3.《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4、《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出国作战决策的艰难出台》，王志刚；5、《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战争》，石仲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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