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何处击(ID:tiequanhe)
2021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
经过调查,市场监管总局专案组认定美团自2018年起存在强迫商家“二选一”行为,并依法给与行政处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
这是继上海食派士,阿里巴巴后,第三起因二选一行为违反《反垄断法》被罚的平台,彰显了国家对于反垄断的打击决心。
不过在资本市场眼里,比起阿里被罚营业额的4%,美团此次相比只被罚了3%,似乎一切尘埃落定,甚至还好于预期。
美团股价10月7日大涨9%后,在昨日消息公布后继续上涨2%。
然而在老何眼里,美团因为反垄断被罚只是整件事情的末端,美团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对于劳动者和中小商家的异化和剥削,今天老何就跳出罚单本身,带大家解读美团34亿罚单背后的利益鸿沟。
1、互联网平台垄断因何而来
根据统计,美团、饿了么在外卖领域市场份额超过90%,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垄断平台。为什么他们可以轻易在几年内实现如此大的市场份额呢?这不止是个经济学话题,也是涉及到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对人性的异化,是一个高纬度的组织形式降维打击的结果。
在工业时代,资本家如果想要垄断,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的套路是从研发开始,然后投资建厂、雇佣工人、购买设备、生产、宣传销售,获得超额利润后通过加大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扩张。
我们熟知的早期大资本家们,如洛克菲勒、摩根们,都是在重复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不可能太快,因为资本家需要在每个环节负担成本。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通过获得劳动者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资本增值。
这套流程在经历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后,越发难以低成本快速复制,因为不仅工人和工厂管理人员会为自身维权,政府也都会出台相应的保护措施来制约资本。比如我们熟知的“最低工资制度”、“工作时长制度”、“五险一金”等制度,都可以视为资本和劳工关系的底层基础设施。
对于资本家而言,如果需要扩大规模,上面说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再来一遍,规模化绝大部分时候并不会带来总体成本的下降,要养的人多了,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想要无限扩张基本是天方夜谭。
互联网时代来了,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一系列新功能:移动支付、定位导航、社交传播等方式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资本扩张的速度。
阿里巴巴作为中国最大的零售电商平台,不拥有一件商品库存;
滴滴作为国内最大出行平台,仅控制极小的自有车队;
美团作为最大的外卖平台,可以几乎不拥有骑手员工;
腾讯作为最大的社交自媒体平台,自己的“腾讯新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抖音作为最大的短视频播发平台,却几乎不拍摄任何视频;
这一切的一切,放在30年甚至是20年前,人们几乎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但今天已经被认为顺理成章。
通过转移外包,互联网平台们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关系和商业关系。
以外卖平台为例,无论是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的交通工具,又或者是骑手的社保和意外险,日常培训,平台都不需要自己掏钱,甚至反过来需要劳动者自己掏钱。
这样下来,平台重塑了价值创造的过程,从传统的我拥有资产获得收益,变成了我连接个体创造收益,看起来每个骑手都感觉自己在“创业”似的,实际上每个人都被元素化甚至原子化,成为互联网网格的一个忽略不计的小点点。
当劳动者和商户被变成平台的原子后,会发生什么?老何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数字经济先驱提出的梅特卡夫定律。
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的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老何翻译一下,美团的商家就相当于它的节点,当美团有100个商户时,它的价值是10000,当它有500个商户时,价值就是250000,是之前的25倍。当美团的骑手数字是饿了吗平台的10倍时,价值就是饿了吗的100倍!
看懂这个定律,就会明白资本为什么不惜大肆烧钱也要迅速扩张平台的规模和连接数。
2、劳动内卷的骑手们
所以,骑手的价值会以平方的关系拉动美团的估值,那么,美团又如何强势发展骑手的呢?
我们经常能看到招募骑手的广告里写着“上班时间自由,月薪基本破万”的标语,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你应聘了成为骑手,首先你大概率需要自行负担小电瓶的成本,如果你没钱购买,平台甚至可以介绍贷款帮助你购买。
乍听之下似乎平台特别贴心,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场景再感受一下。
今天你到新公司报道,发现空空如也,没有电脑,甚至没有桌子椅子。
主管表示公司不提供办公用品,需要自带桌椅电脑工作,如果没有的话公司可以介绍小贷公司给你贷款购买,是不是非常离谱?
至于月薪,前不久北京有一位人社局副处长,就当了一天外卖小哥,跑了12小时赚了41块,按照这个干法,一个月做五休二,他就只能赚1000块不到。
您如果记得老何前面讲的,社会不是对资本有约束嘛?平台难道不该给外卖小哥发法定最低工资吗?
但美团平台的骑手,他们甚至连外包公司的员工都不是,稀里糊涂成了个体户,等于他们是自己给自己发最低工资。
不仅如此,平台还对骑手说,成为个体户多好啊,你就不需要交社保,这样到手的钱更多,还记得老何讲的国家对资本的限制吗,您的“五险一金”去哪里了?
根据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综合所得税率计算,外包骑手作为员工月收入在3000至12000元,税率为10%。若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平台与骑手的交易则按经营所得征收税率,一般按行业从0.1%到1%不等。
又能节约社保成本,平台还能优化税收,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经济的考量,平台在法律风险上也做的滴水不漏。
2021年9月17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
在这份长达57页,4万多字的报告中,揭露了外卖平台的众包套路,通过层层设计,平台的主体责任被撇出的一干二净,在法律层面,骑手极难追究平台,甚至自己雇佣方的法律责任。
不仅如此,平台不仅不让马儿吃草,还要马儿跑得快,算法的枷锁时刻的在束缚骑手。
由于平台算法的不断精进,任务完成时间不断缩短,这又被纳为基础数据,为迭代的算法提供了依据,劳动者由此被束缚在了不断缩小的数据怪圈中。
2016年,3公里内的送餐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到38分钟。
外卖骑手为了避免超时,逆向行驶、擅自改装电动车等违规行为频频出现,甚至由此引发了大量工伤事件。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此外发生交通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
这里老何就要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今年上半年,老何陪骨折的母亲前往一家三甲医院骨科做手术,发现病患绝大部分都是三类人群——老年人、运动爱好者和外卖骑手。
老何亲眼看见一位美团小哥和医生的对话场景。
医生表示小哥锁骨被撞断成了三截,这个手术自费部分需要10万,好心建议外卖小哥去跟保险机构了解清楚,怎样写摔伤理由可以最大程度理赔。尽管疼痛难耐,小哥还是在他白发苍苍的母亲的搀扶下离开,最讽刺的是,他说自己是被另一家外卖平台的送餐员撞倒的。
每天这么生死时速,最后到底外卖小哥们赚了多少钱呢?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郑广怀教授的团队调查,2019年,武汉外卖骑手月平均工资为5882元,低于当地平均工资6730元,外卖小哥平均工作时间为8-12小时,其中工作10小时人数占比最高。
平台招工时宣称的“上班自由,月薪破万”,而现实则是“起早贪黑,生死时速”高强度的工作换来的是低于当地平均收入的待遇。
3、商家也被困在系统里
我们刚才说了,外卖平台的价值等于入驻商家数的平方。所以,美团对商家推行“二选一”的垄断经营模式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除了二选一这样的违法行为,平台对商家最大的破坏是扭曲了顾客和商家的信任。
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下,商家通过实体门店招揽顾客,凭借着自身提供的食品和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及口碑,从而产生复购。
然而在外卖平台上,平台通过算法和各类优惠券的发放,引导顾客选择优惠力度更大及平台置顶推荐的店铺,毕竟绝大部分的用户都不会拒绝看似价廉物美的商品。
但是很多读者可能并不知道,平台平时给你送的优惠券,如果你用了,实际上是对应商家买单,甚至无需通知商家,平台就有最高给店铺开启打6折的权限。
没错,大平台就是可以这么为所欲为。
平台又拿了抽成,还补贴了顾客,好处尽收旗下,只不过商户又要被抽成,还要出补贴被割了两刀,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
有的商户选择默默地反抗,不知道经常点外卖的读者有没有发现,很多店家外卖的标价比堂吃贵了不少,有的甚至贵了一倍,这里多出来的钱就是平台的抽成和强制商户出的补贴,商户不愿意自己承担,选择转嫁给顾客买单。
但是更多的商户选择了另一种做法,为了迎合算法,选择大肆进行优惠活动跑量,利用算法推荐冲上热门推荐实现更多销量,那么问题来了,谁会做这种看似亏本的买卖呢?
答案就是料理包,不少纯外卖店通过购买廉价的料理包,快速出餐,反正质量不重要只要吃不死人,足够便宜让我有钱赚,那就往死里用,口味也好,卫生也好都不是事。
万一出了事,反正我没有实体店地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店铺甚至都没有卫生许可证,根本就无所顾忌。
这种纯外卖店的存在极大的破坏了行业生态,劣币驱逐良币屡见不鲜,有良心的店不愿意被平台剥削日渐边缘化,黑心商家通过购买质量不能保证的料理包大卖特卖赚到了钱,顾客们吃着不知道哪里来的食材,只要没吃出事,也就一直被蒙在鼓里,只有平台才是唯一且永久的赢家。
4、反垄断只是组合拳的开始
综上所述,互联网平台对于追求垄断是刻在DNA里的操作,因为利益成平方关系。
就像经典电影黑客帝国里一样,看似骑手赚到了钱,商家卖出了更多的餐,用户吃到了廉价便捷的外卖,生态一片和谐,但吃下老何给大家的红色药丸后,我们就能看到隐藏的真相。
无论是送餐的骑手,出餐的商家还是用餐的顾客,他们都在为平台母体不断创造价值,滋养平台,然而他们自身的存在被平台视为道具,权益基本没有得到任何的保障。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让平台自我调整,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平台不断优化算法压缩骑手时间,合同上进一步设计让店家和骑手维权无门,无非就是让渡某一方的利益补贴另一方,一切都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平台永远是那个居高临下的上帝。
因为互联网平台是对其生态中的任何一方的降维打击,根本不存在传统劳资关系中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正如黑客帝国里那般,母体察觉到自身无法应付的外部危机才愿意和主角Neo妥协,现实中唯一能威胁到平台的正是国家的监管。
资本市场眼里,美团此次被罚似乎是靴子落地,但是在老何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美团的二选一垄断只是平台中心化最外层的结果,而不是成因,光解决二选一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
国家对于这些问题洞若观火,心里门清。
本次对美团的行政处罚除了《反垄断法》的部分,相关部门向美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围绕完善平台佣金收费机制和算法规则、维护平台内中小餐饮商家合法利益、加强外卖骑手合法权益保护等进行全面整改,并连续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确保整改到位,实现规范创新健康持续发展。
《行政指导书》第一条是保护中小餐饮经营者合法权益,不得强制承担促销成本,不得搜索降权,第二条是落实《指导意见》,保护外卖员的收入、社会保障与权益。
关于保障中小餐饮经营者的试点目前还没有看到新闻报道,但是保障外卖员的《指导意见》已经刊发。
可以看到,在指导意见,最低工资标准,节假日与恶劣天气送餐要加薪,足额缴纳商业保险,不得用算法压榨,建立工会组织,不能通过雇佣第三方来逃避责任…….都已经被列入。
每一条指导意见都直指要害,将会有效遏制平台的对各方参与者的权益侵害和无序扩张。
社会不仅要有速度,更需要有温度。工业革命时期以“捣毁机器,抵制新技术”为诉求的“卢德运动”就曾敲响过警钟。在技术创新迭代过程中,若是缺乏公众角度的考量、人性标准的约束,将为技术弱势一方带来灾难,并由此产生社会的对抗和焦虑。
本次国家及时出手纠偏,代表着国家对于资本和平台的态度,我国从来不是反对资本,反对的是平台对于社会秩序和劳动者权益的破坏。
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对于那些赚钱都归我,包袱丢给国家,把人民群众当成韭菜连根拔起的企业,罚款只是对其处罚的第一步。
参考资料
1、《用得上的资本论:当代社会人生存指南》周德宇
2、《数字财富鸿沟:数字控制与资本控制的叠加效应》文化纵横
3、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郑广怀
4、《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5、《算法控制下的打工人:劳动内卷与群体焦虑》财经E法
6、《美团社保的深入思考:界定&承担&消化》国金证券
7、中国裁判文书网
8、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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