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拜登说“不打新冷战”时，他在琢磨什么？

9月21日，拜登出席联合国大会，完成了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联合国的“首秀”。拜登说，“我们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分成泾渭分明集团的世界。”

2021年9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图｜新华社

要知道，今年4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4个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的国家之首。

这个说辞，除了一如既往地标榜自己处于道义的制高点上，还体现了这届美国政府对华策略的反思和修正……

经过半年多的调适，拜登政府已经形成一种以竞争性共存为方向、以新平衡为目的的新战略。

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源正是在于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基于当今中美关系现状和“大国竞争”需要，美国各界特别是智库积极为拜登政府出谋划策。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如下3点：

其一，美国存在着夸大中国威胁的情况。

如今，在美国国内，这样的倾向越发明晰：夸大中国威胁，已成为美国精英群体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依据。

4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美国带来很多无形的压力。近年来，中国的发展逐渐被美国视为“巨大的威胁”，两国关系趋紧。

如今，中国作为从疫情中走出的第一批国家，国际声望水涨船高。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无视国际社会反对，运用情报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溯源，遏制、抹黑和打压中国的动机昭然若揭。

诚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所说，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源正是在于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通过树立“假想敌”，重新点燃国家目标感；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美民众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满，把美国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推到中国身上。

对于美国人来说，真正可怕的是，除了树立假想敌，他们似乎达不成任何共识。

其二，与中国竞争会让美国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需要改变策略。

“夸大中国威胁”和“抹黑中国”策略，若真正影响到决策者处理两国关系实务范畴，可能使美国付出过度的成本和风险代价。因此，一些美国精英主张，要准确有效地评估对华战略，灵活自如地调整对华强硬程度。

遏制中国是美国朝野之最大共识，唯一的分歧在于：如何遏制？虽然中国正在对美国形成更大挑战，但美国同时面临更多国内困难。因此，美国应采取更多收缩聚焦政策，把矛头直对中国，而不是四面树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与伊朗缓和关系，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时，美国还应联合盟友一起对付中国。

其三，美国对华战略具有长期性。

拜登政府应立足长远，通过分阶段、长期竞争来削弱中国；而维护、利用和发挥好美国现有的技术优势，在技术层面严控中国发展，将成为美国短中期的重点。

2021年9月10日，“9·11”纪念日的前一天，拜登主动跟中国领导人通话。有评论说，这次拜登毫无征兆地主动通话，又来了一个急转弯不打转向灯，让盟友找不着北。

在通话中，拜登对美国务卿布林肯对华的“竞争、对抗、合作”政策进行了较大修正，完全不提“对抗”二字，只说竞争与合作。此次通话很可能是拜登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开始。

为避免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可悲局面，美国的战略理念将由特朗普时期的“战而胜之”重新回到“不战而胜”，从特朗普的“毕其功于一役”转向为分阶段、分周期的中长期战略实施。

从拜登执政以来的表现来看，他既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肆意妄为的老路，也不会回到奥巴马时代“接触加施压”，而是以传统的权力均衡为主导、辅以价值观渗透与国际法规则层面的议程设定，试图在尽量减少美国利益损失的情况下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

正如布林肯所说，美国不太会使用“蛮力”来对付中国，而是会实施“更有分寸、更有选择性的脱钩计划”。

当下，其目标是提升自身实力，对华战略以联合盟友的方式打压和削弱中国为主线。

因此，拜登政府一方面高举意识形态旗帜，加强联盟战略和外交孤立围堵，推进制度模式竞争和军事遏制；另一方面，通过局部领域的合作将中美关系控制在“争而不破”的状态。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为全面，注重把握尺度和分寸，保持必要的柔性和灵活性。

拜登的两位高级顾问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美国应该在四个关键的竞争领域——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上与中国建立对美国有利的共存条件。”

总而言之，竞争性共存是拜登政府国内政治需要与国际影响力相平衡的结果，虽然包含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成分，但仍然是以竞争为主调，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与前任不同，拜登强调拉拢盟友国家共同对付中国。

拜登政府一个重要政策动向，就是重新调整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联合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和地区推进经济一体化，用以加强被特朗普破坏的联盟体系。

2021年3月16日，日本东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右二）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左一）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左二）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后碰肘致意。

他宣称，要“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更新美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重新获得已失去的信用和道德权威，美国将从更强劲的地位上展开竞争”。

上任伊始，他立即展开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多边外交行动，在中国问题上与他们协调立场和政策。近期南海和钓鱼岛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出现波动，中英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出现“反常现象”，与拜登政府的外交行动不无关系。

基于联盟策略的考虑，今后美方每逢出台对华重大举措，必将更多与西方盟友、涉华利益相关国协调立场，争取“统一声音”。

一方面，美方炮制“意识形态输出”“战狼外交”“经济侵略”等概念，并以之为抓手渲染“中国威胁”，巩固西方传统联盟，挑动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起来闹事，营造联合应对中国之势；

另一方面，延续冷战遗留下的联盟机制，组织、扩大或强化有针对性的政治军事、科技联盟。

印太战略体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美日韩机制及“五眼联盟”、北约等，将会不同程度地得到强化或调整。拜登已然开始不遗余力地拉拢日、韩等国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上表态，从而进一步拉拢美国的盟国切割与中国的战略联系。

9月16日，德国《世界报》刊文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盟情咨文”，其中“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贯穿了整个演讲”。

“德国之声”称，在冯德莱恩长达50多页的“盟情咨文”中，她用半页篇幅阐述欧盟对华关系，称“中国是一个竞争者，甚至是对手，但同时也是战胜全球环境问题以及同14亿消费者进行贸易往来的伙伴”。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总量超美之势不可阻挡，但在质量上实现超越尚需时日。因此，当前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目标在于把中国经济发展束缚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内，倘若束缚无效，则在极端情况下将中国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对中美经贸问题采取相对模糊的处理方式，对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的必要性给予肯定，但亦表示对其范围、方式、节奏要进行慎重评估。

美国将会在遏制中国经济竞争力、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对冲中国经济世界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布局。目前，围绕经贸、知识产权、金融领域的较量仍在持续。拜登政府正在就是否启动新一轮对华征税的301条款调查进行讨论。

经济制裁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惯常手段。特别是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政府已经将经济制裁使用到极致，使得中美在经贸领域的较量达到两国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激烈程度。然而，现实的数据却让美国政要目瞪口呆。

2021年7月13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我国1—7月进出口数据，不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即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出现了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顺差增加到10694亿美元，中国比两国经贸摩擦前还多从美国赚了1万多亿美元。

因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29日在美国媒体上发表消息直言，“贸易战”带给美国的危机远大于带给中国的压力。

中国海关总署9月3日发布的信息表明，今年中国货物贸易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达到5.1万亿美元。

有鉴于此，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经贸问题上会吸取特朗普政府的教训，更讲求策略、面对现实，而不是四面出击。

当前，拜登政府对华实施军事领域的遏制深化与多点挑拨。

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核心在于形成军事同盟、维持对华的军事优势，用军事遏制配合美国对华政策，同时为在台海方向上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

2019年4月1日，在菲律宾阿吉纳尔多军营，美军士兵参加联合军演开幕式。

为了保持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军事遏制态势，拜登政府持续推进深化印太战略体系，巩固美日韩同盟，发展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改造原有的澳新美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等联盟机制，拓展“五眼联盟”和北约的职能，建立对华全方位军事包围圈。

拜登指示其国防部长奥斯汀对美军在全球的态势进行评估，并不时在涉华热点、敏感问题上挑动中方的神经，并把热点和敏感问题作为孤立、遏制、围堵和“改造”中国的抓手。

实际上，其利用热点和敏感问题的手法更加狡猾诡诈，注重军事威慑、同盟友和媒体的协作，而非为所欲为、孤身作战。

从8月3日开始，美军进行了一场名为“大规模演习-2021”的长达14天的海上军演。

美国军方发言人称，这次军演是美苏冷战后40年来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参演人员达到2.5万人，包括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十舰队和3个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演习在大西洋、大平洋和印度洋的多个海域同时进行，横跨17个时区；

共有包括多个航母打击群、两栖作战群在内的36艘水面作战舰和潜艇参演；

另有50个单位远程虚拟网络参演。

由上可知，此次演习力量由来自全球各地区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演习项目融合了多个行动概念和作战平台，内容错综复杂，重点检验与大国作战的新作战概念，首次展示“分布式海上作战(DMO)”“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ABO)”和“对抗环境下近海作战(LOCE)”等概念的灵活性。

据称，其目的在于应对未来可能与俄罗斯或者中国发生的冲突，检验不同平台的舰队如何进行远距离对敌协同。

美国在现代科技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而且，特朗普政府时期在中美科技领域博弈中尝到了甜头。在这个背景下，当前，美国政府及精英阶层均把科技竞争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两国前沿科技发展及竞争态势则更是美方关注的重中之重。

自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到2021年5月拜登政府通过《无尽前沿法案》，美国会、政府及重要智库共发布了450份对华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聚焦中国科技发展及中美科技竞争的主题呈现快速、稳步上升趋势。

近几年来，这一主题占年度全部文件及报告总量比例过半。除综合性文件与报告107份之外，聚焦中国科技发展及中美科技竞争主题的共209份。相较而言，以中国经济发展及中美经济关系为主题的共82份，以中国军事及中美军事关系为主题的共99份，以中国政治为主题的49份。

对报告内容进行较为深度的梳理后可以发现，美国对华科技领域基本政策倾向是：

*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已被中国动摇，成为美各界共识，在高科技产业以及基础前沿技术领域与华“脱钩”，为美重要选择和现实做法；

*美在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高超声速技术、生物技术、量子科技、先进计算等领域；

*电子信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能源等成为美对华封锁管制的重点领域；

*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和吸引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高端人才，仍是美政策关注重点；

*通过优化科技发展规划、赋予创新管理机构更多资金和权限、加大基础研究投资、强化联盟合作等，是美国强化其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美国采取上述措施，是基于对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原因的判断——中国“依赖于从美国技术转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称，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即使付出较高昂的代价，中美之间在科技上一定程度的脱钩不可避免”。

另外，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行政令，审查美国的药物、稀土、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等关键商品的供应链状况，并将展开为期一年的更深入评估，重点关注国防、卫生、信息、能源、交通、粮食六大领域，要求提出改善供应链复原性和安全性的建议。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经济底气明显不足，双方在中低端产业领域中的角逐可能会明显缓和，该行政令虽未提及中国，但意图很明确——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寻求减少关键产品对华的依赖性，可能是其推动部分敏感领域对华“脱钩”的实际举措。

总之，不同于前任对华“极限施压”，拜登政府的竞争性共存战略，以竞争为主导、以合作为辅助，目标在于把控竞争烈度、减少成本和风险、形成有利于美国的中美关系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