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惨案今天爆出复杂信息！矛盾是如何激化的？

采访、整理：叨叨姐

福建莆田上林村重大刑案发生至今，犯罪嫌疑人欧某中仍在搜捕中。

各种消息不断释出。

受害者家属说，嫌犯不是“老实人”，曾因邻里冲突打人被判过刑；有村民说，两家矛盾由来已久，之前就曾发生过肢体冲突。

事情原委还需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不少同情犯罪嫌疑人的声音，“维权难”“村霸”“基层干部不作为”等刺激性字眼频繁出现。

莆田事件是孤例吗？它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导致的吗？这类恶性事件以后能不能避免再次发生？

围绕这些问题，补壹刀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华。

桂华：首先，对于这样一个恶性事件，法律上的定性应该是明确的，而行凶者会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其次，我们评论莆田事件之前，不妨对事情做一个简单的“还原”，看到它的复杂性。

事件涉及的是宅基地和建房方面的纠纷，与两方面因素有关：

一是经济因素。

莆田属于东部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对较高。我不太了解上林村的具体情况，但一般来讲，东部地区的宅基地受管控严格，新批宅基地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宅基地的价值高，可能引发的相关利益冲突是不小的。

二是社会文化因素。

莆田属于南方地区，宗族传统比较浓厚。莆田事件中的受害人和施害人，还有接受采访的同村村民都姓欧，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大家族。在这种地方，农民的祖业观念非常强，宅基地不再是一块抽象的土地，而是一份祖业。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两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存在历史矛盾。比如彼此祖辈当年分家的时候有没有过分家矛盾等，这些细节说不准，很多农村冲突与生活细节有关，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如果这类情况真的存在，就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家务事看起来不大，实际上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我们在基层调查看到，很多民间冲突涉及上代、上上代的纠纷、矛盾和隔阂，再加上经济因素，建房纠纷很容易成为死结。

厘清这两个因素后，大体可以还原相关场景：一是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二是村庄比较拥挤，拥挤就产生高度的相邻问题。风水、采光、道路，历史、社会、家庭、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全部交织在一起，在具体的宅基地问题上就会产生极其复杂的矛盾。

桂华：在演变成为恶性事件之前，日常矛盾在生活中很常见。纵然是在家庭生活中，也多多少少都有矛盾。村庄生活更是如此。重要的是，透过莆田事件看到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也许乡村邻里之间吵过嘴、打过架，但已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但到了今天这个社会转型期，农村经济日渐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有钱了。还有国家实行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农村基础建设得到很大改善，再加上农民对宅基地的天然期待，返乡建房潮流开始出现。

这就激活了本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旧有矛盾，它们被翻烧饼式地翻炒出来。

建房与宅基地矛盾过去就存在，今天更加突出。有些乡村对于建房的相关规定是拆旧建新，原拆原建，并要求自建房必须获得四邻签字，以此表明四邻对该自建房不持异议，没有纠纷。有了这份四邻签字，村委会才会通过审查，政府才会批准。

四邻意见书不是简单的签个名字表示同意就好。如果四邻对该自建房有任何具体要求，经过协商后，四邻意见书会记录协商结果，比如房子多高，间距多少等等。

一种情况是，邻里之间原本就存在纠纷，四邻就是不给签字。

还有一种情况是，就算签了字，到了建房的时候，还有邻居可能以影响风水、有碍采光、不利出行等理由反悔。

桂华：这就涉及另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村庄在解体。

村庄内部过去存在一种由村里的老人、家族长辈主导的调解机制。对于很多问题，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而且，在熟人社会中，大多数人注重面子，注重人情，也重视亲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内部的调解机制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然而，今天的村庄已经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农民都外出打工、做生意，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在解体，内部的调解力量也就瓦解了。

利益密集、空间拥挤，再加上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和社会调节机制失效，宅基地因此就演变成为矛盾的焦点。

桂华：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对于这类问题，乡村干部试图强力解决，是很难的。

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宗族文化传统较浓地区的宅基地，都有比较长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但是相对于其他土地，由于宅基地上建有房屋私产，所以大部分农民的宅基地没有经过再分配，还是依循继承制，由此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一些边界上存在模糊，到现在就更说不清楚了。

宅基地没有像城市商品房一样经过彻底的权利确认。

政府推行农村宅基地确权，但是很多模糊地带依然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宅基地的边界可以通过花费大量精力予以确定，但那之后呢？

村庄中每个农户都有四邻，每个四邻都可能会有不同要求：你不能建三层，不能建这个尖顶，不能刷这个颜色……法律无法把社会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加以规定。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解，但恐怕也难以解决所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建地铁的时候就涉及相邻权的问题，一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也是城市治理的大矛盾。而农村呢，很多纠纷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起，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处理起来也非常麻烦。

桂华：举个例子，城市小区的楼房中，楼上有个小孩整天蹦蹦跳跳，严重到影响楼下的生活质量，怎么办？

找物业？物业只能调解，却没有执法权。找警察很多时候也没法强制处理。而且，这个小孩蹦5厘米算噪音，还是蹦10厘米算噪音，没有标准。如果有了标准，又如何取证……

这和乡村的宅基地纠纷是差不多的道理，都是转型期，因为居住紧密，人们在一些日常生活领域产生摩擦。这类问题，想要解决，却不容易。

莆田事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还是社会秩序问题。

有网友情绪激昂地指责基层干部不作为。这需要辩证地看。设想一下，居民因为邻里噪音侵扰，找到居委会干部甚至警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

跳出莆田事件本身，就我们在基层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很多邻里纠纷解决不了，不一定就是基层干部不作为，他们很多时候是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的。与其将这些事情视为干群矛盾，不如将其理解为基层治理体系无法应对转型期的复杂矛盾。

也就是说，这不是干群冲突，而是转型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秩序供给之间的矛盾。

这与城市小区中空调滴水、楼上噪音等事件类似。和邻居发生摩擦，或者碰到一个不讲理的邻居，就是很闹心，生活很痛苦，甚至像网上说的“犹如生活在地狱里”。

桂华：城市本就是陌生人社会，没有日常矛盾的调解机制。而传统条件下，乡村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就是友好型的。一个人做事太极端了，村里的其他人都会唾弃他。但如今，乡村的熟人社会日渐解体，社会的紧密性却依然存在，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的利益交织地带仍然非常多。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互帮互助的友善一面，乡村就会变成丛林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就会痛苦。

当乡村的传统调解力量不再，法律和国家的力量直接介入的成本很高，这就需要社会治理共同体。

通过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来解决特殊环境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秩序供给的矛盾。这种社会秩序供给指的不是大的硬件设施，而是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小纠纷小矛盾，有人调解、有人过问。

有人可能会问，村干部为什么调解不了？

2018年，福建省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鼓励干部在大事要事难事中有所作为。

民间纠纷调解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群众工作能力，如果变成行政任务下达，反而效果不好。

就拿建房子一事来说，建房的有他的道理，不让建房的也会有他的理由。建房的说，你不让建，我就闹事；不让建房的人也说，你要建房，我也闹事。村干部只能做工作，可以调解，但是不是能调解得了，就不一定了。

莆田事件不是一句怎么办就能解决的。

日常生活中各种纠结，不可能找到一把钥匙全部解开。紧密生活的人们之间一定会产生各种纠纷，它们都是转型期人民内部社会秩序中难以避免的。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莆田事件不具有高度政治性，不是一个政治矛盾、社会阶级矛盾，而是一个日常纠纷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爆炸了，变成了一个舆情事件。

它提示我们，要站在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角度，提升社会秩序的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