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危机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能源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美国、亚洲遭遇能源供需矛盾的冲击，天然气、原油、动力煤价格均大幅上涨。

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荷兰TTF天然气期货价格已较去年同期大涨8倍，13日，TTF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欧市尾盘涨7.59%，报94.250欧元/兆瓦时；ICE英国天然气期货收涨逾8.59%，报235.75便士/千卡。国际原油价格也一路高歌猛进，突破80美元大关，一度冲上82美元，创下7年来的高点。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能源价格飙升，今年冬天美国居民的取暖费将大幅上涨。数据显示，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依赖天然气取暖，预计今年10月到明年3月，这些家庭的平均能源成本将比去年同期上涨30% ，达到约746美元。而在去年冬天，这一数字为573美元。另外约40%的依靠电力取暖的美国家庭，预计取暖费将达到1268美元，比去年冬天增加了6%。

全球能源价格为何大幅度上涨？除了新冠疫情因素，还有没有更根本的因素？这轮能源价格上涨是否波及消费市场，引发全球性的大通胀？

本文透过新冠疫情更层次地探讨全球能源危机的成因、影响与启示。

本文逻辑

一、干预政策与能源危机

二、通货膨胀与能源危机

三、国家治理与能源危机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感谢分享】

干预政策与能源危机

本轮能源价格上涨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新冠疫情之下的供需失调。

供给端，受全球疫情冲击，巴西、智利等矿厂开工率偏低，全球能源产量下降，同时国际供应链效率下降，大量集装箱与货轮囤积，海运成本上升，全球能源供给受到约束。需求端，全球经济正在结构性复苏，需求也是结构性扩张，能源需求旺盛。另外，能源供给弹性偏弱，价格上涨难以在短期内刺激能源供给扩张。所以，大疫复苏之下的能源供需失衡抬高了能源价格，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危机。

不过，我们不能将这场全球性能源危机的锅都甩给新冠疫情。其中，还有一个隐性的、深层次的原因：过去十多年，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干预政策才是问题所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粹主义崛起，全球政治思潮集体左转，环保议题不再仅是关于科学真知或经济效率方面的讨论，而是变得政治化。气候议题成为欧美国家政党赢得选票的关键议题，甚至上升到政治正确层面。英法美德每一轮大选，气候议题必然是左派政治党的“开胃菜”。在这股大潮下，各主要国家均公布了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通过各种政策人为干预能源转型。具体目标和方向是打击化石能源，弃煤、弃油、弃核，限制天然气，发展光伏、风力等低碳能源、可再生能源。

欧洲国家是在能源转型道路上走得最激进的国家。这与欧洲传统的左派政治有很大关系。最近十多年，政治民粹化、气候政治化在欧洲国家越来越严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爆发后，德国左派政党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运动。默克尔迅速做出妥协，暂停了刚刚颁布的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的决定。同时，法国的核电也受到限制。

2015年底，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个协定是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的统一安排。2016年11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欧盟批准《巴黎协定》的决议。可以看出，欧洲政界对气候政治足够热情。《巴黎协定》的目的是好的，为了共同维护全球气候环境。但是，在欧洲，气候议题沦为“政治正确”，各国政府“顺应民意”强力干预能源转型，德法弃油弃煤弃核，大搞可再生能源，导致欧洲能源命悬天然气。欧洲又是一个天然气贫乏的地区，天然气依赖于俄罗斯和挪威，其中从俄罗斯的进口天然气占到欧洲消费总量的一半。可以这么说，欧洲能源命悬俄罗斯。

欧洲天然气供给矛盾导致价格攀升，为了解决能源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但是，“北溪二号”遭到欧洲议会和美国的反对。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欧美联合制裁俄罗斯，但俄罗斯反过来用天然气与欧洲谈条件。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北溪二号”项目对德国及欧洲相关企业、个人实施制裁。所以，欧洲的气候政治化导致能源危机，天然气又上升到国际政治问题，进而掣肘了欧洲的政治与外交。

新冠疫情全球化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思潮大幅度左转，民主党人拜登借此风潮上台。气候政治是民主党的传统项目，环保主义者、高校知识分子、媒体与新能源势力对拜登的期望很高。拜登比之前的民主党总统更为激进，他正式上任第一天，就签署文件表示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此前，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该协定。拜登重新恢复其“3550承诺”，即“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了今年4月末，拜登公布了更激进的减排目标：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50%-52%，美国经济到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美国，能源政治化关系到政治选票，还涉及大量的经济利益。共和党是化石能源与传统重工业、老牌金融势力的利益代表，民主党是新能源、新技术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代表。拜登的“绿色新政”可以给予新能源、新技术和华尔街金融势力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

拜登原本计划向国会提交一项高达3.5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法案。他试图将气候变化支出与医保、育儿、养老、扶贫、纾困等捆绑在一起，一次性在国会上通过。但是，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政治博弈。

拜登上台后立即停止了对页岩气技术的补贴，加大对电池技术的补贴。此外，拜登通过行政命令，撤销了对价值90亿美元的输油管道项目“拱心石 XL”（Keystone XL）的项目许可。纵贯美加的“拱心石”输油管项目，总价值近90亿美元，计划从加拿大西部油砂矿基地艾伯塔省铺设管线，南下直通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连接墨西哥湾炼油厂的现有管道。此前预计，工程建成后每天能将逾80万桶原油运往美国。

在新冠疫情之下，全球政治思潮和左派政党加速能源激进计划落地。近日，德国便宣布，将在2022年关闭国内最后三座核电站。要知道，十年前核电曾占到德国电力供应的四分之一。此外，德国计划于2038年前关闭所有煤电厂，2050年前放弃使用天然气。

在最近的德国大选中，中左翼的社民党赢得联邦议院选举，预计社民党可能与左翼绿党、自民党组阁。这三个党都都气候政治来博取选票。如此，德国政治将进一步左转，能源政策可能更加极端。

判断未来的全球能源政策走势，主要关注美国共和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以及下一届美国大选中的选举结果。

实际上，全球石油的需求量还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但为什么油价高涨？按理来说，油价上涨会刺激石油供应，通常原油价格到50美元左右时，美国页岩气矿井开采增加，从而抑制原油价格上涨。从2008年开始，页岩气成给国际原油价格设置了天花板。

根据贝克休斯数据，至10月8日，美国原油钻机数由一周前的428个增加至433个，钻机总数增加至533个。更多的钻机开工无疑是受到近期原油、天然气价格抬升的刺激。但比起高峰时期1609个钻机同时动工的状态，能源行业的恢复显然并不充分。

为何能源供给弹性如此之弱？

主要原因：一是能源企业尚未从疫情导致的破产潮中恢复信心，因而更愿意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二是近些年低碳减排政策的频繁出台，导致欧洲碳排放期货大涨，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降低了能源企业资本的投资意愿，人为地降低了能源供给的弹性。

我们需要关注第二个因素：能源政策打击了供给弹性。以英国为例，从2018年到现在，英国的能源供应商由70家减少到了40家。主要原因是在能源政策的干预下，能源行业的整体投资意愿下降。同时，今年欧洲能源干预政策导致碳排放价格大幅度上涨，直接提高了火力发电的成本，导致欧洲火力发电量远低于疫情之前。

传统化石能源、核能因为被“排挤”而产能弹性下降，那么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新能源能否顶上供应缺口呢？

当前的情况是，如太阳能、风能、水力等“靠天吃饭”的清洁能源无法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能源干预导致的能源供应“青黄不接”，是这次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能源消费依然是传统化石能源为主，但天然气消费占比最高，2020年达到43.33%，原油占比24.55%，可再生能源合计占比19.4%，煤炭占比11.19%。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合计超过60%，而这两种资源的供给都不稳定。天然气的价格高于石油，而且供给不够稳定。可再生能源则更不可靠，今年上半年美国西部大旱，水力发电量下降14%。第二季度出现全球性缺风，风力发电量同比下降。这导致可再生能源不够稳定，导致美国能源季节性、结构性短缺。

再看欧洲。欧洲是新能源的急先锋，也是全球能源危机的重灾区。2020年欧洲清洁能源占比首次超过传统石化能源，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35%，核电占比23%，煤炭消费量占比23%，天然气占比18%。但是，今年欧洲经济复苏时就爆发了严重的能源危机。主要原因是，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受到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无法稳定地供应电力。

以德国和英国为例。2020年，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是德国电力第一大来源，占比达到40.64%，其中风力发电占比最高达到27.4%；英国风电比例更高，2020年末风电在英国能源结构中一度占比超过50%。而今年由于遭遇极端高压影响，北海风力不足，海上风速大幅低于前值及预期值，两国风力发电量即显著降低。2020年9月，英国风力发电量可以达到5000兆瓦时/小时，今年同期则只能徘徊在2000兆瓦时/小时。风力发电量的骤减使得英、德两国电力供应出现大幅缺口，因而增加对天然气发电的需求，带动电价与天然气价格同时飙升。此外，进入冬季河流流量降低、日照时间缩短也影响了水力和光伏的发电能力。

想要克服清洁能源的这种季节上的不稳定性，需要先进的储能系统。储能系统方面，受制于当下的电池存储技术，靠储电无法实现电力的稳定供应——据估算，目前全世界电池生产商5年多的电池产能仅能满足东京全市停电3天的电能。

并且，短时期内，决定电力存储能力的关键——能源密度难以有跨越性提升。联合国科学院院士刘科指出，100多年前就发明的铅酸电池的能量密度是90千瓦时/立方米，人类花了上千亿美元和100多年的探索，电池能量密度到现在特斯拉的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也就是260千瓦时/立方米。

这是由物质形态决定的，液态的能源密度是最高的。汽油的能量密度是8600千瓦时/立方米，柴油是9600千瓦时/立方米，远远高于电池能量密度。物质形态决定能源密度，进而决定储存和运输成本。这是近300年来，人类依然以化石能源为主的重要原因。当前，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合计达到88%。反过来，在现有的技术下，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占比越低、可再生能源占比越高的国家，能源安全风险越大。

《巴黎协定》统一安排“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但是2021年全球因能源干预而引发能源危机。这项计划是初衷是好的，但各国政府需要注意行动方式：低碳之路必须远离干预主义。

 通货膨胀与能源危机

全球能源危机不断发酵，放大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也会拖慢全球经济复苏。全球能源危机是否引发全球大通胀、大滞涨？

由于能源大宗之间有着替代性，天然气、原油、煤炭价格相互带动，其中，天然气涨幅最大。行情数据显示，11月份欧洲天然气供应合同跃升23%，达到了创纪录水平，至每兆瓦时117.50欧元，而6个月前仅为18欧元，较去年5月的低点更是上涨了超过1000%。动力煤也价格飙升，油价更是突破80美元/桶。

在欧洲，PPI向CPI传导，通胀率已大幅超过2%的目标值，9月欧元区调和CPI同比上涨3.4%，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带动效应明显，调和CPI能源分项上涨了17%。并且，从数据可以看出，能源危机拖累了欧元区的经济复苏：8月欧元区Markit综合PMI指数为56.2，较上月下降2.8，其中制造业PMI指数为58.6，近三个月持续下滑；服务业PMI录得56.4，同样不及预期，均提示欧元区经济复苏放缓。

再看美国的情况。今年8月，美国PPI同比上升8.3%，创下2010年该数据汇编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价格的核心PPI同比上涨6.3%，亦创下2014年有纪录以来新高；9月CPI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5.4％ ，创下2008年以来最大年涨幅。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1973年的滞涨危机。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OPEC多个成员国先后宣布中断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受此影响，油价由3美元/桶大涨至10美元/桶以上。石油价格上涨引发了美国国内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恶化，失业率也开始抬头。从1973年到1982年，美国陷入了长期的滞涨危机。

很多人担心，历史会不会重演，能源危机是否再次引发全球性通胀危机或者滞涨危机。

不过，人们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中获得教训，甚至没有形成正确的认知。不管是70年代的大通胀，还是当前的通胀，人们都将能源危机与通胀危机的因果搞反了。表面上是能源危机导致了通胀危机，实际上恰恰相反，是通胀危机引发了能源价格和整体市场价格上涨。

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国大通胀，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人，认为石油商人垄断并提高油价引发了美国通胀。卡特总统一边骂阿拉伯石油商贪婪，一边道德劝解美国人不要过度消费，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漠视规律的道德治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当世界石油危机停止后，国际油价回落，日本、德国的通胀大幅度回落，但是美国的通胀形势依然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石油危机并不是通胀的成因，最多只是一个诱因。要知道，日本和德国都是能源匮乏的国家，他们在油价回落后经济复苏，而美国依然在泥潭中挣扎。这是为什么？

这个大问号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学的通胀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语道破天机：通胀不是成本现象，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至此，人类才真正揭开通胀的真相。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胀是成本现象，石油价格上涨推高了原材料、制造、运输成本，价格传递到消费端，进而推高了消费市场的价格。这就是当时对通胀的解释。实际上，今天很多经济学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解释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成本上涨是不可能形成通胀的，至少不可能出现持续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根据需求定律，成本上涨，比如能源价格上涨，会刺激供给增加，供给增加会抑制价格上涨，最终价格会回落。所以，成本上涨推动的价格上涨，是不持续的，属于正常的价格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现象。而通胀，是失衡的市场现象，是一种无法通过供给增加来抑制的经济危机。

弗里德曼说，这种危机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实证研究的货币需求函数理论。他论证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进而得出货币供应量决定了商品价格。换言之，一切通胀，一切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都是货币供应量扩张的结果。弗里德曼指出，美国爆发通胀的原因是六十年代，尤其是民主党人约翰逊总统时期大力扩张货币。

理解了这一点，美国人才真正降服了那场大通胀。1979年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采纳弗里德曼的主张，一边提高利率，一边用公开市场操作回收货币，暴力缩减货币供应量。最终，以经济深度衰退的代价来换取了通胀衰退和宏观经济稳定。这就是沃尔克时刻。

我们再用正确的通胀理论来理解当下的通胀问题。到底是能源危机导致了通胀，还是通胀导致了能源危机？

这轮能源价格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复苏拉动能源消费。根据WTO九月最新一期《贸易统计及展望》报告，2021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复苏，商品贸易超过疫情暴发前的峰值。2021年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15%，其中亚洲增长28%。2021年上半年美国、韩国贸易增速分别为24.0%、25.1%。2021年前5个月，欧盟、日本贸易增速分别为22.4%、14.7%。

但是，这轮经济复苏实际上是弱复苏，就业率没能同步上涨的弱复苏。问题来了，为什么弱复苏引发强劲的需求？在美国，就业行情偏弱，不少人没能重返就业，收入没能增加，如何扩张消费？

重要原因是美国大幅度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并非建立在真实储蓄之上。去年3月疫情后，美联储宣布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此后其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更在今年6月实现翻倍，突破8万亿美元规模。美联储放宽了对通胀的容忍度，将就业率目标置通胀率之前，只追求长期通胀率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市场的整体价格不会同步上涨。经济学家坎蒂隆在其唯一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

在美国，大量的美元最先是通过购债的方式注入到美国金融市场，债务、股票和期货市场流动性大增。随着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华尔街抓住机会做多大宗，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宗期货市场。大宗期货市场价格持续大涨，进而传递到原材料、能源和工业品市场。这导致美国的PPI持续走高，今年8月美国PPI 同比增长了8.3%，超预期值8.2%与前值7.8%，创近11 年来新高。接着，工业品价格上涨传递到下游消费市场，最终推高了消费品价格指数，引发了通胀。

价格能否顺利传递到终端市场，取决于家庭的购买力。在弱就业的环境下，美国依然有较强劲的购买力。这是为什么？

这与拜登的1.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直接相关。美联储以购债的方式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美国联邦政府在债务市场上融资。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流入到联邦财政部，而联邦财政部将接近一万亿的货币以“红包”的方式发到了美国家庭。这一万亿美元，不少注入了美国消费品市场，构成了终端通胀。在美国消费市场上，货币也是不均衡的，服务业继续萧条，而电子、汽车、餐饮等需求旺盛。这种不均衡的需求导致加剧能源需求扩张，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这就是美国通胀的逻辑。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认为，国内货币政策制定者对此次通胀风险不够重视，他警告称：“与我的职业生涯之中美国的通胀失控之时相比，我们现在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所以，通胀不是成本现象，不是能源价格上涨所致，而是货币扩张的结果。大疫放水货币注入市场刺激了能源金融投资需求、能源消费及结构性消费需求扩张，推动了能源价格与物价上涨。能源价格和物价上涨不过是通胀的表现而已。这是需求经济学的结果，是干预主义制造需求的结果。

国家治理与能源危机

所以，本轮全球能源危机，与干预主义密不可分。过去十多年，全球主要国家的能源政策打击了能源供给，货币和财政政策人为地扩张了能源需求。对供给与需求两端的干预政策，引发了能源供需失衡，扭曲了市场价格，在大疫复苏时爆发能源危机、通胀危机。

当然，本文并非否定新能源鼓励化石能源，而是反对能源干预政策。反对能源干预政策并非放任污染活动和气候恶化，而是反对能源价格干预与供需干预，主张科学有效的司法管理。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出过，能源没有新旧之分、没有好坏之别。石油、煤炭、电力、风能、光伏、核能，一切一次性能源和二次能源，都应该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角逐，企业去探索技术，个体去自由选择。司法部门应该做的是建立公平的法治，不应该去定义能源，鼓励或者否定哪种能源和技术。

哈耶克曾在《致命的自负》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人为的选择与计划，其中有两个理由是过硬的：

一、市场是一种自发自生的秩序，不是某个人能消灭或建立的。

市场像语言一样是所有参与者自发选择与共同协作的现实产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阻碍、禁止一个自发性的市场，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鼓励、垄断一个自发性的市场。

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经济学所追求的一般性以及在一般性基础上的正当性。不禁止、不鼓励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是遵循了一般性和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市场才产生经济效率。能源经济的效率来自能源市场的自由竞争，而不是各国政府的能源干预。

二、任何人都无法替他人做出完全正确的决策，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家、科学家和消费者做出完全正确的能源决策。

原因有三：市场信息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政府不可能收集到完全信息；每个人的选择依据是预期边际收益，边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一刻想喝水下一刻想喝咖啡，”上帝”如何能够知晓并时时满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比其它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更加聪明，并且都可以做出更加英明的决策。

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存在一种路径依赖：国王管制一切重要之产业。早期的运河、盐业、冶铁、运输、铸币等都是由国王管制、垄断与组织计划生产。但是，自由市场兴起之后，国王无所不能的神话被打破。如今，盐业、粮食、军工、能源、航运、航天等一切重要之产业，市场并不比国王做得更差。

现代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变化，从经营管制型政府转变为管理服务型政府。重要之产业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重要之义不再是组织生产，而是容易引发负外部性。因为在解决短缺方面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管理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也就变成了管理外部性。食品不卫生可能引发安全问题，能源消费可能引发环境污染。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去约束食品、能源企业，以税收、罚款等方式提高制造负外部性的成本。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抽象规则”。哈耶克根据政府职能区分为自然国家与现代国家，自然国制定统一的经济目标，控制重要产业，组织人力生产，进而达成目标，并实施计划分配。哈耶克认为，现代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哈耶克认为，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尽管现代国家很少像自然国家那样统一组织生产达成共同的具体目标，但是干预政策保留了这种“遗产”。凯恩斯强调政府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及干预政策，违背了现代国家的“无目标性”，容易破坏抽象规则。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者导致政府调控经济的随意性大大增加，从而忽略法律对经济管理的严肃性和长期性。政府宏观调控扩大化，对私人契约干预越多，法律的准绳越难得到伸张，市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

比如70年代滞涨危机时，美国作为一个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现代国家，一个反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国家，一个经济法律非常完善的现代国家，但在干预主义的影响下，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都试图通过冻结、干预物价和工资来控制通胀。这种价格干预最终破坏了市场，也破坏了法律原则，最终引发了更大的通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50年后的今天，一个具有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英国，居然也效仿当年的美国政府管控能源价格。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消费者，避免能源价格上涨传递到终端市场，对能源价格设置了上限。但是，限价政策使得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全部由能源企业来承担，导致数家能源企业破产，严重打击了能源供给。

据BBC报道，9月末英国两家大型能源供应商Avro Energy和Green宣布破产倒闭，而此前英国已经有7家能源公司破产。而这9家能源公司占到了整个英国能源市场的5%。价格干预对能源供给的打击，进一步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一些化肥、钢铁、化工企业开始减产或停工，引发经济系统混乱。

所以，这轮大疫之下的能源危机和通胀危机，给世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考：现代国家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治理方式？

一个现代国家，需要避免实施具体统一的经济目标，避免直接组织生产、投资经营和垄断经济来达成这一具体目标。历史的教训和现代经济学，试图让世人逐渐走近这一共识：现代国家遵循“无目标性”，建立抽象规则。在能源经济上，不明确弃煤弃油弃核的目标和方向，只建立公平竞争的抽象规则，让所有污染者付出公平的代价，让企业家、工程师自由竞争。

总之，人类不折腾能源，能源就不折腾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