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走到十字路口，中国如何有备无患？

本文转载自：观察者网（ID:guanchacn）

国内民众畅快享受完十一长假后一周，前三季度数据也公布了，同比增长9.8%，国家统计局的定调很冷静：“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主要宏观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但与此同时，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美联储要“缩表”？

先说财政政策。拜登政府的1万亿基建投资法案和3.5万亿的财政刺激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内部难产。基建投资法案看起来通过的把握最大，但是民主党内激进派为了推动本派系属意的3.5万亿财政刺激法案，一定要把基建法案和刺激法案捆绑起来进行投票；而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则寸步不让，坚决反对3.5万亿刺激法案。

在2022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留给民主党的时间并没有多少。拜登政府需要尽快寻找一个让激进派和温和派都能接受的方案，才能避免两手空空地迎接2022年的国会选举。

再说货币政策。美联储最近的利息会议里已经明确放出信号，宽松的货币政策要逐步走向终结，最新的会议记录中表明11月份开始美联储终于要付诸行动了。

媒体上的解读文章中充斥着美联储即将“缩表”的说法。我觉得这会让大家对于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美联储马上就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了。

其实，现在美联储还在以每个月1200亿美元的速度扩表，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已经每天导致1.5万亿左右的美元趴在央行账面上无处可去。最近一次利息会议上美联储只是讨论了停止扩表的计划，还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

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将会是放缓扩表的速度，即减少每个月购买美国债券的额度；当每个月购买债券的额度减少到0的时候，美联储就会进入停止扩表的阶段。根据最新的美联储会议记录，这将是明年5月前后；再过一段时间，美联储才会开始加息；而真正的“缩表”，即美联储在市场上卖掉以前买入的债券，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始。

其实美联储现在的政策趋势已经比年初时大家预期的更“鹰派”了，当上半年美国通货膨胀初见端倪的时候，美联储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镇定的告诉大家通胀只是暂时现象，几个月时间就会过去。

当时我在文章里就提到过，美联储对于通胀前景过于乐观，将会不得不加快向鹰派转变的步伐，这个预测现在基本兑现了。所以下一步最大的问题就是美联储减少债券购买的幅度和步伐，是早于市场预期的明年5月结束扩表，还是晚于5月结束。

至于国际贸易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刚刚发表了关于中美贸易的正式演讲。在演讲中，她坚持要保留特朗普政府征收的高额关税，以及要就特朗普时期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这可以看做是为了未来中美贸易谈判争取筹码。

同时，她还表示要开放美国进口商的关税豁免申请流程，这明显是受到了国内商业资本压力，是为了减少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得不采取的实质性挽救措施。

戴琪（资料图）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美国政府的精英们似乎并不觉得目前民间自发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可持续性。

疫情期间几万亿财政刺激实施过以后，在铺开疫苗和放开人员流动限制以后，仍然无法控制增加公共开支和印钱刺激消费的冲动。当然，这两个法案中很重要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贿赂”选民购买选票，民主党政府希望大面积的撒钱可以在2022年换到更多的议员席位，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

第二，能够抑制美国印钱花钱政策的唯一障碍就是通货膨胀的风险，在年初第一轮汽车、木材等耐用品价格为主的通胀增长之后，现在房租、电价、燃气取暖等成本开支又开始了一轮涨价，超市食品和日用品这几周也在涨价，美国9月份通货膨胀率再一次超出市场预期达到5.4%。

这种轮动式的价格上涨对于通货膨胀的前景相当不利。供应链上的各种困难和劳动力短缺导致许多商品缺货、服务水平下降，这些最近都在媒体上广泛被报道，许多在欧美工作生活的人也有亲身体会。

下图是美国零售商库存销售比的历史变化图。可以看到2020年疫情一开始库存销售比由于停工造成短暂暴涨，然后在财政刺激政策下迅速下跌，到现在已经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通货膨胀和商品紧缺导致中低收入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动摇社会稳定的巨大风险。

这几天媒体上披露的民主党党内最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人并没有因为拜登政府的发钱政策而感恩戴德，由于疫情蔓延、物价上升和缺货，很多人的幸福感大幅度下降，因此对于拜登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强烈质疑。

现在马上就是西方年底的节日消费高峰期，未来几个月美国物价指数的变化不仅仅是预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风向标，也是观察拜登调整财政和贸易政策方向的最佳信号。

第三，关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在下降，短期疫情反复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长期由气候问题衍生出来的限碳政策以及全球最低公司税的谈判，将成为争夺未来世界工业制造中供应链主导权的关键战场。

疫情造成的短期停工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小，美国港口工人和卡车司机的短缺造成美国港口货船装卸货时间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倍，而东南亚疫情造成的停工则导致当地主要港口每天的货轮停靠和到港数量平均下降了两到三成。

这几天有新闻称不少欧美企业决定要在东南亚强行复工，疫情威胁下的复工对于产能恢复有多大效果，东南亚未来几个月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数据参考。

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港口洛杉矶和长岛都刚刚宣布开始24X7的进行装卸操作，大概可以将全美货物吞吐能力提高6%。如果这些措施真的可以顺利实施，粗略预估半年后，国际贸易中海洋运输中的瓶颈将得到比较大的缓解。

更长期的国际贸易和供应链变化则取决于气候政策和全球公司税政策的变化。

全球公司税问题，我们最近讨论得比较少。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全球主要经济体达成了各国最低公司收入所得税不得低于15%的协议。

中国目前企业所得税的标准税率是25%，部分企业可以享受15%的优惠税率。美国目前企业所得税是21%，因此这个协议更多的是要求欧洲的低税率国家如爱尔兰加税，从而遏制欧美跨国公司通过外迁来避税。全球的避税天堂会慢慢感受到这个协议的压力，但对中国的影响目前还不明显。

而气候政策则离我们近得多，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几周限电的话题。

“限碳”议题背后的危机

“限碳”是目前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议题下，主要经济体从各个方面限制了传统能源行业的投资开发。

以金融界为例，一方面投资基金们大量设立ESG投资产品（负责任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类基金）来营销自己的金融服务，在资金追捧之下，早期买入ESG投资产品获得了丰厚回报，于是这就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入，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循环机制：更多的资金导致更好的回报，而更好的回报导致新的资金逐利而来。另一方面，对于传统能源行业的融资支持也在大幅度下降。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专注在传统能源行业的私募基金的资产总规模从2018年的900亿美元降低到现在的220亿美元。据统计，2015年美国传统能源行业基金募集资金达到500亿美元，而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新募资金只有20亿美元。这20亿美元还基本集中在了油气行业，几乎没有投资在煤炭行业的新钱。

传统能源投资不足、发达国家印钱以及主要经济体复工复产带来的能源需求上升，终于形成了今天能源价格暴涨的局面，这也是国内被迫限电的一个原因。

同样，正是由于传统能源价格高涨，新能源的价格才更有市场竞争力，那些后续投入在ESG金融产品上的资金才能得到更好的投资收益保障，并且将故事讲下去。

而从宏观经济竞争的角度，很多人都认识到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实现工业化产业升级，需要大量便宜的能源供给。但是限碳政策一方面限制了油气煤炭的供给，造成大量发展中国家既拿不到充足的传统能源供给，也拿不到便宜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要实施的“碳税”也让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能源制造的工业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减弱。

因此，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新能源技术突破，否则他们工业化的道路更艰难了。

这个道理实际上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原本，收入增长停滞的发达国家中低收入者还可以享受低价进口商品来维持生活质量。在能源价格高涨和低价商品生产者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叠加上之前提到的通胀问题，中低收入者的实际购买力面临着持续下降的前景。

为了让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保持社会稳定，西方政府就需要通过更多的举债来支持更大的公共福利开支，而更多的债务则需要中央银行更多的开动印钞机来加以支持。

美国刚刚将债务上限到期时间推迟到了今年12月初，作为政治斗争的有利武器，美国两党会在未来几年内会反复利用这个武器打击对方。但是，只要建制派控制着国会中的主要席位，两党最终还是会就继续提高债务上限做出妥协。

于是问题又回到前面提到的第二条结论，即在逆全球化、限碳、政府加大福利开支等推高通货膨胀的政策环境下，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还能维持多久？而如果采取相对收紧的货币政策，在债务负担暴涨的时代，下一场经济危机将会被如何引爆？

中国要做哪些准备？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国际政策趋势的变化，值得更深入全面的分析。这里篇幅有限，只能简单做几个观察。

首先是本轮美元货币宽松政策的窗口开始慢慢关上，国内需要做好应对未来外部“钱紧”的准备。恒大的债务问题虽然棘手，但国内仍然可以化解相应的各种风险。更麻烦一些的问题是其他同类的高杠杆企业的债务处理问题，会不会由于恒大的风险兑现而加速恶化？

因此，人民银行恐怕需要在第四季度特别注意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央行有很大的概率会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大规模注入资金，这也是许多市场参与者的共识。

其次是年底之前在英国举行的限碳谈判，目前的明牌就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要利用这次会议迫使中国做出超出本身经济发展阶段的限碳承诺，而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从中国的限碳措施中获得短期利益：

虽然限碳会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远景更加渺茫，但是短期内中国的限碳措施依然有利于这些国家争取供应链向他们转移。

最后，在我们思考202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国内面临的各种困难。没有其他意外的情况下，本轮外贸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在2022年渐入尾声，国际政治环境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外部货币环境的收紧和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将会是人民银行面临的最严峻的政策挑战。在内需方面，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房地产、医疗和教育等产业之外寻找新的增长点和产业布局方向。决策层既要保证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稳定运行，也需要尽快为明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下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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