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怎么讲好新疆故事？用“降维打击”

“通过知彼知己、国际比较、降维打击的方法来讲好新疆故事。与西方的做法一一进行比较，在比较中确立一种新疆自信、中国自信。”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新疆的攻击，暴露出他们帝国主义本质。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它其实无视任何的事实。”

“我们如何突破西方的封锁，制定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秩序呢？”

张维为演讲：

西方对于中国新疆的造谣抹黑，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但到了丧心病狂，也就离彻底破产不远了。

最近出现了许多西方自己打脸自己的事情。美国造谣说新疆“种族灭绝”，结果，美国的“猪队友”加拿大，几个月内挖出了1000多具土著儿童的尸骨，坐实了加拿大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美国造谣新疆有“集中营”，结果美国自己的移民拘留所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今天的新疆是零暴恐案件、零贫困发生率，相比之下，美国是反恐“越反越恐”，美国疫情带来了贫困率进一步上升，美国正在经历新的疫情飙升。

我想了解真相的美国人恐怕心里都会很痛苦，因为新疆在很多方面比美国做得好很多。我今天要讲的核心观点，叫做知彼知己、国际视野、降维打击！具体讲，就是在与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比较中，来讲好新疆故事。

首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反恐。连着好些年，我们知道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在新疆一度非常猖獗，从1990年到2016年，“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了大大小小数千起暴恐事件，大量无辜群众受到伤害，其中最极端的就是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

后来新疆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法开展了坚定有力的反恐怖主义、去极端化的伟大斗争。我们在新疆做法的特点叫做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现在这场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疆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新疆的经济蓬勃发展，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与新疆反恐的巨大成功相比，美国进行的反恐，特别它所谓的“反恐战争”，却是越反越恐。2001年“9·11”恐袭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开始大规模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如今这场战争已持续了20年。这期间，发生多少战乱动荡？多少生灵涂炭？

据《今日美国报》网站3月1日的报道，在过去二十年中，大约有80万人被杀，3700万人流离失所。这究竟是反对恐怖主义，还是大开杀戒？我想这应该是21世纪世界上出现的最大规模的对人权的侵犯。而在这些地方，恐怖主义却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应该说新疆反恐的成就比美国好100倍都不止。美国哪有资格来评价新疆的反恐？它真应该好好反思自己整个的所谓“反恐战略”，要改邪归正，立即停止战争和杀戮！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来比较一下民生，比较一下新疆民生的巨大改善与美国民生改善的无力和乏力。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新疆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创造稳定就业的各种产业，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2014年到2019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超过9%。2020年底的时候，新疆的最后1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全区309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新疆人民从此告别了极端贫困，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至于美国的贫困，我这里只想给大家念几段《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在2021年2月13日的《纽约时报》上，标题是《拜登能拯救我的老朋友迈克这样的美国人吗？》。文章这样写的：

我有一位早年认识的朋友，名叫迈克·斯特普。迈克本来是想效仿他的父亲，在木材行业谋取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但在保护濒危物种的环保运动影响下，森林砍伐行业的岗位大量地减少，所以迈克工作一段时间就失业了。之后，他的人生陷入了低迷的状态。他开始酗酒，开始吸毒，最后他在警察局的犯罪记录长达14页，他可能还患了某种精神疾病。最终他的妻子也忍无可忍，选择和他离婚，迈克被赶出住所，只能流落街头，靠捡垃圾为生。2020年12月，迈克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作者接着说，迈克的遭遇绝不是个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许多低收入者染上毒瘾、失去家庭，结果是平均每两分半钟就有一个美国人因绝望而死亡，或是死于毒品，或是死于酒精，或是死于自杀。

作者说，美国整天把中国视作对手，却忘记了改善自己的失业和贫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说：“美国今天有犯罪记录的人和有大学文凭的人一样多”，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政客们对此充耳不闻。难怪连美国民主党总统，当时竞选的候选人，伯尼·桑德斯都感叹：“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的进步比人类文明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显著”。

2021年美国费城肯辛顿大街（视频截图）

确实，如果我们以联合国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极端贫困，而美国到疫情暴发前的2017年，按照同样的标准，至少还有500万人陷于极端贫困，今天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美国的极端贫困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在新疆，我们推动的是“实质扶贫”，全社会动员、全国人民帮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终彻底告别贫困。美国的做法是“形式扶贫”，特点是为满足一定条件的穷人提供一定的福利，完成一套程序，填表格、发现金、发食品券等等。表面上这些穷人获得一些收入，但这些人大都永远陷于贫困的状态，不可能脱贫。

像新疆这样实行的“实质扶贫”包括很多内容，比方说自主创业的辅导、技能培训、普及教育、电子商务、土地流转以及流转后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府帮助普通的百姓建设打馕店、粮油店、服装店，政府帮助进行住房庭院的改造。（上一集）我们大家都提到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这些做法是美国“形式扶贫”难以想象的。

更有甚者，现在美国对相对弱势群体提供福利，已经成了高度政治化的党派竞选、争取选票的工具。占人口比例相对比较多的中下层人，成为主要扶助对象，因为他们有选票，而真正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因为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声音非常微弱，他们很难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帮助。所以美国的扶贫效果比新疆差得实在是太多了。

最后我们比较一下新疆和西方去极端化的做法。现在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新疆的职业技能教培中心和英国的DDP，也就是所谓的“断念和脱离项目”。新疆依法设立了一批教培中心，目标也是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方面思想上，从教育方面来挽救有轻微犯罪行为或者违法行为的人员，努力将恐怖活动消灭在发生之前、萌芽状态；另一方面，提供技能培训，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消除极端主义的经济根源。

教培中心通过学习法律法规、文化知识、宗教知识，揭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危害。对于很多学员，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我们2019年在新疆做调研时候就了解到，比方维吾尔族姑娘从来都是喜欢穿得漂漂亮亮、能歌善舞的，但后来在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下，不少姑娘只能穿黑袍子。

当她们今天重新唱起来跳起来，就是一种拨乱反正的伟大思想解放，它的意义怎么评估都不过分。教培中心开设了各种技能培训的课程，包括电子商务、排版印刷、美容美发等等，确保学员结业后能够熟练掌握1至2门的职业技能，为他们的就业创造条件。

现在所有的教培中心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新疆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公民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密切，新疆重新找回了久违的安全感，光是2019年新疆就接待了来自国内、国外的，约2亿多人次的游客创造了它自己的历史之最，新疆人民高兴，全中国人民高兴。

相比之下，英国的DDP（断念和脱离项目）从2011年开始运转以来，效果不佳。在去极端化方面，英国还有一些其他项目，一个叫Channel（“沟通”）项目，参加者被认为具有恐怖主义倾向，但这个项目是自愿参加、放在社区进行的。还有一个项目叫HII（健康身份干预），主要是针对囚犯进行心理和宗教的教育，大都是一对一进行的。

从我看到的材料，英国内务部2018年委托有关机构对包括DDP在内去极端化项目的评估，结论是这些项目95%没有效果。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英国这些去极端化做法表明，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自然效果不会好。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手段，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来进行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2019年11月29日下午，在伦敦著名的地标伦敦桥上发生了恐怖袭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肇事者就是曾因恐怖主义入狱，后又参加过DDP项目的人。他的重新犯罪使整个英国舆论又哗然，公众对英国去极端化项目普遍感到失望。后来疫情袭来，英国政府又不得不提前释放一批与恐怖活动有关联的所谓“轻犯”，更是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愤怒，但英国公众对这一切确实是无能为力。

新疆通过教培中心等方法，有效预防了暴恐犯罪，实现了全民就业和脱贫，不仅治标而且治本。英国的方法治标不治本，结果标也治不好。但是现在问题是，做得差的、做得烂的居然来教训我们做得好的、做得棒的，真是岂有此理！当然，西方这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它使中国各民族人民前所未有地警惕起来、团结起来，使西方媒体和整个西方政治模式在中国人心中彻底走下神坛。

刚才我用三个案例——反恐、扶贫、去极端化，论述了我们可以通过知彼知己、国际比较、降维打击的方法来讲好新疆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知彼知己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要了解西方，了解西方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西方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的问题和危机，把我们的做法与西方的做法一一进行比较，在比较中确立一种发自内心的新疆自信、中国自信。

对于西方的造谣抹黑，我们不能老是选择被动地回应和解释。坦率讲要进行回应和解释的应该是西方，不是我们。对于早已居心叵测、劣质到毫无底线的西方媒体和政客，任何回应和解释都是没有用处的。我们是要嘲笑他们、调侃他们的愚昧和无知，把他们的谣言和盲点一个个揭示出来，对他们的造谣抹黑实行坚决地降维打击！

邱文平演讲：

今天我们谈谈美国（针对新疆）的问题，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重点针对新疆，是基于新疆重要的战略地位的现实考虑。新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和核心区，它辐射整个中亚和南亚。所以说我们新疆人民都知道，这些外界对新疆输入的暴恐音视频、暴恐分子，都是在域外大国的纵容和引导之下进入新疆的。这种“祸水东引”战略在新疆的破产，其实导致了美国的歇斯底里。

张教授说，针对新疆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动”、人权、宗教信仰问题，只不过是污名化的开头而已，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污名化同盟，逼迫大家站队，实际上就是个指鹿为马的故事。现在发现“指鹿为马”不太灵了，整个伊斯兰国家没有站美国那边的。帝国的强权就体现出，我不需要讲道理，如果讲道理我还当什么帝国呢？这就是流氓帝国主义的本质。

用“种族灭绝”这种弱智的谎言，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傲慢。它颠覆了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搞得民不聊生，但其实它的理由都是“洗衣粉”、“化学武器”、“人权”、“病毒”，所以说“种族灭绝”我们听来听去太耳熟了，这一招实际上很方便。

我很赞同张教授的说法，美国其实没想好怎么对付中国。所以说，提到宗教极端主义，源头就在美国和北约侵略伊斯兰国家，颠覆了合法的政府，制造了世界范围的难民潮，而美国还不愿意接收难民，它每年只审批一万名，而且还要一年的审批期。所以这些难民全部都跑到欧洲去了。实际上美欧之间的合作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而且美国现在进行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华浪潮，非常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这种偏执狂不需要讲道理地来进行迫害和打击。

《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应该是美国决策者抽搐式盲动的产物，意图把法案当成当年乔治·凯南的冷战报告。在战略重要性实际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和中国彻底进行全面的“帝国争霸”，这是一种冷战的思路。全面对华冷战的思路和战略必然导致全面围攻。所以现在对中国，只要能找得到的砖都往你头上扔，脏水都往你那泼。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和人权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围攻。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对西方放开学习，所以我们这代人或者更早一代人，其实对西方民主制度各种理论制度非常熟悉，因为当年我们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认真学习这些东西。其中泥沙俱下的各种理论都进来了，它长期扶持了代理人，理论洗脑的各色人马都会纷纷出场，所有领域斗争都会被扩大，此起彼伏、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做好这个精神准备。

首先，我们现在要出击，以攻为守。一切国家最核心问题都是内政，像新疆问题，我们解决了民生问题、思想问题，它就是稳定的，新疆人民能过好日子。人民的福祉是一切的根本，只有发展才会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大援疆的力度，把新疆打造成“一带一路”的核心枢纽，将来作为伊斯兰教和现代国家相互融合、相互适应的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第二，我们要发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完善中国的民族区域制度，完成宗教的中国化，这是最核心的东西。民族区域制度是中国的特色，总书记曾经专门说过，我们要保持自治区的存在，但是一定要加以完善，这些存在的问题要加以改进。

另外，在舆论上需要破除一种思维的桎梏。美国的意识形态投资已经高达32亿美元，“颜色革命”、“互联网自由”、“网络空间博弈”、“舆论和信息博弈”，它的相关预算这么高，专门成立了对冲中国影响基金，美国人全面对中国展开舆论战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

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妥协来求和平，但是用毛主席的话讲，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西方国家都是一神教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他们形成所谓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用“民主”、“人权”概念取代上帝的位置，一样具有一神教不宽容、不妥协的严厉特色。我的民主、我的人权就是上帝，如果和我不一样，就要党同伐异，是绝不宽容的。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际体系和美西方的“民主自由”——新瓶装殖民主义老酒的独裁制度之间存在竞争。我们今天回头看，欧美对中国非常不宽容，就是因为你的文明、制度和我不一样，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新疆的攻击，完全暴露出他们侵略和掠夺的帝国主义本质。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它无视任何事实，连像样的借口都不愿意找。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质疑美西方这种谣言和谎言，但是我更关心我们中国人自己人，有些人对西方的宣传半信半疑，更有些居然公然赞同，很多人“中毒”已深，希望大家有所警醒。

圆桌部分

主持人：“新疆牌”我们已经看穿了，我们有应对的办法。接下来在新疆这个议题上，它还会使出什么幺蛾子？

邱文平：新疆应该暂时告一段落了，这个牌现在打得漏洞百出。但它是一个全面的围攻策略，当它形成思路后，新疆、西藏是民族宗教问题，然后最核心在台湾和香港问题，所以这两天它已经转向台湾，香港问题也在不断地发酵，像组合拳一样。

我对新疆问题的判断是我们现在基本挡住了，重点移到了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当然我最担心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无论如何是中美之间发生热战的唯一的可能性。如果它（美国）越过底线我们不能不做出反应，因为现在它不停在底线上挑衅，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是一个战略决策的问题，对中美双方都是高度的考验。

张维为：新疆呢，最近有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加拿大参议院没有通过一个涉疆提案，微弱多数给否决了。实际上去年BBC采访我，有两次问到新疆问题，我发现他用词还有一点心虚。他说“据说是发生了”他用“据说是”，这是他们宣传的伎俩，“有人称”、“你怎么看？”……、他们并不是心里有底，因为这些事情太离谱了，动点脑子造谣好不好？不要弄得人家都觉得是笑话。

主持人：张老师您进一步地跟我们解释一下，国际对比是一个多么好的方法？

张维为：毛主席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最典型的经典案例就是疫情防控，如果没有西方疫情防控做得这么烂的话，可能到现在为止，很多中国人还会说我们没有做好，有太多的问题。但今天我们才发觉，我们做得是多么成功。

我上次和新疆朋友说了，新疆人口2600万左右，跟澳大利亚差不多。但是澳大利亚周边没有邻国，新疆跟八个国家接壤，很多都是疫区，但是新疆你疫情防控做得多好，到现在为止死亡是3个人。澳大利亚是在西方国家中疫情防控做得最好的之一，人口跟新疆差不多，死亡900多人。这就通过比较，把故事说出来了。扶贫可以比较、反恐可以比较、去极端化可以比较、疫情防控可以比较，好多可以比较，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不是一般的自信。

这对我们整个国际传播都很适用。现在一切在于国际比较，我自己因为实地走访了100多个国家，所以一讲到某个国家特别有底气，我知道你的成绩在哪里、长处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如果要进行比较，我们就坦率、实事求是，你有比我好的，我向你学习，你不如我的，我告诉你哪里不如我。所以这样心平气和一比较，人家听了也不得不服。

邱文平：这次抗疫（对比）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也看得很清晰，东亚文明尊重权威、集体主义、尊重政府和制度，相对防控还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像西方国家离谱到了视人命如草芥，这也可以是一种比较。

主持人：其实，让大家知道真实而美好的新疆，我们还有很多创新的做法，我们今天也请到一位来自上海静安区的援疆干部朱月明，您现在是在新疆的哪个地方做援疆的工作？

朱月明：我2020年3月18日进疆，现在在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阿纳库勒乡任职，在上海单位是芷江西路街道。

主持人：正好是（出现）疫情以后。也看到了从疫情发生一直到现在，新疆的人民的努力。想听听您的介绍，您有些什么样的实践，可以跟大家分享？

朱月明：从我切身的感受来说，在新疆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新疆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每一位干部手上都有自己的责任，一对一地看死盯牢，把所有可能的漏网之鱼、疫情盲点，全部管控住，保证了新疆面上不会出现疫情的泛滥。在点上，保证每一个人接受过（核酸）检测。

这是新疆整个管理方面的一种制度。从维稳来说，把这个制度很好地用下去，保证了新疆的长治久安。而且，我们到了新疆后，我们更关注的是新疆当地产业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在稳定红利不断释放之后，新疆必然迎来一个大发展格局。其中一定需要有一些支柱产业，拿我们巴楚县举例，我们是新疆最大的露天棉生产基地。但是在我们到新疆之后，我们感觉棉花确实好，也确实是新疆特色，但如果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希望多种产业并驱发展。

新疆是中国棉花主产区（图源：中新网）

像我们从今年开始和一家上海企业合作，推广了藜麦种植，这家企业目前在我们乡里面种了两千亩地，全部种植藜麦新品种。在收获的季节能种成功的话，将来还要开拓十万亩藜麦种植，把我们巴楚县打造成中国的藜麦之乡。

所以我在巴楚工作，心里充满了希望，对我们巴楚当地发展前景也充满希望，很希望在我们这一批援疆结束任务的时刻，真的能打造出一个巴楚藜麦之乡的品牌。让大家知道，我们新疆不只有棉花，还有藜麦。

主持人：你们努力的这个过程会有其他的展现方式，让大家同步跟进这个产业的变化吗？

朱月明：现在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相机，在记录着我们新疆的变化和发展。我们新疆一些当地的网红自己会去宣传，我们做得好的一些产品，很多网红自发地去拍摄。包括我们其它产业的一些发展情况，都有一些自媒体在跟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现象，让外人看到我们最真实的新疆的发展和变化，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新疆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张维为：西方已经把中国整个国家、新疆描绘得如此之黑暗，完全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我们把一个正常、繁荣、发达的社会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通过互联网传遍整个世界。所以这个谎言一下子就破产了，两亿人次去过新疆，他们都有视频、有照片。

实际上我曾经提过一个想法，请外国记者比较客观地，或者稍微有点偏见也没关系，但不要过分，跟我们的乡党委书记、县委书记或者普通党干部一起工作一天。用8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看我们书记是怎么工作的，这对他们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了解中国共产党、我们基层干部每天做多少事情，是很有帮助的。

观众提问

观众：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甄别西方为了分裂中国，从而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手法？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该警惕哪些暗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维为：我觉得新疆、西藏是多个层面，一个民族问题，就是维吾尔族、藏族和汉族的矛盾，他们（美西方）经常想利用这个来挑动民族斗民族；还有一个宗教问题，就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我们汉族之间的宗教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矛盾。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把问题说清楚，中国的宗教传统比西方伟大得多，是非常包容的，我们儒释道历史上是和平相处、取长补短、互相包容的。所以中国历史上肯定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战，过去有过冲突，但是没有宗教战争，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其实核心的经验就是宗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不能干预政治，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原则。

如果你碰到人家问到西藏、新疆宗教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这一点，我们的传统非常伟大，一直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但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你干预政治，我们要制止你。

民族也是，他们（美西方）经常讲，为什么维吾尔族不能独立，为什么藏族不能独立，我有个经典的反驳方法：我说你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吗？上万个民族，只要是一个民族就可以独立的话，那明天就世界大战，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有很多，西方为什么要鼓励民族斗民族，我们有非常好的合作共存传统，互相帮助、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的传统，我的做法比你高明。

港台情况更多涉及政治，但我觉得也可以说清楚，我们网民很聪明而且很有智慧。过去航空公司说台湾也是国家、香港也是国家，我们网友发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改，因为我们网民多，中国市场大。所以网民会自动地发现它出了什么问题，包括它的广告、地图、落款，很多问题过去确实大家没怎么注意，现在网民对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邱文平：对，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可以举个小的例子。现在大家都知道民族自决原则是正确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一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来之后，丘吉尔当时就说，你这个原则得以实行就是我大英帝国的末日。

这个原则后来实行了，那我们看到大英帝国解体了、奥匈帝国解体了、苏联解体了，但是美国为什么这么提呢？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的民族观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它没有民族。

它这一招是只杀伤敌人，用来肢解它的对手，对自己一点损失都没有，这个东西在政治上杀伤力非常大的。这个政治正确的东西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图，有时候没有经过仔细甄别，你不知道它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很多西方政治学理论是否定我们国家制度的合法性的。我们讲自己的道理，讲自己的制度，就看看今天这个节目，就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观众：BCI(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这样一些组织，其实并不能够有效维护他们成员的利益，但却有那么多成员选择继续追随他们，背后有包括意识形态等等的原因。我们如何突破西方的封锁，制定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属于自己的这样一套秩序呢？

张维为：BCI本身，是西方很擅长的一个做法，就是制定标准。这个标准一旦形成共识之后，就变成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可以强加给所有的它想强加的人，背后有很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在跟西方话语斗争中，我们要研究，甚至某种程度上借鉴。

现在BCI实际上也有点紧张的，好像它已经把关于新疆的声明从网站上悄悄地撤掉了。有些公司还是相当紧张，它两边都不想得罪，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长袖善舞的空间非常大，完全可以逐步形成自己的标准，强势地推出去。还有反制，我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根本不害怕你，中国人民都会团结在制裁它的口号后面的。

邱文平：以我个人的观点，我们庞大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我们以后要善用这一点，我们可以放手去让商业公司（设置标准），像我们在非洲的传音手机。可能国内的朋友不太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人家在非洲绝对的销量第一。其实就是设置标准了，这其实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

张维为：从奥运会看得出来，实际上中国这次金牌数第二，跟美国就差一块，但是我们在影响奥运会标准方面是远远落后于别人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像太极拳到现在都没有进去，西方可能几十年的运动就进去了，比如街舞。我们要是真的借鉴西方的经验，乒乓球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十个金牌、二十个金牌都有可能。现在被人家限制，要有非常强的意识，我们标准一定要进去。

主持人：您刚才说非常强的意识，这个确实是这些年的变化，可能以往大家没有认识到，或者说因为有些规则，西方一些国家设计的隐形的东西，我们那时候不太了解。但现在大家越来越看明白，越来越有意识发现这个问题所在，这一点很重要。接下来就是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调动企业也好，社会力量也好，怎么去做一些对这个隐性的看不见的力量的突破，有更多的实践。

观众：这些年来外国媒体一直在抹黑我们，造成一个情况：大家对外国人采访这件事情，变得有点敏感，也有点抵触。之前我看到一个视频，郑州暴雨的时候，有个德国记者在郑州进行采访，大家都很警觉地跑上去听听对方在讲什么，有没有抹黑我们。但他们制作出来成品，用“暴徒”两个字来形容现场的民众。两位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另外如果我们平时遇到外国媒体对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张维为：当时郑州街头百姓，把他当作BBC的记者，因为BBC的记者之前做了一个关于郑州洪水的报道，确实不真实。然后（群众）说你不能这样，但没有到“暴徒”，这个词用得过分了。但你可以理解，西方媒体它有时候会这样，这是常见的，哪怕只要放个天安门的照片，它一定放个警察，它就是要给你一种暗示，碰到中性的事情它可以把我们往坏的方面想、报道，这经常出现。

德国之声记者郑州采访被民众围攻（图源网络）

但我觉得总体上对于外国记者不要回避，毕竟还有相当比例的记者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一些官员应该出来说话，见记者的时候，他们有点害怕，我们有时候防守有余、进攻不足，人家给你个机会让你的声音可以传到世界去。

你看我自己的态度是，如果是BBC采访我，我说你是录播还是直播？录播我是一般有点犹豫的，直播我几乎都愿意参加，因为它一下子拦不住你，这样你的声音就可以传出去。当然背后就是要真的发自内心的自信。

邱文平：我说第三点，就是破除对于带着话筒的人的权威性。任何国家的记者到中国采访，你有我了解自己的国家吗？你有我了解我的城市吗？比如到新疆采访当地人，新疆情况怎么样？一个外国人连汉语都不会讲，怎么可能有我了解我自己的家乡呢？所以说破除这种迷信之后，你就很有自信了，这地方只有我了解，是我给你上课。有这个观点后，尤其年轻一代开始平视西方人了，然后讲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