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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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值得警醒的年份。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让这个红色组织明白：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还秘密创建了情报保卫系统。毛泽东（右一）、周恩来（右三）、朱德（右二）等在陕北
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记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1927年5月成立的特务科就在隔壁的东厢，负责人为顾顺章。
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科工作十分活跃，侦获不少重要情报。
小青年杨公素奉命外出侦察，证实夏斗寅部队正在宜昌调集兵力。这样，在5月17日夏斗寅发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之前，共产党就提前做了准备。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科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科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系统，为何比国民党早？这是因为，中共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从事地下斗争，必须高度警戒自身安全。其实，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可以说“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
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期之中遭遇巡捕检查，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
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工作系统。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1925年，中共中央选派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到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保卫工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立作准备。直到1927年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才有了专门机构。
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汪精卫武汉分共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军委“特务工作科”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不过，这个“科”的停运，并不意味相关工作的结束。不久，中共又成立了另一个级别更高的情报保卫组织。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最激烈的情报战！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 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
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武定路930弄14号，原修德坊6号）
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
1928年2月，就在中央特科成立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些早期的情报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 “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中共“特科”的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此前称为“总部”，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频繁召开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里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
中共中央特科旧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此举行
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共暗中支持，成立了一个由宋庆龄任主席的社会团体“中国互济总会”，通过法律程序公开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却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性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
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又名杨登灜）。国民党在南京成立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于是，国民党侦察中共中央机关的驻沪特务系统，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文，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向法国人提供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不涉政治，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秘密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曾积极营救李大钊，多次提供情报。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处。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难以到达中共手中。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四成里（上海巨鹿路391弄）新旧对比图，弄内12号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由此可见，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着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的诞生。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担任译电员。
特科虽然保密，却还需防火墙。周恩来另设一些平行的秘密机构，其人员与特科互不交叉。中央交通局负责秘密传递文件、情报、物资和人员，中央军委的情报机构主要侦察军事情报。
中共自创立起就有党内交通工作，1927年创建特科组织的同时，也创建了内部交通科和外部交通科，建成了通向各地组织的三条秘密交通线。1928年底，又调来1924年入党的吴德峰，全面建立上海中央机构与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擅长秘密工作的吴德峰，两个月就组成了交通网络，1929年输送中央文件5523件，输送各地给中央的报告4687件。1930年10月，升格成立直属中央的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全力打通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建立东、西、南三条线路。交通局不仅输送密信，还负责护送干部、输送物资和资金。
上世纪50年代，吴德峰（右）、戚元德（左）夫妇与邓颖超合影
全党处于非法状态，需要保密的不只是情报保卫系统。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方式。就是红区根据地的党组织也不公开，军队中的党员身份也保密。
以中央特科等秘密机构的创立与战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尽管有了系统的组织和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对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不过，国民党那边的特工负责人徐恩曾又何尝没有致命失误呢。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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