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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wenboling2020）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有这样的人生履历，会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你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做过县长，老实巴交的父亲做了公务员，工资不高却能保证全家衣食无忧。
这样的家境，未必能给你留下多少财产，但能给你优良的家风、开拓的眼界和不甘人下的志气。
虽然年少的时候，祖父和外祖父去世导致家境没落，但你的个人能力非常优秀，在外省读小学期间，便得到老师的赏识，感叹一声：
“教书几十年，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你不负恩师的期望，16岁考入全国知名中学，被校长称为“宰相之才”，因此经常请你到家里吃饭，和未出茅庐的你谈论国家大事。
你继续发奋努力，20岁的时候出国留学，虽然没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文凭，但游历了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世界发达国家，对各国的风土人情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留学期间，你和同学们信仰了一种主义，并且成立了追求主义的组织。此时国内也成立了同类型组织，你决定说服同学们，和国内的组织联合起来，成为其下级机构。
因为这件事，你成为国内大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随即有了无数志同道合的同伴，事业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创办组织的同时，你在德国遇到一位纵横沙场近十年的将军，他为了追求理想才找到你，你们结为莫逆之交，友谊保持一辈子。
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的年纪，便能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人格魅力不用多说，妥妥的青年豪俊。
要是在游侠盛行的魏晋南北朝，这就是奔走江湖的曹操、祖逖、刘琨一样的人物。
而你也被恩师推荐回国，到广州一所军校做领导人之一，授予将军衔，麾下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此时的你只有27岁。
在别人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时候，你已经什么都不缺了，组织、社会地位、信仰、工作乃至爱情，你都有了。
好了，现在睁开眼睛，问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履历到底有没有代入感？
如果实在没有代入感的话，你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这身开局神装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它只属于一个传奇人物——周恩来。
那个请他吃饭的校长是张伯苓，参与创办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结交一生的将军是朱德，回国任职的军校是黄埔军校。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此时的周恩来意气风发，特别希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
如果换做是你，恐怕也会非常自信，有一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但命运犹如过山车，给了周恩来远比其他人强大的神装，也让他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失败，从命运的顶峰狠狠抛下。
而这些失败对青年豪俊周恩来的打击，远比世人想象的更深远。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举刀屠戮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随后以英美列强做背景板，和江浙财阀组成南京买办政府。
我党为了生存，也为了挽救革命，便决定以叶挺、贺龙的两万部队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起义的全部事情。
激战到清晨，起义部队已经全歼守军3000多人，缴获子弹70万发，各种枪支5000多，可谓是大获全胜。
这个时候，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起义基本成功，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波折，便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准备夺取出海口，接收苏联援助，然后积蓄实力举行第二次北伐。
离开南昌城，起义部队便成为孤军，基本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千里行军意味着没有友军配合，很容易被敌军偷袭。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南昌起义部队损兵折将军心动摇，很多人趁乱离开部队另谋出路。
周恩来不得已在三河坝分兵，给朱德留下4000人，让他们打阻击，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10月3日，周恩来主持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他检讨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包括战术失误、情报疏忽、轻敌等等。
叶挺说，以后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的。贺龙亲手拉起来的部队都没了，心情最差，说不甘心，要回湘西卷土重来。
结果会议没开完，便有敌军来攻，会场一片大乱，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突围而出，路上遇到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才坐一艘小船渡海到了香港。
聂荣臻用绳子绑在桅杆上，才没有掉到海里，可想而知过程有多凶险。
而此时的周恩来正发高烧，昏迷不醒，完全是被叶挺和聂荣臻抬到香港的。
一是连续急行军，吃喝睡都没有着落，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
二是失败对周恩来的心理打击太大，堂堂两万大军，不到两个月就剩下三个人，做为起义最高领导的周恩来，心理上肯定有过不去的坎。
说好革命成功解放全中国，现在几万人死了，如何面对他们的热血，如何面对几万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家庭？
而且南昌起义是党的重要行动，结果在自己手上失败了，以后的革命事业怎么办？
南昌起义的失败，也让周恩来第一次对自己发问，我到底行不行？
不过周恩来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青年豪俊，一次失败不能摧毁他的意志，在香港养好身体之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28年4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由于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是个大老粗，完全是因为工人身份才被苏联相中，没有任何能力主持中央的工作，于是年底回国以后，周恩来成为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他重建了领导北方的顺直省委，并派聂荣臻和贺昌到顺直工作、给井冈山的红四军写“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思想、向其他根据地派驻人员建立党的领导等等。
中央特科是秘密部门，专门在暗线工作，做一些不方便在公开场合做的事，其下设立四个科：
从苏联回来以后，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共同领导中央特科。但向忠发是挂名领导，顾顺章是听命令做事的，所以中央特科的领导就是周恩来。
而他最倚重的，就是陈赓做科长的情报科，以及顾顺章做科长的行动科。
一个负责搞情报，一个负责杀人，配合起来天衣无缝，中央特科在上海迅速闯出名堂。
凭借中央特科的武力，周恩来才能领导中央机关，在上海站稳脚跟，指挥全国革命运动。
也正因如此，1930年初的李立三夺权和1931年的王明夺权，想处理革命工作都离不开周恩来配合。
但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1931年4月，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抓捕，随即叛变，向国民党供出全部秘密，紧接着向忠发被捕叛变。
上海的中央机关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所有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中央便失去继续留在上海的可能。
同年王明去莫斯科，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留下博古等人执行他的命令。年底周恩来进入苏区，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再过一年半，临时中央彻底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
顾顺章是他的左膀右臂，结果却毫不犹豫的叛变了，即便别人不说，他自己也会想，是不是我识人不明？上海的中央机关被摧毁，我该负多大的责任？
继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上海的工作也失败了，到底是为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出现在周恩来的脑子里。
革命局势没有给他太多的反思时间，进入中央苏区的周恩来，还想再试一试，用自己的方式给中国革命做贡献。
他接替项英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但他不同意边缘化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批评毛泽东的时候，他还站出来给毛泽东说话。
甚至在“宁都会议”正式批判毛泽东时，他都是做“温和有限”的批评，留了一丝余地。
之所以这么做，他其实是想压下苏区创始人的威望，组建以自己为中心、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为助手的工作班子，团结起来干工作。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转移到苏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合并，直接指挥苏区的各项工作。
而博古不懂军事，委任李德为军事顾问，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即便后来重新成立军事委员会，也是任命项英为主席。
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便失去决策权，只有执行权。
由于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他就成了参与决策的最高执行者，做出成绩是临时中央领导有方，出现失误是周恩来执行不到位，地位太尴尬了。
转移到苏区没多久，遇到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半吊子李德纯粹瞎指挥，博古也是个愣头青，李德说什么就是什么。
毛泽东回后方的时候说，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结果坐了几年冷板凳，也没人发电报找他。
到了湘江战役以后，8.6万红军只剩下3万人，当时的中央领导心态都崩了。
常年看不起中国革命家的李德，垂头丧气不说话。博古经常取出手枪，对准脑袋模拟自杀。还是聂荣臻劝他，枪不是闹着玩的，博古才没有扣下扳机。
周恩来倒没有留下类似的故事，但那是他的涵养优秀，不是他神经大条不当一回事。
毕竟是几万条人命，毕竟是千万人口的根据地，说没就没了，做为参与决策的最高执行者，周恩来怎么可能没有心理负担。
自从记事以来，周恩来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同代人里出类拔萃，放眼全中国，也很少有人和他一样优秀。
参加工作之后，周恩来雄心万丈，誓要给中国革命找出一条路，并且在这条路上，建立自己的事业，留下自己的名字，造福自己的同胞。
所以领导南昌起义周恩来当仁不让，在上海指挥全国革命周恩来非常自信，进入苏区要创始人毛泽东做他的助手。
但他的选择都失败了。不管巧合也好、必然也罢，终究是失败了。
这一系列的失败，对于别人来说，无非是换个工作而已，可对于周恩来这样的天之骄子，失败否定了自己的坚持，更摧毁了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自信。
用玄幻小说的世界观来说，道心崩溃，意味着前方路断。
可能有人不知道，周恩来主持的工作为什么失败，但毛泽东看明白了。
1957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聊天，说准备卸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问有没有接替的人，毛泽东便和他点评党内同志。
第一个是刘少奇，政治坚定原则性强，但不够灵活。第二个是邓小平，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很有发展前途。第三个是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弱点是个好人。第四个是朱德，德高望重却年纪太大。
从周恩来一生的功业来看，他确实是好人，爱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尽瘁、忠于国家和人民等中国美词，周恩来都当之无愧。
但做领导，尤其是最高领导，往往需要用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不计较眼前的虚名只要万世功业，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能躲避，必须勇往直前乘风破浪。
南昌起义失败，两万人血染疆场，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产国际有分歧，他没有反驳，而是想在执行中做到两全其美。他不赞同临时中央的决策，也没有旗帜鲜明的反抗。
政治这种事，永远是极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间调和，只能两边不讨好。
毛泽东看明白了周恩来，长征路上，周恩来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内心终于想到一句话：“我不是帅才。”
于是周恩来在黎平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向贵州西部走。
到了遵义会议，周恩来和博古、李德彻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然后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持毛泽东出山。
虽然毛泽东的身份是“周恩来的助手”，但是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地位便彻底颠倒过来。
因为“四渡赤水”这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仗，周恩来做不到。助手做到了，主帅做不到，那么助手便成了主帅，主帅成了助手。
直到多年后，周恩来和工作人员说起四渡赤水，还是心驰神往，说不知道四渡赤水，就不知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写的多精彩。
现在的人读党史，只看到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举手，却没有想到，这么光芒璀璨的人，为什么会坐在那里举手。
三次重大失败摧毁了周恩来的道心，然后在一片废墟之上，周恩来涅槃重生，重新塑造了真实的自我。
如果说毛泽东是天生奇才，那么周恩来就是你我一样的凡人。
上学时总以为自己是睥睨天下的英雄，被社会暴打之后，才能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在新的人生阶段，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事业。
长征是毛泽东成长的炼狱路，也是周恩来重生的涅槃路。
长征是周恩来重塑自我的起点，但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以后的人生定位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那时的周恩来，经历过“西安事变”的磨练、国共统一战线的分歧，也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亲眼看过抗日根据地的繁荣，还去苏联养伤近一年。
可能就是这一年时间，让他有机会远离中国纷扰，思考了一些个人问题。
他想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应该是辅佐毛泽东的“宰相。”
什么少年雄心、什么天之骄子，那些虚幻的东西有什么用，直面现实才能解决革命的大问题，以及个人的小问题。
1940年，自苏联回国不久的周恩来，要去重庆工作。他带着工作人员一路南下，路过陕南的时候，周恩来让司机停车，然后通知工作人员一起看古迹。
工作人员不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破古迹有什么可看的。
周恩来也不多说，自己悄悄念叨：“留侯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留侯是汉初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的祖师爷，他不是征战沙场的大将，也不是反秦灭项羽的领袖，而是汉高祖刘邦的私人谋士。
每当刘邦犯错误或者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张良便走上前去，给刘邦分析局势，然后给出中肯的建议，让刘邦选择。
最后刘邦用张良的谋划，指挥千军万马征讨天下，开创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张良以刘邦为媒介，做出自己的功业，赢得生前身后名。
周恩来评价张良：“他不是帅才。”联系到他说自己不是帅才，意思不能再明白了。
周恩来专门拜访留侯庙，看着张良的塑像和牌位，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贯通两千年的时空。
从留侯庙出来，周恩来带着工作人员，又去看了萧何追韩信的遗址。虽然不知道遗址的真假，但周恩来不是考古，而是借古抒情。
汉初三杰辅佐刘邦开创大汉王朝，张良和萧何占了两个名位，一个负责谋划，一个负责执行。
现在周恩来能在会议上出谋划策、分析局势，还有超强大的执行能力，恰如张良和萧何的结合体。
萧何和张良是两千年前的周恩来，周恩来是两千年后的萧何和张良。
至此，周恩来完成涅槃重生，犹如凤凰展翅啼鸣九天，即将辅佐毛泽东真龙遨游奔腾四海。
到重庆工作之后，周恩来还专门去成都，看了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站在武侯祠的游人中间，周恩来念了两句杜甫的诗：
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同样让周恩来心驰神往。
他的后半生，工作上类似于张良和萧何的结合体，一手参与决策，一手抓执行，和毛泽东相辅相成，给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
东晋年间桓温西征蜀地，功成后，桓温在成都见到给诸葛亮做过小吏的百岁老人，他问老人：“如今谁能和诸葛丞相比肩？”
那人说：“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意思是，诸葛丞相在的时候，感觉挺正常，但自诸葛丞相去世之后，便再也没见过能和他比肩的人。
他做总理的时候，中国人都觉得，国家总理和干部就应该是这样的，可自周恩来去世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总理，也没见过这样的干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长征路。
不辜负曾经的努力，不放弃自己的理想，遭遇挫折磨难之后调整人生定位，闯过自己的长征路，活出新的生命。
本文作者温伯陵，来源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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